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中國的命運

1923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小說月報》第14卷第10號出版。在“海外文壇消息”專欄里，茅盾（沈雁冰）發表了《奧國現代作家》一文。

這是卡夫卡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刊物上。他被譯為“卡司卡”，描述為一位抒情詩家，並列為表現派戲曲的創始人之一，與格特司洛、萊茵哈特、維爾弗等奧地利作家並列。

那時，北京和上海的文人正熱衷於新文化運動後的外國文學譯介，《小說月報》等刊物定期刊載歐洲文壇動態。卡夫卡只是眾多外國作家中的一個名字，隨其他名字一同被提及，又一同被遺忘。

1930年代初，提及逐漸增多，但仍零散。

1930年1月，《小說月報》第21卷第1號上，趙景深撰文介紹德國文壇，用數百字談到“卡夫加”。1936年6月1日，《現代》雜誌第5卷第2期，刊出趙家璧翻譯的德國作家雅各布·瓦塞曼《近代德國小說之趨勢》，專辟一節討論“猶太作家考夫加”。

這些文章在左翼文壇和現代派雜誌間流傳。

北平的大學課堂里，教授偶爾在講課中作為旁註提及。上海的咖啡館和書店，青年作者在煙霧中交換刊物。卡夫卡仍只是遙遠歐洲文壇的一個輪廓，被左翼批評家謹慎掃過，未引起較大注意。當時戰亂陰影已籠罩中國，文人更多關注本土問題，這些異域文字只能在狹窄的文學圈子裡流傳。

1944年11月15日，陪都重慶的《時與潮文藝》第4卷第3期上，孫晉三發表《從卡夫卡說起》。這是國內第一篇專門介紹他的短文。當時重慶街巷硝煙未散，紙張短缺，印刷條件有限，但這篇文章讓“卡夫卡”這個譯名穩定下來。

1948年，天津《益世報》刊載葉汝璉從法文轉譯的卡夫卡日記片段，這是最早的直接譯卡夫卡在中國最初被誤認；後來作為毒草被有限翻譯；最終，一代經歷過荒誕現實的人，在他那裡認出了自己。文片斷。天津的租界舊樓里，文人夜談，這些日記片段被小心抄錄和傳遞。卡夫卡的影子在戰亂中觸及少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卡夫卡的名字迅速從公開視野消失。

新政權確立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主導創作原則。要求文學必須反映階級鬥爭、展現社會主義光明前途、塑造工農兵英雄形象。西方現代派文學，包括卡夫卡的作品，被整體視為資產階級頹廢文學的代表，帶有強烈的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和悲觀主義色彩，與新中國需要的“健康”“向上”“戰鬥”的文藝要求格格不入。

1950年代初，全國開展文藝整風和思想改造運動，左翼文壇內部也進行自我清理。過去在國統區活躍的左派文人需適應新體制，重點轉向歌頌新中國建設。大學外文系教材和課堂教學大幅調整，重點學習蘇聯文學（如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作品，西方現代派被列入“需批判”的範疇。

1958年出版的一部有影響的文學史中，甚至沒有提到卡夫卡。

同時，出版和期刊審查制度強化。北京的出版社和期刊編輯部在審稿時，凡涉及西方現代派的選題多被否決或要求大幅修改。上海和北平的舊書店雖偶爾還能見到民國舊刊，但新書出版嚴格控制，卡夫卡的作品無法進入公開流通。只有極少數外文所或高校的專業研究者，在內部資料室借閱有限外文原版，私下閱讀，卻不敢公開討論或引用。

二戰結束後，東歐政局劇變，卡夫卡的故鄉捷克斯洛伐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一環。他的作品命運，嵌入冷戰意識形態對峙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教條化的洪流中。

蘇聯及東歐各國文藝界確立了嚴格的創作原則：文學必須反映階級鬥爭、展現光明前途、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服務於社會動員與思想教育。

