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這個題目，有的同志可能提出疑問：“你這個提法有根據嗎？”回答：有根據，有大量史料為據。這是歷史，是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請先看胡喬木為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寫的題為《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日》的社論：

　　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傑斐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布了民族的獨立。美國的獨立是處於這樣的歷史條件：它不但代表美國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國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國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而與美國當時的保皇黨——大地主、大商人、職業宗教家的集團相對立，這樣，領導獨立戰爭的華盛頓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務，同時也完成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任務，而被選舉為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大總統了，同樣，傑斐遜總統，不但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時也是消滅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這個事實，就說明了美國獨立運動的豐富歷史內容，也就說明了美國為什麼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而且直到今天，也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民主世界的雙璧。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些社會主義的偉大思想家和行動家，對於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進步作用，從來都是給予最高度評價的。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有其光榮的歷史傳統，美國的獨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對外戰爭與更長期的對內鬥爭中完成的。列寧說，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正因為如此，美國的民主派領袖傑斐遜和傑克遜，美國民主黨的這兩個創造者，在他們的鬥爭中甚至被他們的政敵指為“共產主義者”和“赤化分子”。美國窮木工的兒子林肯，他所領導的黑奴解放戰爭被馬克思稱為“開始了勞動階級興起的新時期”，而在實際上，他與馬克思所領導的美國共產主義者和歐洲共產主義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擔任他的軍官，這樣，他就更有理由被當時的反動派指為“共產主義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後這些頑固分子竟然暗殺了他……

　　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

　　7月4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摘自《胡喬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0—133頁）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毛主席8月底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主席提出問題，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頁）

　　以上史料說明：當時身為毛主席政治秘書的胡喬木寫的社論完全符合當時毛主席的思想，是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闡發。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華日報》也發表了多篇文章，讚頌美國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該報發表的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1944年7月4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這篇社論的內容與《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完全相同。可見這是黨中央、毛主席發的統稿。

　　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又發表社論《紀念傑斐遜先生》，該文讚揚這位《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權利法案》的倡導者，“以對人民的無比的信心與堅決的態度，在這新世界上的新國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社論指出，“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公正勢力所侵犯和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可是在今天還有人想用醜惡卑劣的方法來鉗制人民的自由，剝奪人民的權利”，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這篇文章不只是從制度方面來論證民主，而且從普世價值觀方面來申明“人有天賦的人權”，“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就更加珍貴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該文大力譴責美帝國主義支援蔣政府打內戰，干涉中國內政。社論強烈要求美國撤走駐華美軍。但即使在這個時候，這篇文章一開頭仍然肯定美國的《獨立宣言》指出的“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的林肯。社論號召美國人民和民主力量發揚《獨立宣言》的精神，改變美國現行的政策。並且堅定相信，在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聲援下，中國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種困難，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國家。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只是通過《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媒體發出爭取民主自由的聲音，而且親自出馬，多次和美國人赫爾利、謝偉思討論民主。

　　1944年夏，日本敗局已定，美國政府希望戰後的中國，仍由蔣政府統治，但要他進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國總統派前國防部長赫爾利少將於9月來華。在重慶時，赫爾利向中共領導人董必武等表示訪問延安的意願，然後於11月到延安，和毛澤東等多次商談。赫爾利曾提出一個關於國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滿意，經過反覆磋商，由毛澤東修改、補充定稿，由赫爾利代表美國總統簽字，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簽字。該協定有五條，其中第一、二、四、五幾條主旨為國共和抗日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作，組成聯合國民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共同努力，以迅速打敗日本侵略者。

　　這五點協定由赫爾利帶回重慶後，為蔣政府否決，未能施行，中共曾因此譴責赫爾利不守信義。雖然如此，這個協定的第三條，充分反映出毛主席當時對未來民主的新中國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如下：

　　“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並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691頁）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時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兼任蔣介石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要求華萊士向蔣介石交涉，蔣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當時號稱“中國通”的美駐華大使館二秘謝偉思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延安住近三個月，多次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交談。

　　在交談中，毛主席表示中共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對分裂的立場，同時，也談到對美國的民主的肯定和嚮往。毛主席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謝偉思說：“把我們軍隊當作一支政治宣傳部隊來使用是不允許的，我們沒有像共產黨政治部那樣一類教育軍隊和指導這類工作的機構。”

　　毛主席說：“即使你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宣傳，但只要他們出現並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產生好的影響。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歡迎他們在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它需要把他們加以隔離，不讓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現在你們究竟有多少美國觀察員在前線？我們樂於讓你們的人到處走走。國民黨卻擔心大量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他們害怕美國人登陸僅次於他們害怕蘇聯參戰。

　　“從相反的另一方面來看，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如果美國人分布得很廣泛，他們對國民黨就會產生一種約束作用，國民黨要製造麻煩就更加困難。昆明是一例子，那個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為在這麼多美國人的眼皮底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拿這一點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國人非常少，特務就橫行無阻。”

　　謝偉思及時地詳盡地把毛主席的這類談話內容向美國當局報告，並同意毛澤東提出的意見，建議美國支援中國抗日的武器，也應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給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由於這些報告和建議，在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麥卡錫主義橫行時，謝偉思受到迫害）。後來有人把謝偉思的報告翻譯成中文，其中關於毛主席談美國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的《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發表。

　　抗日時期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歷史已成為中外學者們研究的熱門課題。曾經和謝偉思、鮑大可、奧克森伯格等“中國通”以及史迪威後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寫了一本題為《影響白宮對華決策的“中國通”——一位前外交官的採訪手記》的書，於2003年1月在時事出版社出版。書中有關毛澤東與謝偉思談話部分，引用了胡喬木寫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社論中的名句：“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

　　作者金先宏先生據此說明：“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對美國的期望及對中美合作的憧憬不僅是形勢的需要，也是長期的戰略思考。”同樣，我們也可以說，《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所發表的讚頌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價值觀的大量文章，其實也是對毛澤東當時的思想的宣傳和闡發。這種宣傳對大後方如昆明、成都、重慶各地的民主運動起過巨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取得了最高領導的地位，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大權獨攬，發動了多次的政治運動，在經濟上違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巨著中反覆強調的允許包括個體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的政策。政治上，他違反了當年主張並積極宣傳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萬冤假錯案堆積如山，連開國元勛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都被整死。當年許多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為爭取民主自由奮力拼搏，但建國後卻被殘酷迫害，許多人被摧殘致死。

　　有人為毛澤東辯護，說他在抗戰時期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只是為爭取美援的一時策略。這種論調是十分荒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厭詐，聲東擊西，設置疑陣，以迷惑敵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殲之，這是可以的，無可非議的；因此而打了勝仗的部隊還應得到表揚。但這只限於戰時對付敵人，而不應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上。

　　粉碎四人幫以後，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稿時，1980年6月，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61頁）同年8月，鄧小平又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來但是沒有做好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鄧小平思想年譜》第172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黨在平反冤假錯案方面，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我國社會今天仍存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貪污腐敗日益嚴重等重大問題。在抗戰期間，毛主席曾大力倡導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國執政以後，就違反了自己正確的東西。現在我們應該重申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民主改革，把我國建成為一個高度民主的民富國強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總編，現已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