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是07年还是06年的春天，也是Memorial Day 前，我所在部门的VP请大家去DC的Potomac 河上坐游轮，还包括船上的午餐。在轮船码头，我们见到一大帮七老八十的美国老兵，有的坐着轮椅，许多佩戴着勋章。我们上去聊天，原来是一个发了财的年轻人，请还健在的二战老兵来DC玩，坐游轮，参观落成不久的二战纪念碑。我想应该是二战中上过战场的，否则人数会多的多。他们没说这年轻人是谁，或许他们就根本不知道，他们也没说这善人有多年青，所以大家就凭本事去猜去股沟吧。

            大家都知道，美国参与捐赠的富人百分比比中国高的多，捐赠的数量规模也比中国大的多。本短文不讨论这些。通过比较一些知道的事实，我发现两边捐赠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总而言之，两国的捐赠文化有很大不同。

            首先，中国的捐赠以群众运动居多，相应上级号召居多。比如四川汶川地震后，企业个人的捐款似乎不输美国的911。除了那个不识时务的王石放了一通厥词被大家一顿臭骂，以及某官方网站为国外捐赠大户列排行榜严重伤害了某国人民的感情，社会作为整体总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得体的。相比之下，持之以恒的细水长流就很少听到。

            Bill Gates 和 Warren Buffet 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富豪，也是第一和第二位的慈善家。他们大部分捐款自然是给美国国内的，也有不少是给外国的。但是911时也没听说两位有什么大手笔，人家更注重的是持之以恒。以前的Westinghouse（西屋）奖，总有至少好几十年了，后来改为Intel奖，又有十多年，除了发奖时媒体会稍微报道一下，很少有人会注意。这些奖项总金额按美国的富裕程度，不算太高，100多万而已，但是贵在持之以恒，每年一次。Intel 和Westinghouse 要靠这捐款达到广告效应是不可能的。我做博士后的XX数学研究所有一位女数学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有一次我导师问她什么时候退休，她说再等几年，因为有一家公司每年给她一笔不算太大的研究基金（Grant），讲明是给她的，她退休后就没了。

            相比之下，我觉得许多中国公司的捐款社会压力和广告考虑占的比例高了些。这种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地捐赠，不可能来自于“持之以恒”的社会压力，一旦捐了也很少有广告效应。

            另一个重大区别是中国企业或个人的捐赠锦上添花居多，雪中送炭甚少。以我小人之心，还是广告效应在主导。中国运动员得了世界冠军，尤其是奥运会冠军，国家奖，省里奖，许多县市还会奖，最后还有霍英东等香港富商提供奖金。中国的体育机制大部分情况不太需要雪中送炭，但要得时候还是有的。中国的女足，得到的名次远在男足之上，但穷得不得了，曾有报导说有队员才每月千把元。关键就是女足观众少。还有一个非运动方面的例子。奥数冠军安金鹏，他的故事，更准确的说，他妈妈的故事，着实催人泪下。直到征战奥数前，他还穿着好心的老师和同学们接济的一身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按当时的制度，奥数的报名费和制装费全部自理。最后还是他母校，天津一中给解决的。得了冠军后，他进入了北大，各种表扬和赞助就像雪片一样飞来了。当他需要几块“炭火”的时候这些企业家都哪儿去了。

            美国当然也是锦上添花居多，明星运动员的广告多得不计其数。但人家也有不少雪中送炭的例子。Colorado有一个美国奥运训练基地，是啤酒公司Cools 独资修建的。奥运转播的广告自然有Cools，但这和夺冠以后的奖励和广告有着天壤之别。有一美国企业家，本身也是桥牌爱好者，为了打破意大利蓝队的垄断地位，自己掏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桥牌职业队Ace，几年以后Ace队就在百慕大夺冠。2008年奥运美国水上芭蕾有一位队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喜爱水上芭蕾，但非常穷。有一次在训练时，走进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女子，在她面前放下两万五千美元，叫她只管练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曾经的《花花公子》封面女郎Pamela Anderson。这个故事如果不是运动员事后讲出来，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人家雷锋做了好事至少还要在日记里记一笔。

            现在回到这一开始的事情，这位年轻有钱人的善事，自然谈不上雪中送炭，美国对退伍老兵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但他选取的这种回馈社会的方式，确实令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