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鍾書:一條世故變色龍(zt2)? - 錢既給蔣介石英譯過《中國之命運》,又擔任過《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
錢鍾書批判之四:錢先生學術之管窺錐指 錢先生的學術之“博大精深”幾乎是緊隨着《圍城》一書的暢銷而廣為人知的,正如《小聰明還是大智慧》一文中說的那樣,一度形成了象搶購暢銷書一樣瘋狂搶購《管錐編》與《談藝錄》的局面。這倒讓我想起英國文學史上的一件事,據說英王讀了道奇森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後,對作者大為心折,吩咐手下人以後凡是道奇森寫的書都要呈上御覽,於是不久之後,道奇森的另一部著作便擺到英王桌上,是一本600余頁的有關數學與邏輯學方面的專著。人們的因為《圍城》而搶購《管錐編》與《談藝錄》從動機與心理上講恐怕與英王對道奇森的著作盲目的想當然完全吻合吧?因此我想人們針對《管錐編》與《談藝錄》的作法恐怕也應該與英王的不得不將道奇森的其他著作束之高閣相類似吧?至少我所認識的為數已不算少的收藏有錢先生的《管錐編》與《談藝錄》的人,就沒有一個人讀過全書。客觀地講,購而不讀完全是情理之中的,錢先生的著作之枯燥,即便有強烈的目的性與方向感,如果在閱讀方面沒有良好的耐力,也是很難讀下去的。因此,錢先生學術之“博大精深”理智地看是在絕大部分人沒讀過他的學術著作的情況下廣為人知的。 其實錢先生學術著作的使人難以卒讀恐怕比錢先生學術的“博大精深”更加廣為人知吧?!只不過人們通常很輕易地就把自己讀不下去進一步理解成錢先生的“博大精深”。這種想當然也無非是一種名人效應的外化,試想如果一個無名後學竟敢斗膽象錢先生那樣寫一些別人看不下去的書,恐怕空洞乏味、言之無物、不知所云等指責會一股腦吐到他頭上,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更難原諒無名之輩對我們理解力的壓迫。但是理論上講,使人難以卒讀的確並不僅僅意味着“博大精深”,它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因為言之無物、文義空洞,使人讀後如墮茫霧,不知所云。平心而論,歷代都不乏博大精深的學術,但使人難以卒讀的書與博大精深的書相比簡直是鳳毛麟角。年代久遠的且不說,即令近代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現代陳寅恪的賅博、岑仲勉的篤實、呂思勉的貫通、馬一浮的秀徹,其書或有使人因學力有限看不太懂之處,但絕不至於使人難以卒讀。因此使人難以卒讀本身從事理上講,從情理上講都只說明使人難以卒讀,如果不接觸這使人難以卒讀的文本,我們實在是無從斷言它是由於博大精深還是由於言之無物而使人難以卒讀的。因此我們當務之急還是回到錢先生的文本,但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就文本做深入全面的探討,在此我們只能管窺幾例以為錐指。 錢先生行文之際思路相當活躍,以至於有時活躍到自己也難以把持的地步。例如《管錐編》第一冊第272頁《項羽本紀》“破釜沉舟”條中,錢先生先列舉了軍事史上有關“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若幹事例之後,忽然話鋒一轉,提到了佛家的“到岸舍筏”,還提到了《大慧語錄》中的“過河便拆橋,得路便塞路”,進而錢先生突然斷言:“譬一而已:兵家以喻無退反之勇氣,禪家以喻無執着之活法。”說禪家的“到岸舍筏”是譬喻固然不錯,但說“破釜沉舟”之類的軍事行為是一種譬喻,卻是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軍事行為,實“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恐怕任何一個哪怕是最平庸的軍事統帥也沒有閒情逸志在醞釀軍事行動時做任何譬喻吧?!況且破釜沉舟歷史地看是項羽的軍事謀略,司馬遷只是筆錄其事而已,我們總不至於認為項羽的破釜沉舟只是司馬遷的一個精緻的譬喻吧?!因此,雖然同是“過河拆橋”,實實在在的謀略與生動形象的譬喻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錢先生在此將除了字面相近之外毫無共同之處的兩件事硬牽到一起,難免會使人讀到這裡如墮茫霧,不知所云。或者我們不妨更坦率地說:“兵家以喻無退反之勇氣”是一個錯誤判斷,因此如果我們不是如墮茫霧,則勢必為錯誤判斷所累,故而“如墮茫霧,不知所云”至少在面對錢先生這一則文字時倒可以使我們免受謬見之累。 