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萬維非常相當知名的博主昭君今天在萬維頭版有一雄文，講述美國醫療保險的天價之謎。文章最後談到了美國律師推動的天價賠償，羊毛出在羊身上，醫療費用和保險費用自然水漲船高。但我認為過於輕描淡寫，據我所知，天價賠償對推動醫療費用的上漲起了很大的作用，或許是關鍵的作用。 解析大全·美國醫療保險的天價之謎 在醫療費用的上漲中，天價賠償從兩個方面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首先，為了避免可能的失誤，醫生不得不做一些以防萬一的十分昂貴的檢查。這樣一旦出了事故，不會背個“疏忽”的罪名。即使這樣，人非聖賢，偶爾出錯還是可能，他們就不得不購買昂貴的醫療事故保險。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兩者都是全體病人承擔的。 首先，病人的看得見的經濟損失，工資，醫療費，手術，藥品，住院，家庭看護，等等等等，並不包括在這賠償之內。這種賠償，是“痛苦費”。為了尊重病人，我沒有說是“所謂的痛苦費”。也是從那時起，我知道了“痛苦費”的概念，英文稱為Suffering Fee。這種賠償數目之大，即使在其他先進國家也是難以想象。至少幾百萬，幾千萬是家常便飯。 律師站在道德制高點，說這是維護病人權益，你很難反駁。實際上，平均來說，其中大約一半是律師拿去的。 據一位Delaware的醫生朋友說，費城在這方面是美國的楷模。律師們成年累月用隱晦甚至不那麼隱晦的用詞在大小報紙做廣告，號召病人們沒事找事找他們打官司。終於有一天，費城的醫生們忍無可忍，於2004年初集體罷醫。於是，許多美國人，包括我，知道了其中的許多內幕。 費城有個醫生，實在忍受不了這天價事故保險以及這惡劣的生存環境，只好去芝加哥開業，房租加上每周往返機票，還是比在費城的執業成本要低好多。 前面說過，律師們站在道德制高點，你很難對這種做法進行直接的反駁。但從一些間接的事實，你可以看到這種做法的荒唐之處。 就在那波新聞浪潮中，我知道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加州大約在1975年實行了痛苦費上限25萬的法律。新法律開始，不可能第二天就反映到保費，如果以保費穩定下來以後的某年保費為100，2004年的平均保費為170。而在整個美國保費已經上漲到大約550。年代久遠，我的超級記性也難以保證數字一點不差，但肯定相當接近。這一事實，得到了加州網友巴赫（後改為衣冠禽獸）的證實。 2016年總統初選， Texas前州長 Rick Perry也是共和黨候選人。他在競選辯論中提到，Texas的就業增長率全美國第一。後來讀了相關報導，該州對於工傷事故痛苦費設立了25萬的上限，於是資本家們踴躍開廠。一個是民主黨的大本營，一個是共和黨的大本營，在這一點居然“英雄所見略同”。 小布希任Texas州長時，Perry是他的副州長。小布希當選總統，他就接任州長。這個法律，就是在Perry任內完成的。小布希和Perry，在這一點可說是“志同道合”。小布希任總統後沒多久，就試圖在聯邦層級推動痛苦費50萬上限的法律。那時已經勢如水火的民主共和兩黨居然高度一致地加以反對。所以半年不到，就連個水花都見不到了。原因無二，政要中律師及律師相關職業太多了，多到中國人難以想象，議員中大概至少1/3是律師出身。這兒說些比較著名的。Clinton夫婦，Obama夫婦，Nixon，Clinton 的外交部長Christopher，Bush的外交部長 Baker。。。這個名單長的驚人，任何網上高手都難免會有遺漏。 2004年的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 John Edwards也是個律師，他的第一桶金，來自於一場醫療事故官司。這場官司賠償金額較小，“才”370萬“而已”。 在美國，這種天價賠償，並不限於醫療事故，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文化。 有一次，紐約市警察抓到一個海地非法移民，把警棍捅到人家肛門裡去，後來民權團體請了律師替這位海地人打官司，告市警察局（或市政府？），求償五千五百萬。律師團隊為了增加勝算，請 O. J. Simpson 一案的律師Cochran加入陣營。Cochran一下飛機，問律師團其他律師，求償金是多少？答曰五千五百萬。Cochran說怎麼這麼低。旁人問道，您老人家覺得多少合適。Cochran說，四億五千萬。原來的律師頓覺無地自容，比起這位名牌律師，自己的格局太小了。以後以大約九百萬庭外和解。 有一位朋友的兒子念書極為優秀，MIT畢業後又去了波斯頓大學的法學院。有一次朋友來我家，先是談論McDonald那杯100多萬美元的熱咖啡，接着談到更為一般的天價賠償。我說律師是信口開河，朋友對我的看法不很同意，說律師們的數字並非信口開河，也是經過計算的。這下我抓到把柄了，我以上面的例子為例，原來的律師團和Cochran，至少有一個是在信口開河吧。如果都做了計算，怎麼會差這麼多。雙方至少有一個，要去小學補習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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