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哥引言：克利弗·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系英國20世紀著名作家，教授、學者，基督教護教人士，被稱為知識分子和懷疑論者中的偉大使徒。他作為英國文學教授一直任教於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這兩所英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他的作品很多，範圍也很廣，既有文學史、文藝評論，也有散文、詩歌集，特別是他寫了不少童話，最有名的代表作當首推七部描寫“納尼亞王國”的系列童話。《四種愛》是他的不朽名作之一。這篇談論愛國主義的佳作閃耀着來自神的愛與智慧，值得我們同胞深思。

    下面我要談談對國家的愛。在這一點上，魯日蒙的那句名言我們無需贅述，這種愛一旦變成上帝，意即淪為魔鬼。已經是眾所周知。有些人甚至開始認為，這種愛向來就是魔鬼。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必須將人類一半的偉大詩篇和一半的英雄行為否定掉，甚至連基督為耶路撒冷的哀哭也不能保留，因為他也表現了對自己國家的愛。

   我們來限定一下範圍，在此我們無須討論國際道義。愛國之情一旦走火入魔，必然會產生邪惡的行為，但是諳熟國際道義的人可能會說，國家之間的一切行為均無道義可言，我們只討論愛國情感本身，希望能夠將健康的愛國情感和有害的愛國情感區別開來。無論健康還是有害，愛國情感都不足以導致一個國家採取行動，因為嚴格地說，在國家事務中採取行動的是統治者不是國家。國民（他們是我寫作的唯一對象）有害的愛國情感會為統治者作惡提供便利，健康的愛國情感則可能起到阻擋作用。統治者心術不正時，可能會通過輿論宣傳煽動我們情感中有害的一面，以便在作惡時能得到我們的默許；統治者心底正直時，則可能鼓勵我們情感中健康的一面。作為個人，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愛國情感健康與否保持警醒，其中一個原因就在這裡，這也是我要談論的內容。

  對愛國主義的表達，最為有力的當推吉卜林(Rudy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詩人，小說家)和切斯特頓(G.K.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文學批評家、護教學者)。愛國主義的矛盾性也由此可見一斑。愛國主義若只有一種含義，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作家就不可能同時對它予以讚揚。實際上，愛國主義含有很多成分，可以有多種不同組合。

 首先有對家、對我們成長的地方、對曾經是我們的家鄉（這個家鄉可能有多處）的愛，既而有對其鄰近地區、類似地區的愛，對過去的相識、對熟悉的景物、聲音和氣息的愛。注意，對我們來說，這最多是愛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或北愛爾蘭，只有外國人和政治家才會說“英國”。吉卜林說“我不愛我帝國的敵人。”真是虛偽可笑！誰會說我的帝國？伴隨着這種鄉土之愛的，其實是對其生活方式的愛：愛啤酒、茶、篝火、帶包廂的火車、不帶武裝的警察等等一切，愛當地的方言，愛自己的母語（稍次於愛方言）。正如切斯特頓所說，一個人不希望自己的國家被外國人統治，與不希望自己的房屋被燒毀原因相似，因為要數算他因此會失去的一切， “無法計量”。

 對這種感情，我們很難找到合理的理由去譴責。正如家庭使我們超越了自我之愛，鄉土之愛使我們超越了家庭之愛。當然，這不是純粹的仁愛。它的愛鄰人，是指愛本地的鄰人，而不是基督所說的鄰人。但是，一個人若連自己看到的同鄉都不愛，對未曾看到的“人”就更不大可能太愛了。所有自然的情愛（包括鄉土之愛），都有可能與靈性之愛為敵，但也可能是對靈性之愛的預備和模仿，（打個比喻說）是在訓練靈性肌肉，也許將來上帝要將其派上用場，正如女人小時候照料洋娃娃，長大了照料孩子一樣。也許有一天，你需要棄絕這種愛，剜出你的右眼（馬太福音18：9）。但要這樣做，你首先必須具備眼睛，沒有眼睛，只有一個模糊的“感光”點的受造物很難理解這節嚴厲經文的意義。

    當然，這種愛國主義沒有絲毫的侵略性，它只要求不受干擾，只有在保護愛的對象時才會訴諸武力。任何人只要稍具想象力，這種愛國主義都會激發他對外國人的友好，因為，我若意識不到別人和我一樣有權利愛他的家，我怎麼有權利愛自己的家？一旦你意識到法國人喜歡吃咖啡甜點，就像我們喜歡吃鹹肉炒蛋，那就祝福他們，讓他們吃好了。我們最不願意的是讓處處變得和自己的家一模一樣，家若和別處無異，就不成其為家。

