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两位是毛泽东钦定的“反动知识分子”。

胡适去世时，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除书稿信件之外，现金只有135美元。

傅斯年去世时，是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全部现金加一篇文章的稿费，还不能买一套西装，只能买一条西装裤。当稿费送到时，傅已去世。

梅贻琦去世时，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生前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一个较隐秘的地方。梅去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的同时迅速将手提包封存，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面装的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在他活着的时候，好几次有人劝他立遗嘱，他笑笑不睬。此时（梅太太）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以也就无需写任何遗嘱了。

相比之下，钦定前面两位为“反动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留下了巨额稿费，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