现代西方学者论及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时，常常以"”中央王国”（Central Kingdom) 来称呼中国。这里面其实常常含有讽刺意味，意指中国人一直自以为世界中心的情结。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把最早的世界地图献给中国皇帝们时，他们都对天朝被标在世界的东方一角气愤不已，最终，传教士们只好把天朝平移到世界中央才了却了争端。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悠久，“史起夏商周”嘛，至少是4000年整了。那么最早的“中国”概念来自何时呢？

追根溯源，“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梓材》中（公元前六世紀），其中记载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矣，能远拓其界壤，则於先王之道遂大)。同时期的《诗经》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百姓辛劳，可使安康，加惠中原，安抚四方）。此时“中国”的含义仅仅是周朝人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他们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而四周的民族则分别被他们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那时周天子管理的“中国”，只有关中和河洛地区，范围并不太大，但文明程度远远超越四周的蛮夷民族，并且开始自认是世界的中心了。也难怪，就在那个世纪令后世百代敬仰的老子，孔子，孙子等，都开始相继横空出世了。

在同时代的欧洲，梭伦在公元前594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奥林匹克运动在古希腊如火如荼地举行，希腊文明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希腊城邦国中，以雅典和斯巴达最为强盛。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崛起，在控制古希腊全境后，亚历山大大帝挥戈东进，击败和灭亡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并且继续东征，一直打到兴都库什山（今阿富汗境内）和印度北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就是欧洲人当年心目中已知世界的最边缘，全然没有东亚华夏大地上战国诸雄的概念！当山哥每每看到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大军的马其顿方阵的画面时，总要忍不住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打到“中国”大地，与商鞅变法后的秦军或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大军相遇，看看谁是世界第一，那才有趣！

公元前6世纪，欧亚大陆腹地的近东地区（这是一个明显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名词，相对而言，中国则成了远东），古巴比伦帝国崛起了一位在旧约圣经中有详细记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大帝(参见圣经《以斯帖记》)。他成为了古巴比伦最伟大的君主，兼并了包括犹太国在内的许多近东地区民族国家。他建立了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在他去世不久，古巴比伦帝国就被这个地区一位新的伟大君主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流士二世大帝所灭亡。在此之前，巴比伦和米底亚（与波斯同属伊朗高原古国）王国联合灭亡了赫赫有名的亚述帝国。而新崛起的波斯王居流士先后灭绝了米底亚，吕底亚（今土耳其境内）和巴比伦。居鲁士执行宗教宽容政策，他允许被征服者供奉自己本族的神祇。在此半个世纪以前，巴比伦人曾经两次进攻耶路撒冷，焚毁了犹太教的圣殿，将犹太权贵和工匠虏回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当犹太人哀叹何时才能结束流亡生活的时候，却得到居鲁士的诏令，允许他们回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犹太人欣喜若狂，在圣经《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中，先知们将居鲁士称作“上帝的工具”，上帝应许他“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居流士大帝的波斯帝国成为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连200年后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对他的墓葬表示满怀尊敬。

而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南亚，古印度文明也进入相当高级的阶段。在古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基础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最终成为对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历史和现代影响深远的世界主要宗教之一。佛教后来以十分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2000余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的之一。山哥的近亲里也有数位虔诚的佛教徒。故此山哥对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饶有兴趣。当然，在某些佛教徒的视野里，中国不会是世界的中心。那位大名鼎鼎的达赖喇嘛宣称自己是“印度之子”，便没有什么奇怪了。正如获奖小说“尘埃落定”里所说，藏族政权归属中央王朝，而他们的信仰文化之源是印度。斯大林主义者挂在口边的名言是“罗马教皇有几个陆军师？”，他们是永远无法理解何谓软实力的奥秘的。

毫无疑问，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亚欧和非洲大陆的交会地带。这里在地理上也是旧大陆的中心。最早的文字，城市，农业，铁器等都产生于这个地区。世界最主要的几大宗教也起源于这一地区。这里也是古代战争频繁发生之处。偏居旧大陆最东端的中国，在过去四千年享有远远高于四周边缘民族文明的优势。虽然也常常遭遇这些入主中原的蛮夷的涂炭，但中国人的人种，文明的连续性却保存得比那些旧大陆其他靠近地理中心的文明古国完好得多。因此中国人的确不应自卑，更不该怨天尤人。我们其实已经享福太久了。

当然，在大航海时代来临和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之下，欧日美大批不速之客自海上和陆上接连叩门。俄罗斯的铁骑和轮船也频频侵入东土。中国的世界中心梦也被痛苦地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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