    愛國主義的第二種成分是一種特定的對待本國歷史的態度。我指的歷史是大眾想象中的歷史---祖輩們的豐功偉績。記住馬拉松；記住滑鐵盧；“我們操着莎士比亞的語言，不自由，毋寧死。”這種歷史，我們覺得既賦予了我們責任，又給予了我們信心：我們絕不能低於先人為我們立下的標準；既然是其子孫，不低於那個標準就大有希望。 

   這種情感的信譽不及純粹的愛家，每個國家的真實歷史都充滿着卑劣、甚至可恥的行徑。英雄的故事若被視為歷史的代表，會給人一種錯覺，其自身也往往經不起嚴格的歷史考證。因此，以輝煌的過去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是“拆穿家”最佳的攻擊對象。隨着知識的增長，這種愛國主義要麼突然崩潰，轉化為幻想破滅後的憤世嫉俗，要麼靠故意的無視史實來維持。然而，在許多關鍵時刻，眾多的人顯然因為它，表現得異常出色。對這種愛國主義，誰能予以譴責呢？

    我認為，一個人從歷史的形象中獲得激勵，同時又不至被它欺騙、因之驕傲，是有可能的。歷史形象的危險性，與人們將它誤當作或以它代替嚴肅系統的研究的程度成正比。把故事就當作故事來傳誦和接受是最好的。我的意思不是說，故事只能作為純粹的虛構來傳誦（畢竟，有些故事是真實的）。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將重點放在故事本身，放在那些能夠激發想象力的畫面、能夠堅固意志的榜樣上。聽故事的小學生應該能夠隱約感覺到（雖然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他是在聽英雄傳奇。讓他為那些“打下帝國江山的英雄事跡”振奮吧（最好是在“課外”）。然而，英雄事跡不同於“歷史課”，也不是對帝國政策的嚴格分析，更不是為帝國政策辯護，我們將其分得越開越好。我小時候有一本書，裡面畫滿了彩色插圖，書名叫《我們島國的故事》。我一直認為這本書的名字很恰當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教科書。在我看來，向年輕人一板一眼地灌輸明知是虛假或偏頗的歷史，是十分有害的。這些所謂的歷史，不過是英雄傳奇，經過粗劣的偽裝後被拿來充當教科書上的史實。以這種方式培育的愛國主義情感，一旦持續下去，便會有害，但不會在受過教育的成年人心中維繫長久。伴隨這種灌輸潛入的，還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觀念，即認為其他國家沒有與己媲美的英雄；甚至可能還有一種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名副其實地“繼承”一種傳統（這無疑是十足蹩腳的生物學理論）。這些都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第三點，我們有時候也稱之為愛國主義。

   第三點不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信念，一種堅定、甚至刻板的信念。持這種信念的人認為，自己的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明顯比其他國家優越，而今日仍然如此，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有一次，我很冒昧地問一位宣揚這種愛國主義的老牧師：“可是先生，您不是說每個民族都認為自己的男性最勇敢，女性最美麗嗎？”他十分莊嚴地回答說（我相信即使在聖壇上誦讀《使徒信經》，其莊嚴神情也不過如此）：“是的，但是就英國而言，這是事實。”毫無疑問，這種信念並沒有將那位朋友變成惡棍（願他的靈魂在上帝那裡安息），只是將他變成一頭極其可愛的老驢子、一個老頑固而已。但是，它卻會培養出又踢又咬的驢子，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會逐漸演變成普遍的種族主義，而這是基督教和科學同樣禁止的。
    這就引出了愛國主義的第四種成分。如果我們的國家確實遠比其他國家優越，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作為一個優秀者，我們對其他國家享有權利或負有義務。十九世紀的英國人強烈地意識到這種義務---“白人的負擔”，所謂土著民是我們監護的對象，我們自封為他們的監護人。這不完全是偽善，我們確實給他們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我們每每將英國尋求建立帝國的動機（或將任何一個青年人在印度民政部門謀職的動機），標榜為主要是為了他國的利益，這種習慣令全世界作嘔。然而，這表現的還是優越感的最佳一面。一些同樣具有優越感的國家強調的是權利，而不是義務。在他們看來，有些外國人是如此地低劣，乃至他們有權利予以滅絕；另外有一些外國人只適合給自己---上帝的選民---劈柴、挑水，那麼最好讓他們繼續幹這些粗活。“豬玀們，識相點！”在此，我決非按時這兩種態度屬於同一層次。但是，二者都同樣致命，同樣要求自己的勢力範圍變得“越來越廣”，同樣具有這種明顯的邪惡特徵，即，唯有猙獰恐怖才能避免滑稽可笑。倘若沒有與印第安人毀約，沒有對塔斯馬尼亞人（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島原著民）實施滅絕，沒有毒氣室，沒有貝爾集中營，沒有阿姆利則慘案（1919年4月13日，英國軍隊在印度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則屠殺大批印度群眾。），沒有種族隔離，二者的狂妄自大就會是令人捧腹的鬧劇。