錢先生行文之際為了更全面地鋪排資料,有時甚至到了不惜不加鑑別地將程度水平幾近乎宵壤的內容放到一起的地步。例如《管錐編》第二冊第448頁《老子~四O章》 “反者道之動”條中,錢先生着力闡發了老子辯證法的深刻內涵,並與佛教的以破執為指歸的雙重否定的句式兩相參照,列舉了諸如《中論》、《肇論》、《維摩詰經》、《圓覺經》等典籍當中的許多至少從字面上看頗為類似的句子,(其實其中也存在上文中所說的牽強之處,但限於篇幅我們就不贅述了)但是隨後錢先生竟列舉了白居易的詩句“本立空名緣破妄,若能無妄亦無空”以相佐證。須知白居易雖詩名頗著,但於佛法甚至談不上粗通,是徹頭徹尾的天橋把式——光說不練的野狐禪,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已詳加考釋。錢先生在此卻不加鑑別地僅僅根據字面外觀相近而將作為門外人的白居易的言論與佛、道兩家的精妙要論等量齊觀地羅列一處,其在讀者中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如形成對白居易之認識的假象等)恐怕僅次於前文提到的為謬見所累吧?! 錢先生學術著作中最鮮明的特色是經常在書中出現幾種語言,錢先生在接受彥火的訪問時就找助手的問題說過這樣一番話:“很難找助手,因為這本書(指《管錐編》)牽涉到幾種語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還是要自己動手,單是查對引文就相當困難。”可見錢先生對書中出現幾種語言在讀者閱讀上形成的難度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說,錢先生是特別自覺地用幾種語言至少是客觀上形成了對讀者理解力的壓迫的。既然錢先生自知他的著述甚至連一些特選助手都不能適應,那麼他把在理解上如此令人絕望的著述公開出版面世究竟是作何感想呢?誠然,我們自己的外語水平不夠是我們自己的責任,看不懂錢先生著作中的多種語言也只能怪我們自己才學疏陋,錢先生精通多種語言,我們不應以己之淺陋強求錢先生對我們理解力的俯就。但我們從陳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儘管陳先生精通的語言比錢先生只多不少——幾乎從未因我們理解的語言有限而感受的理解力上的壓迫,更何況,如果錢先生在小說創作中的脫“圍”而出是出於對讀者參差不齊的理解力的遷就,並且如果錢先生寫作出版《管錐編》等並非為了孤芳自賞,自娛自樂,而是試圖讓我們理解,那麼我們在此不惴冒昧斗膽請求錢先生垂憐並遷就我們對異國語言的微薄理解力也不算唐突吧? 再次提到錢先生的創作,我還想補充一點。與錢先生的小說創作不同,在小說創作中錢先生幾乎做不到將自己的主觀寄予書中人物的主觀,最終特別直率地脫“圍”而出,從而給人留下了特別有才華的印象,但是在學術著述中,錢先生卻竭盡全力做到了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在前人的言論中,並因此給人留下了特別有學問的印象。這一區別恐怕正是寫作與著述的不同原則、不同依據——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不同動力造成的吧?!所謂的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在前人的言論中,具體表現為言必有出處,哪怕是一個最簡單的判斷,只要能在前人言論中找到出處,也絕不以自己的名義親口說出來,無論是《管錐編》,還是《談藝錄》,甚至包括比較正式的(有別於札記形式的)《七綴集》,這樣的例子隨處即是,不勝枚舉。現在有研究者將這一作法說成現代西方比較時髦的闡釋學方法,但嚴格說來,它更近似於古已有之的箋注之學,只要字面語意相類,即將其實風馬牛不相及的資料不遺餘力地羅列一處,以至於無論是文本結構還是知識結構都表現得既博且雜,有章無識,例如陳熙晉的《駱臨海集箋注》、馮集梧的《樊川詩集注》等均屬此類,唯一不同的是,錢先生的箋注因為引證了幾種語言而顯得貌似比較文化,因此我們姑且可以名之為立足文化比較的新箋注之學。除堅持立足文本這一點外,它實在與現代西方意義上的闡釋學沒有太大關係。而這種新箋注之學的臃腫的文本結構與事倍功半的寫作與解讀過程,正是錢先生之著述使人難以卒讀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正是錢先生這種使人難以卒讀的新箋注之學的臃腫的文本結構與事倍功半的寫作與解讀過程,使錢先生的學術給人留下了“ 博大精深”的印象。 