卡夫卡筆下那些荒誕的官僚迷宮、變形後的個體絕望、疏離而無望的生存圖景，被迅速貼上“西方資產階級頹廢流派”的標籤。

批評家們認為，他的作品是“帝國主義行將滅亡前的精神危機”的典型體現，充滿了神秘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失敗主義，與社會主義要求的樂觀向上精神格格不入。

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期，卡夫卡在布拉格成為禁忌。

官方主流批評將他定性為脫離社會現實的無藥可救的悲觀主義者：那些被官僚機器碾碎的個體，如《審判》中茫然無措的K，被解讀為對人類命運的徹底絕望，會消磨勞動人民的鬥志。

他的書籍在東歐各國圖書館中絕跡，難以公開發行，甚至在私人收藏中也需小心翼翼。布拉格的舊書店後堂，偶爾有膽大的文人私下交換泛黃的德文原版，卻只能在深夜的狹窄公寓裡低聲討論，生怕隔牆有耳。

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文藝機器，將卡夫卡連同其他現代主義作家一同推入沉默的深淵。

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政治氣氛短暫緩和，“解凍”思潮在文藝界悄然涌動。

1963年5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附近的利布利采城堡，一場紀念卡夫卡誕辰8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成為歷史的轉折點。

會場內聚集了東歐學者與西方左翼理論家。

捷克學者愛德華·戈爾德施圖克等人提出，卡夫卡筆下的“異化”和官僚體制壓迫，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

蘇聯學者沒有出席利布利采會議。會議上的主要分歧，發生在捷克改革派學者與東德代表之間。稍後在列寧格勒舉行的歐洲作家會議上，蘇聯文學界代表阿尼西莫夫、費定等人公開批判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和穆齊爾，認為這些現代主義作家不值得社會主義作家借鑑。

會議結束後，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在黨內中央全會上點名批評這場會議。東德黨報《新德意志報》和理論刊物《統一》連續發表長篇文章，把利布利采會議定性為“偷運資產階級思想的修正主義事件”。東德審查機構下令，國內出版物嚴禁出現任何對卡夫卡表示同情或引入其“異化理論”的內容。

莫斯科的反應同樣強硬。《文學報》和《外國文學》雜誌發表長文，重申卡夫卡是“頹廢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蘇聯要求各大學和研究所嚴防“捷克修正主義毒素”蔓延，徹底清除其影響。

這場論戰直接影響了捷克國內的政治氛圍。捷克文聯在論戰中支持改革派學者，導致文藝審查標準出現鬆動，審查機器事實上開始失去效力。此後幾年，捷克的先鋒文學、戲劇和電影逐漸擺脫傳統教條控制。

利布利采會議並非布拉格之春的直接起點，卻成為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文化解凍的重要象徵。圍繞卡夫卡、異化與官僚主義的討論，使文學問題逐漸越出文學領域，匯入對斯大林主義體制和審查制度的反思。卡夫卡從被批判的作家，變成了捷克知識分子和學生反抗斯大林式僵化教條的標誌性精神符號。

“布拉格之春”被華約坦克碾壓後，卡夫卡的命運再度逆轉。在捷克，他再次被禁，書籍從書架上撤下，學者們被迫保持沉默，直至1980年代末政治氣候徹底轉變。

蘇聯方面，卡夫卡同樣長期處於嚴格控制之下，1964-1965年間短暫出版的作品選集，也僅限於內部參考或有限討論，很快又被保守勢力壓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文藝界，在冷戰拉扯中反覆震盪：卡夫卡時而作為“反面教材”被小心引入以供批判，時而被徹底封殺，他的荒誕世界，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陣營內部意識形態的緊張與裂痕。

1961年3月，中宣部在北京召開外國文學工作會議。

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正式傳達中央高層的決策：為了配合中蘇論戰以及在意識形態領域批判西方現代主義，必須系統地翻譯、引進一批西方“資產階級頹廢派”的作品作為反面材料。宣傳和出版部門逐漸形成一種政策思路：對西方現代主義不能只作抽象批判，也需要翻譯部分原作，供研究者和幹部了解後進行辨析。