   最後，我們看到，有害的愛國主義無意中否定了自己。切斯特頓援引的吉卜林的兩行詩是最好的例證。這對吉卜林頗不公平，對像他那樣顛沛流離的人來說，懂得愛家的含義着實不易。但是孤立起來看，這兩行詩卻是對有害的愛國主義的自我否定的一個總結。這兩行詩是：

英格蘭若果真如他表面所示，

我們便速速棄之而去，可她不是！ 

  愛從來不以這種口吻說話，這就如同只在孩子“乖巧”、妻子美貌、丈夫功成名就時愛他們一樣。有一位希臘人說過，“人愛自己的城邦，不是因為它偉大，乃是因為它屬於自己”。真正愛國的人在國家衰亡時仍然愛它---“英格蘭，你縱有千般的過失，我仍愛你”。對他而言，國家“雖破，但仍是自己的。”因為愛國，他可能認為自己的國家強大而美好（實際並非如此），這種錯誤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原諒。吉卜林詩歌中的士兵卻相反。他愛國，是因為他認為祖國強大而美好，即因她的優點而愛她。她像一個運轉良好的企業，身在其中滿足了他的自豪感。她若不復如此，情況會怎樣？答案清楚明了：“我們便速速棄之而去。”船隻下沉時，他會棄船而去。這種愛國主義出發時鑼鼓震天、旌旗飄揚，實際卻趨向變節和沒落。我們在後面會再次看到這種現象。自然之愛一旦失去約束，就不僅會傷害其他的愛，自己也不再是原來的愛，甚至根本不是愛。

   如此看來，愛國主義有多張面孔。那些全盤拒絕它的人似乎沒有考慮到，剔除了愛國主義之後，什麼定將取而代之（這個取代過程已經開始）。國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也許永遠都會面臨危險，統治者必須以這種那種的方式的方式鼓勵民眾保衛國家，或至少為此作準備。在愛國情感已經被摧毀的國家，每次統治者號召民眾動用武力，都只能訴諸純粹的道義。如果民主能夠不願意為“自己的國家”流血流汗，統治者一定要讓他們感到自己是在為正義、文明或全人類流血流汗。這不是進步，而是倒退。愛國情感當然必須考慮道義。好士兵需要確信自己國家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但是，他們作戰不是因為正義的事業本身，而是因為這是自己國家的事業。我認為這個區別很重要。我可以認為，用武力對付盜賊、保護自己的家事正當的，這用不着虛偽，也不用自以為義。但是，倘若我假稱，自己打青他的眼睛純粹是出於道義，與被盜的是自己的家全然無關，這就未免過於虛偽。同樣，聲稱我們支持英格蘭，只是因為英格蘭的事業是正義的（像一些中立的堂吉柯德式的人物所說的那樣），也是虛偽的。荒謬的言論會導致罪惡：倘若我們的國家的事業是上帝的事業，戰爭就一定是殲滅性的戰爭。於是，極其世俗的東西被賦予了虛假的超自然色彩。

  昔日的愛國主義的偉大之處在於，一方面，它固然能夠激發人們為了國家不遺餘力，另一方面，它仍然清楚自己不過是一種情感。戰爭不偽裝成聖戰，同樣可以打得很英勇，英雄之死與殉道不相混淆。（令人高興的是）在戰場上如此莊嚴的情感，在和平時期也可以像所有輕鬆愉快的愛一樣，不抬高自己，且能夠自嘲。早期的愛國歌曲一唱起來就令人激動得熱淚盈眶，近年的歌曲聽起來則更像聖詩。我寧願每天聽（帶有“拖-拉-拉”音的）“英國擲彈兵”，也不願聽“希望與榮耀之地”。

      請注意，我一直在描述的這種愛及其所有的成分，其對象不限於國家，也可能是學校、軍團、家族、班級。我以上所作的分析對它們同樣適用。這種愛的對象還可能是教會、教會中的某一派、修會等團體，他們要求成員付出超自然的情感。這個可怕的話題需要一本書來單獨論述，在此說一點就夠了。那就是，屬天的團體也是屬世的團體，我們對後者的（純自然的）愛，很容易借用前者超自然的要求，來為自己最卑下的行為辯護。倘若真有人著書論述此話題，那一定是基督教界徹底懺悔，懺悔在人類的兇殘、狡詐中，教會應當獨自承擔的那份罪責。我們若不公開棄絕自己大部分的過去，就不會贏得“世俗界”的大量視聽。他們為什麼要聽？我們高喊基督之名，干的卻是摩洛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