可以我之陋見,錢先生學術之“博”從其著作之面貌上看固然已是當之無愧了,但至於“大精深”與否,卻是見仁見智,難求共識的。“精深”有別於“博”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我們有必要就學問的“大”的有別於“博”聊作辨析。學問的“大”有別於“博”之處在於“大”絕不僅僅是一個量的概念,並且“大”也絕非可以消極地通過量化積累自然實現,“大”是以情懷與境界為依託的對小我的堅決的超越,它不但是對終極關懷的由衷牽掛,也是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關注,也正因此,“大”本身才首先成為大情懷、大境界,而後才生出大學問、大才華,否則,即令皓首窮經、日誦萬言、妙筆噴花、文成七步,也終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蟲,難登大雅。以此度之,學問堪稱“博大”者雖不似我們通常想象得那樣多,但也終不乏人。如乾隆年間的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外托訓義之名,深寄義理之辨,於奉程、朱為綸音之世,發假理學以殺人之實,堪稱“博大”;再如乾嘉時代的章學誠,《文史通義》談言微中,寄意遙深,憂時感世,針砭時弊,堪稱“博大”。相比之下,錢先生 “博”則固然“博”矣,這“大”字恐怕是萬萬擔當不起的吧?!至於“精深”,本來就是求“博”之人很難做到的,更何況錢先生嗜書成痴,率性而讀,三教九流,隨緣披覽,因此知識結構相當龐雜,據楊絳先生講,錢先生的知識點中甚至包括舊小說中每個好漢所用兵器的斤兩,從中我們正可見錢先生興趣之寬泛,涉獵之廣博。 從錢先生著述我們也可見,或許是由於錢先生出言謹慎,或許是因為錢先生識見不逮,總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關鍵處錢先生總是以若干平鋪開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輕輕帶過,就象在《圍城》中每到關鍵時刻錢先生就以各種調侃比喻衝上前台一樣,用前人言論適時地將自己掩藏起來,從而使讀者每每有言有未盡的失落感。 因此,綜觀錢先生的學術,“大”固然談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沒有任何具體表現,擺在我們面前的,到目前為止只是“博雜”而已。而所謂的廣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們對錢先生之學術缺乏充分詳實的了解與認識而引發的幻覺與夢境吧?! 錢鍾書批判之五:是超然還是冷漠? 錢鍾書先生的“騎在城牆上”與動輒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到前人的言論背後,是特別鮮明地體現於文本之中的,只不過更多的人恐怕是把錢先生的這一顯著特徵理解成錢先生的韻致超然了吧?這一方面固然是錢先生一向以襟懷虛靜,淡泊名利作為自己主體形象之定位,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對“超然”內涵的誤解所致。 超然從字面理解即 “卓然出世的樣子”,最早見於《老子~二十六章》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形容人不為外物所累,不為俗塵所羈的能動的自由狀態,更客觀的表達就是“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這些都是為人們所熟知的。但人們恐怕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雖然超然實際上經常的外在表現是“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但我們卻不能反過來說“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人就是超然的,“不站在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只構成超然的一部分必要條件。鑑於此,我們當然不能再因為錢先生的“騎在城牆上”與動輒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到前人的言論背後這種主觀立場的曖昧想當然地斷定錢先生一定是韻致超然,而必須考察一下錢先生真實的精神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