這一指示的政策依據，是毛澤東自1957年以來多次在黨內強調的“毒草論”辯證法，即通過接觸反面教材來提高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免疫力。宣傳、出版和外國文學研究機構陸續制定內部翻譯計劃，將一批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政治理論作品列為供研究、批判使用的內部出版物。卡夫卡作品正是在這一制度背景下進入系統翻譯。

由於國內翻譯人才匱乏，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康生在1962年11月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直接向各省文教書記下達了跨地區調配外語專才的行政命令。

1963年上半年，隨着卡夫卡部分作品的譯稿陸續完成，中宣部正式確立了“內部參考”出版制度（即“灰皮書”、“黃皮書”制度）。中央指示中宣部，對這類書籍進行視覺隔離。書籍封面嚴禁任何裝飾，統一使用單色紙（文學類多為灰色，政治哲學類多為黃色），並加印“內部參考”或“供批判用”字樣。

這類書不進入普通新華書店公開銷售，通常通過機關、研究機構、內部書店和單位圖書館流通。購買或借閱往往需要單位證明、內部購書證或相應級別的閱讀資格，具體規定因時期和單位而異。

1960年代中期，外國文學研究所和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組織翻譯卡夫卡作品。李文俊主要從英文譯本轉譯，曹庸等人參與翻譯或校訂，最終形成內部本《審判及其他》。

隨後，外文所德語組及相關翻譯人員開始閉門翻譯工作。

由於當時直接從德文翻譯的力量有限，部分作品依據英譯本轉譯，並參考德文原文進行核對。李文俊譯《變形記》，曹庸等人承擔了其他篇目的翻譯。

1965年底，譯稿陸續完成。編輯部嚴格按照中宣部的政治要求，為書稿撰寫了定性前言。在這篇《前言》中，卡夫卡被定義為“現代頹廢主義作家”和“歐美現代派奠基人”，其作品被定性為“宣揚神秘離奇、精神分裂的夢魘，宣泄恐慌與絕望”，本質上是“反對革命、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鴉片”。

1966年1月，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內部發行《審判及其他》，收入曹庸、李文俊翻譯的卡夫卡小說。這是卡夫卡作品第一次以較完整的中文譯本形式在中國出版。書籍屬於內部讀物，主要供研究、批判和有限範圍閱讀。

在此期間，外文所學者和翻譯家採取了特定的學術保護手段。

“兩截子”匯報材料： 留存的檔案和審查報告顯示，學者在向文教高層匯報工作時，往往在報告前半部分大量堆砌當時標準的政治口號和批判詞彙，而在後半部分則保留了相對客觀、細膩的藝術手法和生平分析。

策略性擴大選題： 1965年，外文所研究人員曾嘗試將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城堡》也納入內部翻譯規劃，並在申報報告中採取了政治話語策略，稱該書“能夠深刻暴露資本主義官僚體制的腐朽，具有極大的反面批判價值”。該選題隨後獲得了批覆經費，但由於1966年中期文革全面爆發、科研機構癱瘓，該書的翻譯與出版工作被迫停頓。

同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這批書籍在排版印刷接近尾聲時，以內部參考資料的名義完成了小批量印製並分發。

隨後，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將建國以來的外國文學引介工作定性為“文藝黑線統治”。

1966年2月，林彪支持、江青主導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正式出爐，並上報中央政治局，成為軍隊系統全面介入意識形態領域的綱領性文件。

該紀要將建國以來的文藝工作，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統治”，宣稱這條黑線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

受此影響，包括卡夫卡作品在內的所有外國文學引介（含內部參考的灰皮書、黃皮書），被整體定性為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毒草”，全面停止流通並清查。

