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请红掌门唱了一段阿庆嫂的《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即非心血来潮,也不是无的放矢,是与友人的一次讨论使我想起了妈妈的一段往事,妈妈也曾经是“阿庆嫂”.妈妈在念大学时,有一次,一位同学问她,有个人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能否在外婆家藏一段时间.外婆家在上海有一定的知名度,南市区有一个小小的街区,里面全是外婆家的房子,外公和大舅均在大公司工作,有着相当优厚的薪俸.所以如果无人告密,藏在外婆家是很安全的.妈妈当然不能自己作主,回家后经过商量,全家都同意了.我想主要是那时国民党确实太腐败,外婆一家尽管衣食无缺,但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是作出了这个如今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敢做出的危险决定.事后知道,该同志是地下学联的一位负责人,他在我家藏了一个多月,似乎比郭建光他们藏在芦荡里的时间还要长的多,然后大概由“陈书记”转移到外地去了.

      解放后,妈妈到一所中学做了个默默无闻的英语教师.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升学率极高,平均约有70%,大多数年份妈妈教高三英语,她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升学率往往还要高一些.曾有一年,妈妈班里只有三人未考取大学,据妈妈说,其中两人要不是所谓出身问题,升大学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了取得这样的成绩,妈妈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家离妈妈学校走路约半小时,可妈妈居然是住校的.她总是星期六下午5-6点回家, 星期天 吃完晚饭又匆匆忙忙去学校了.十几年如一日,绝无例外.我只知道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路过家门而不入,连续剧中的刘罗锅有一阵子公务繁忙,把铺盖卷到办公室去了,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好象连焦裕禄大部分日子也是在家里过夜的.

      因为是高三班主任,妈妈十几年里就没有一个暑假,复习,高考,阅卷,发榜,有时连周末都无法回家了.我伯父在北京,妈妈的亲妹妹也在北京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妈妈居然没去过北京,后来去过一次已是阿姨姨夫平反回北京后的事了.我念大学时,有一次班里一位同学去华山医院看病碰到些麻烦.妈妈的表姐是该医院某科的元老,我就去替同学开一下“后门”.阿姨一见我就问,你妈妈怎么从来不来玩(她们解放后就没见过面),我振振有词,妈妈身体不好,阿姨毫不留情,“身体好的时候也没来过”.我同学就在边上,我真有点后悔来管这闲事了.

      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解放后,“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政府没有善待这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阿庆嫂”及其家庭.解放后没多久,外婆家的房子大部分给没收,包括那栋掩护过“郭建光”的房子…文革中,爸爸去世后,妈妈和我们全家被赶到一间极其潮湿的房子.妈妈后来得了极为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半身瘫痪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妈妈总算从文革中活下来了,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以后爸爸平反昭雪,妈妈也在大学同学的帮助下,找到了“郭建光”同志,于1985年起享受离休待遇.她连党员都不是,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只能读《红旗》杂志的离休干部.妈妈的病医药费相当贵,离休后报销就基本不受限制,老干部局还为她配备了家庭医生,随叫随到,态度很好.妈妈这人经历了这么多运动,向来都是改造对象,现在享受这样的待遇有点受宠若惊了.每个月医药费帐单来了,她都要用她那不怎么样的算数水平加一下,看看国家又为她花了多少钱.对此,我是这么告诉她的,感激是对的,内疚就不必了,该内疚的是我们的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时国家的某些领导人.

      著名作家韦君宜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小插曲.三年“自然”灾害时,象她那样的高级干部家里,小孩也不得不吃些不太好吃的东西(那时的共产党尽管犯错误,以身作则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她家干了几十年的保姆就对小孩说,你们真是命苦啊,你妈妈小时候哪用吃这东西.韦君宜十分感慨,解放十多年了,想不到还需要赵姨这样来忆苦思甜.我要说的是,罗炳辉黄永胜这样的穷苦子弟,出入于枪林弹雨,当然值得尊敬.但象韦君宜,我妈妈这样资产阶级的大小姐,抛弃了家里的优厚生活待遇(妈妈是冒着抛弃的危险)而跟随共产党,是需要另外一种勇气的.周作人当初留在北京当了汉奸,据说原因之一,就是新买的那套宅子住得太舒服了.我最近老是吵着要“江姐”唱段孙明霞,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首歌是为刘思扬,这位资产阶级的四少爷点的.

注：妈妈于2008年去世，好多年以前，她就办好了遗体捐赠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