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的周末版最有看头，送达我手头时常在周末的“尾巴”，往往一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其中的“人物周刊”最好看，让我“认识”了不少当今科苑中的风云人物。昨天下午，就在报上邂逅了一位了不起的数学“独行侠”——张益唐，忍不住想写上几句。专栏文章的题目是“孤独的数学家”（见《中国科学报》2013年7月19日第五版），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汤涛教授，一位颇有建树的数学家，在该文的侧记里讲述了他与张益唐的关系（见链接）。

先转引此文的题记：

“张益唐的故事之所以特别轰动的原因在于，作出巨大数学贡献的他已经接近60岁，之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讲师。

2012年7月3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张益唐在科罗拉多州好友齐雅格家后院抽烟，20多分钟里他犹如神明启示般地想出了主要思路，找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特别突破口。”

张益唐在孪生素数问题上的突破，如同一块巨石丢进了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大波，给近来稍嫌沉闷的国际数学界带来了一种蓬勃生机。汤涛教授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得很精彩，因此我继续“偷懒”，录下文章的首段内容：

“2013年4月17日，一篇数论论文被投递到纯粹数学领域最著名刊物《数学年刊》。不到一个月，论文所涉及的顶级专家罕有地暴露自己审稿人的身份，信心十足地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有历史性突破的重要工作，文章漂亮极了。这位评审人就是当今最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亨利·伊万尼克。

顶级专家的高度评价被科学界泰斗级期刊《自然》敏锐地捕捉到了；2013年5月13日，《自然》催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哈佛演讲。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学术界的‘隐形侠’，第一次站在世界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并告诉世人，我走进了世纪数学猜想的大门！哈佛的讲台下面座无虚席，连过道上读站满了人。演讲内容被即时传到网上，网上不少人在刷新网页等待最新消息。

2013年5月14日，《自然》在‘突破性新闻’栏目里，宣布一个数学界的重大猜想被撬开了大门。5月18日，《数学年刊》创刊130年来最快接受论文的记录诞生了。

世界震动了！5月20日，《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了这个华人学者的工作。文章引用了刚刚卸任的《数学年刊》主编彼得·萨纳克的讲话：‘这一工作很深邃，结论非常深刻。’5月22日老牌英国报纸《卫报》刊登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鲜为人知的教授在折腾了数世纪数学精英的大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印度主流报纸吧作出这一非凡贡献的人，与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相联系。

这位作出重大数学突破的就是张益唐，由于对数学界最著名的猜想之一孪生素数猜想的破冰性工作，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跻身于世界重量级数学家的行列。

这是一个永久的疑问：为什么要研究数学猜想？短视地回答这一问题很困难。纯粹数学的研究很像体育比赛。刘翔跑那么快有什么用？世界短跑记录的刷新、跳高纪录的刷新有什么用？但这并不妨碍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很多数学大猜想的突破很像顶尖高手的棋艺对决，是世界纪录的突破。”

接着，作者浅显生动地介绍了孪生素数猜想的内容。孪生素数指的是：差为2的素数对，例如，（3，5），（5，7），（11，13）等。几百年前就有个“孪生素数猜想”：有无穷多个素数p，使得p与p+2同为素数，也就是说，孪生素数对有无穷多个。这一猜想至今未得到证明。人们发现，数越大，孪生的素数越少，已发现的最大孪生素数达20多万位，再往后，要找到一对新的孪生素数至少得花两年时间。

那么，张益唐做了怎样的突破？他在《数学年刊》上发表的论文题为《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证明了存在无数多个素数对（p，q），其中每一对中的素数的差，即p与q的距离，不超过七千万。

汤涛在文中说：“如何理解张益唐的结果呢？诺丁汉大学物理教师安东尼奥帕蒂拉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假如在素数王国里素数只能找临近的同类结婚，那3、5、7、11这种小素数找对象都很容易。但素数越大，对象就越难找。但是根据张益唐的发现，素数和下一个素数的距离，应该小于或等于七千万。孤独的数字不会持续孤独下去，总有另一个素数与之匹配。换言之，对于‘大龄光棍’素数来说，七千万步之内必有芳草。”另外，用张益唐提供的方法，在做一些工作后，这个“七千万”可以大大缩小。可不，张益唐论文发表后才一个月，另一个华裔数学才子陶哲轩发起的讨论班上，这个数字就缩小了上千倍，变成了6万多！

有汤涛的话来说，张益唐把寻找孪生素数的问题从“大海捞针”变成了“水塘捞针”，甚至可以“游泳池捞针”，但要变成“碗里捞针”则尚费时日。不管怎么说，门已打开，路已开始延伸……。

然后，话题转到张益唐的艰难探索之路。故事有点长，浓缩起来说，大致如下：

张益唐1978年进北大数学系，才华初露。

1982年，成为硕士生，师从著名数学家潘成彪，为数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5年，到著名的普渡大学攻博，研究雅克比猜想，苦干七年，结果乏善可陈，眼界极高的张益唐不屑把博士论文结果整理出来发表；更糟糕的是由于意气不相投，他与导师的关系糟得一塌糊涂，导师甚至不愿意为他写求职推荐信，张益唐连博士后的位置也没找到。

1992~1999年，张益唐坚持研究数学难题，但没有固定工作岗位，只能做临时工，干各种杂活，如在餐馆打工等等。

1999年，在北大1980级校友唐朴祈、葛力明鼎力帮助下，张益唐加盟新罕布什尔大学。此校虽有百余年历史，但只是一个教学-研究型大学，不大有名气。但张益唐总算有了栖身之所，有了基本的工作条件，在系里“明星教授”葛力明的关照下，得以在14年中，潜心研究大问题。直至今年春天才“修成正果”，其时，他已届58岁，双鬓已生华发。

如果你以为张益唐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独行侠”，这就错了，在他“落魄”的六七年间，很多华人（尤其是北大校友）向他伸出了援手。有一位北大化学系校友事业有成，很为在逆境中还在做数学大问题所感动，想资助张益唐，又怕张不接受“嗟来之食”，就每个季度请张来帮他的连锁店报税，使其用简单数学对付“小菜一碟”，取得优厚报酬，从而有精力应对数学难题。

如果你以为张益唐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书呆子，那也错了。他当过北大学生会主席，擅长于音乐、体育、演讲，是NBA的铁杆球迷，而且一斤“二锅头”下肚也面不改色。他只是追求做大学问的普通人。他一举成名之后说：“我的心很平静。我不大关心金钱和荣誉，我喜欢静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想一想：张益唐的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什么？

我们最应该学习他的坚韧和淡定，他的荣辱不惊和百折不回。从1985年到1999年，他经历了多少挫折！北大才子、名校博士沦落到为餐馆打工，在常人看来，无疑是失败、潦倒，他却安之若素，矢志不渝地钻研学问。

我们应该学习他认准人生大目标，做大学问，解决大问题。为此，心甘情愿地当“老讲师”。正如汤涛在文中所说：“张益唐的精神和成就，对中国科学界是极大的正能量，也是对目前浮躁的科研环境的一种鞭策。”当然，“大问题”不是人人能解决的，但人还是应该有大志。“大”“小”总是相对的，如果为了蝇头小利，丢失大志，终究不行。

另外，我从张益唐的成功，还解读出顿悟在取得突破性科研成果中的作用。2012年7月3日，张益唐在好友后院里悟出道理的20多分钟，是顿悟成功的又一范例。对于顿悟，我曾有过一些阐述，日后还将展开来讨论。

从这一成功的案例，我们还能想到更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