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馮至隨即遭到重點整肅。

作為德語文學學者和研究所負責人，他被定性為“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1966年下半年起，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大院內貼滿針對馮至的大字報。紅衛兵對其辦公室和住所進行了多次查抄，其從德國帶回的“塞納河無名少女”等古典石膏面相及大批書籍、手稿被砸碎和抄走。馮至在學部大院內接受批鬥、掛牌遊街，並被迫參加日常體力勞動。1969年，馮至被正式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時年近七十歲，在幹校主要從事放鴨、種地、抬土等重體力勞動。

核心譯者李文俊等翻譯家和編輯同樣受到清算。李文俊被剝奪翻譯與研究權利，作為“黑線人物”下放幹校進行高強度的田間放鴨、挑擔、挖渠等勞動。外文所各研究室被貼上封條，學術檔案櫃遭到查封，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完全陷於癱瘓。

文革期間，各地方軍管會和造反派組織在機關圖書館、內部書店以及高級幹部宿舍展開了對“黃色書籍”與“內部參考書”的清查。卡夫卡的內部發行版本被列入清查目錄。新華書店內部書店櫃檯被貼上封條，部分高乾子弟私藏的灰色、黃色書刊在抄家浪潮中被沒收、封存或銷毀。內部發行的限額流通網絡在此階段徹底斷裂。

1970年代初，隨着中美關係緩和及新一輪批判修正主義的需要，中宣部及出版部門有限度地恢復了部分內部圖書的翻譯與印製，但政治審查和發行範圍比文革前更加嚴格。

這一時期的內部書管理機制帶有嚴格的等級控制：高層幹部依照行政級別被允許閱讀“反面教材”以提高辨別力，普通群眾則被嚴格隔離。

內部書店憑證核對極其嚴格，實行實名登記與限額購買。

隨後，這批圖書通過高乾子女流出、知青地下借閱以及手抄等渠道，少量得以在民間和知青群體中秘密傳閱。卡夫卡作品中表現的荒誕與動盪困境，在部分反思知青中產生共鳴，客觀上為1980年代“卡夫卡熱”和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保留了思想種子。根據鄭異凡、張惠卿等當事人的回憶與檔案記錄，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國內編印的各類內部書達數千種，卡夫卡的命運折射出這一時期意識形態管控與民間地下閱讀的真實歷史面相。

1978年底，《世界文學》雜誌籌備復刊。

在內部討論中，對於是否公開發表現代主義作品存在爭論，部分文藝官員警告此舉不符合當時確立的文藝方向。

外國文學研究所及《世界文學》編輯部決定公開刊登李文俊翻譯的《變形記》。為了通過政治審查，他們在匯報材料中採取了洋為中用的策略，引用了毛澤東1956年《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關於向外國學習的論述，以及通過反面教材提高辨別力的辯證法，將卡夫卡的作品解釋為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官僚腐朽的批判武器。這一論證最終獲得了宣傳管理部門的默許。

1979年1月，《世界文學》刊登了《變形記》，並配發了葉廷芳與施文合撰的萬字評介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

該期雜誌首印數萬冊，隨後多次加印，總發行量達到五十萬冊，在全國公開發售。

這批翻譯成果的物質基礎，是1977年春天葉廷芳等學者在通縣外文書店倉庫中清查、調撥出來的一套東德版七卷本《卡夫卡全集》。

《變形記》的刊發，標誌着卡夫卡的作品正式脫離內部參考範圍，進入公開出版和學術研究領域。

公開發表隨即引發了文藝界的理論爭鳴。

1980年至1981年，保守派批評家在《文藝報》和《紅旗》等主管刊物上發表文章，指出新時期文學應直接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責卡夫卡作品宣揚的絕對絕望和異化傾向會對青年產生虛無主義影響。部分地方高校和地方文聯接到內部口頭通知，要求在教學和評論中對現代主義作品採取限度控制和冷處理。

中青年學者對此進行了公開反擊。

1981年11月，全國外國文學學會在成都錦江賓館召開年會，現代主義成為核心議題。保守派學者堅持現代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精神危機的產物。而中青年學者則在發言中公開反駁，認為卡夫卡筆下所展現的過度官僚化體制對個體的壓迫以及人的疏離感，與中國剛剛結束的文革現實具有深刻的契合性，具備強烈的現實批判價值。

