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山哥12岁那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打开母亲的书箱，翻阅那些文革前的
<历史研究>杂志，一篇"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文章吸引了我。虽然那个年代的政治
气氛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反映作者的见解，但我从字里行间确实感受到了史家秉笔直
书的真情，就像我两年后在父亲的指点下通读<史记>时的领受。 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十分淡漠的国家，历史上曾有令今人自豪的宗教宽容史。佛教
和伊斯兰教进入本土中国时，都未曾遭遇剧烈抵抗和冲突。明清年代天主教进入中
国时，也未引发严重对立；尽管保守的满清皇帝最终驱逐了那些洋传教士。 唯独清末国门洞开之际，伴随洋军洋商而来的洋教士，遭遇了中国民间血与火的抵
抗。洋人的傲慢？国人的愚昧？中西文化冲突？特殊历史背景下短暂的民族心理失
衡？ 在国人已经找回自己的民族尊严后，该冷静地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了。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谣言导致的大灾难
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
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
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
…
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 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
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
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
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
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
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
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
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
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
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
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
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
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
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
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
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
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
“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
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
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
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
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
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
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
第83期）……
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
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
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
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
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
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
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
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
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
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
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
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
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
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
“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
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
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
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
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
“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
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
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
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
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
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
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
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
（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
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
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
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
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
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
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
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
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
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
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
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
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
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
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
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
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
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
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
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
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
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
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
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
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
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
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
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
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
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
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
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
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
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
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
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
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
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
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
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_、宝□、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
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_、李鸿
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
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
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
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
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
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
“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
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
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
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
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
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
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
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
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
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
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
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
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
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
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
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
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_，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
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
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
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
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
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
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
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
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_，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
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
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
“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
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
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
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
“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
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血诚、披肝沥胆对比，不
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
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
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
形影孤单，“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
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
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
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
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
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
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
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
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
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
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
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
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
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
《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
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
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国家历史主笔丁三 国家历史记者白伟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