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客文章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許多外國人名字。這些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大名人，比如牛頓、愛因斯坦、歐拉、高斯等等。這些人在中文讀物中早已有約定俗成的譯法，你即使由於筆誤寫錯一個字，或別出心裁故意與眾不同，別人一般也不會搞錯。比如曾有人把大名鼎鼎的歐拉寫成尤拉，讀者看了上下文，也一定知道是誰了。

第二類是因為工作關係和我有過交往，知名程度不同的名人，但和第一類名人不在一個量級。比如我的博士後導師，著名物理學家 J. K. Percus，他於1960年得到了世界上第一個非理想氣體狀態方程的微觀嚴格解，Percus-Yevick方程，由此享譽學界。再比如我的第一個老闆，金融界的大名人Thomas Ho，他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無套利利率模型（即空手不允許套白狼）。儘管他是中國人（香港），但公司員工沒人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再比如我的論文合作者，著名物理學家、化學家、計算機模擬專家 Frank Stillinger，幾十年前，他曾經設計了水分子相變計算機實驗，即用計算機模擬水結冰或燒開變蒸汽，在當時堪稱世界之最。這些人的名字在專業圈享有盛名，但還沒有像第一類那樣家喻戶曉。

第三類是是朋友或熟人，儘管也是專業人士，但名氣太小，讀者中不大可能有人知道他們，比如我的博士指導教授Goodman，我的博士後指導教授Miller。

這些人的名字以什麼方式出現在我的文章中，確實有些困擾。最後的解決方法，來自於中國物理學界的老前輩 -- 吳大猷教授。

      我在念研究生時，在一台灣同學處看到吳教授所著《量子力學教程》，書中的內容並無太多新意，但是《前言》中的一段話把我吸引住了。書中不可避免出現很多外國人名字，吳教授一律採用“人名不譯”的原則。吳教授的道理很簡單，假如你以後出國留學或在國內閱讀英文專著，你怎麼知道那些外國人是中文著作中的哪一位呢。牛頓、愛因斯坦應該沒有問題，但其他人就可能有麻煩。泡利（Pauli）和泡令（Pauling）同為量子力學中鼻祖級人物，但你在書中看到 Pauli 或 Pauling，一下子要根據中文音譯辨別誰是誰，確實有些頭痛。有些狀況可能更困難，哪天人累了，眼睛一花張冠李戴也並非不可能。

      實際上我發現還有另一個問題，這不是吳教授說的。這中文音譯，有相當程度的隨意性。即使在某個圈子裡，有約定俗成的譯法，其他圈子可以完全不理睬。有時候沒有上下文，就是雞同鴨講了。Reagan 總統，大陸的“約定俗成”是里根，台灣稱為雷根。Kennedy 總統，大陸稱為肯尼迪，台灣稱為甘迺迪。Johnson 總統，大陸稱為約翰遜，台灣稱為詹森。Trump 總統，我1989年到紐約時，中文媒體稱他為川普，乍一看，還以為是日本人。近年來受大陸“官譯”影響，大部分還是“川普”，某些媒體則是“特朗普”了。有人不喜歡他，稱之為“床鋪”，說是更接近英文發音。這方面的翹楚大概是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兩岸三地及其他圈子各種譯法竟然有十幾種之多。91年海灣戰爭時，北美《世界日報》登載了一幅漫畫，十幾個人圍着他，千夫所指，嘴巴里說着某一個中文名，還記得的有侯賽因、胡笙、海珊。。。

      我遵循吳教授的精神並略加修改。第一類的名人，直接寫出中文。牛頓和愛因斯坦，如果寫成Newton或Einstein，看上去倒是有點彆扭。第二類和第三類，就像吳教授那樣，直接寫英文名字。如果把我的文章當科普讀物，人名不過是個符號。如果有些讀者對文章的內容真的有興趣，他的英文水平記住這些英文名字應該不會有問題。對於這些讀者，英文原名比因人而異的音譯中文名字有用多了。

這一點對於第二類的名人尤其重要。Percus 的大名儘管在物理化學的專著中經常可以見到，但大家的熟悉程度與祖師爺們還是有很大差別。假如哪篇中文文章或論文把他寫成“伯格斯”，有幾個人讀英文專著時會想到這就是是“Percus”他老人家。Thomas Ho 是中國人，中文名字，尤其是姓，則更要謹慎，單從“Ho”來看，何賀侯均有可能，一旦猜錯人家肯定不高興。在《華爾街數學》一書編輯過程中，有一次一位編輯問我是不是“托馬斯*侯”。我嚇壞了，連忙把吳大猷教授搬出來，最後他們勉強接受。再看“Stillinger”，要找些接近的中文字來模仿它的英文發音更是談何容易。紀念母校建校65周年，學校出了一本書，我也有一篇文章。我的文章中提到了Stillinger教授。出版社堅持要我給個中文名，我知道這次連吳大猷都無法幫忙了，只好對付了一個“史蒂林格”，讀者看了覺得怎麼樣。如果用音頻軟件進行相似度分析，我想60%都有危險。現在用吳教授的“人名不譯”，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皆大歡喜。

      人名如此，後來外國地名我也用類似原則處理，這在《自己栽樹，也能乘涼》一文中得到了體現。一些有名的大地方，比如紐約、溫哥華，我就直接寫中文音譯。沒有英文名一點都不要緊，那些“驢友”們大概閉着眼睛都能在地圖上找到。對於不那麼有名的地點，我採用了“中文”（“英文”）的模式。英文名字，是幫助看（英文）地圖的。比如阿拉斯加（Alaska）的州府，中文譯為朱諾，在地圖上找不是那麼容易。但知道是Juneau的話，應該很快就能找到。有了英文原名，在英文網站訂旅館訂機票，也會方便很多。中文名字，是為了旅途中或其他場合，與中國人聊天方便。如果在全是中國人的旅遊大巴上，滿嘴“New York”、“Vancouver”，不是顯得很怪異，很格格不入。久而久之，人名中的第二類，我也採取了這種模式，“中文名”（“英文名”），第一類和第三類還是照舊,第一類直接中文，第三類人名不譯。

      在1970年代，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音譯為馬利克，因為印度侵占東巴基斯坦，我們在黑龍江農村談論“國是”時經常要提到他。非常巧，或說非常不巧，當時的印尼外長中文音譯為馬立克，所以經常會混肴。儘管印尼也不是好鳥，但相比於當時的頭號敵人“蘇修”，還是稍微能接受一些。終於有人想出個“好辦法”，我說的是好的那個“Ma Li 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