1982年前後，以《外國文學研究》、《世界文學》為代表的期刊連續刊登大批中青年學者的理論文章。徐遲發表《現代化與現代主義》，公開為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正名。高行健等人則就異化問題展開社會學與文學討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同樣需要警惕官僚主義引發的異化，卡夫卡的小說是一面鏡子。

出版界密集跟進：1980年《十月》雜誌發表葉廷芳譯的《飢餓藝術家》。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湯永寬翻譯的《城堡》，首印五萬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審判》。

1983年，外國文學出版社正式公開發行《卡夫卡小說選》，標誌着圍繞卡夫卡引介的政治定性爭論基本平息。卡夫卡作品徹底脫去反面教材的外衣，成為高校外國文學教學的必讀經典。

在卡夫卡重返中國文壇的漫長曆程中，葉廷芳堪稱最關鍵的功勳人物。他幾乎以一人之力，填補了中國對這位現代文學巨匠系統研究的空白，並成為中國卡夫卡研究的第一人。

葉廷芳早年師從馮至，深諳德語文學。1970年代初，在政治氣候仍舊嚴峻的年代，他已開始秘密積累資料。1972年，他與同事在北京通縣外文書店的倉庫里，淘得兩本東德出版的卡夫卡作品集。那是塵土飛揚的舊倉庫，燈光昏暗，他小心翼翼地將書抱回，夜深人靜時在檯燈下反覆研讀。這些珍貴的資料，成為他日後推動卡夫卡復出的堅實基礎。

《變形記》發表後，在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和高校學生中引發強烈共鳴。小說開篇關於個體突然異化為甲蟲的荒誕描寫，與剛剛經歷文革動盪、正在進行歷史反思的讀者記憶產生了直接呼應。

1980年代初，隨着《城堡》、《審判》以及各大高校外國文學刊物的密集翻譯，卡夫卡研究與閱讀在文藝界正式公開化。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的中文系和外文系逐步開設現代主義文學課程，“異化”“荒誕”“官僚體制”等概念開始脫離單純的意識形態批判框架，成為分析社會現實與心理困境的理論工具。

這一引介過程直接推動了1980年代中期“先鋒小說”流派的崛起。殘雪早期的《山上的小屋》《蒼老的浮雲》等作品，在敘事結構上打破傳統現實主義因果邏輯，以夢魘式的時空錯位和日常深淵，體現了對卡夫卡荒誕美學的本土化吸收。

余華早期先鋒代表作《十八歲出門遠行》等，則在冷峻、零度情感的敘事筆觸和非理性遭遇設計上，明顯借鑑了卡夫卡《審判》等作品的技巧。

格非、孫甘露、韓少功等先鋒及尋根作家，也在這一時期嘗試擺脫單一主觀抒情和宏大敘事教條，引入卡夫卡式的符號隱喻、寓言化結構以及對現代官僚機器冷漠性的解剖。

從精神層面看，卡夫卡的譯介打破了文革時期單一的階級鬥爭敘事範式。1980年代的作家代表大會、文學沙龍和學術筆會上，知識界通過卡夫卡開始探討人類普遍的存在困境、個體的孤獨以及現代社會制度對人的異化。

1983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卡夫卡小說選》的正式公開發行，結束了卡夫卡只能作為內部參考的時代。而真正席捲中國知識界和高校校園的“卡夫卡熱”，是在1985年至1989年間達到高潮。在這幾年裡，卡夫卡作品成為可以通過新華書店公開購買的大眾讀物，學術討論也從政治哲學層面的高風險辯論，轉向方法論與美學本土化，聚焦“新時期小說的敘事變革”和“西方現代派表現手法的借鑑”。這一轉變為先鋒小說流派提供了具體的敘事技術支持，並深度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現代性轉型。

卡夫卡在中國最初被誤認。後來作為毒草被有限翻譯。最終，一代經歷過荒誕現實的人，在他那裡認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