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诺奖季节，看到中国又是榜上无名，总有一帮“有识之士”慷慨激昂，来一番狗咬耗子。“有识之士”中，基本上就是我这样的半吊子，市井小民不在乎，专家们则根本不屑，至少装着不屑。

本“有识之士”以前就此事也发表过一些社论，但远没有达到年年讲的热情。这次是因为最近读完了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以及一篇关于叶企逊先生的文章，感触良多，反正退休没事干，就再来“慷慨激昂”一番。条理相当乱，次序和重要性没有关系，或许这儿就没法区分重要性，所以小标题并不标识1234。

高中文理科分班

这个绝对是馊注意，那些诺贝尔大国，哪个是文理科分班的。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一分班，明显就是暗示他们，这些需要学，那些不用学。尽管没有说不许学，但这些小家伙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文科熏陶，对于将来成为理科大牛，到底有什么帮助，具体还真不好说，我有幸知道一些这方面例子，供大家参考。

Edward Witten，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流场论专家，或许就是第一。当初H 因子刚发明时，他是世界第一，H因子109，就是说有109篇论文被超过109人引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学本科是文科。他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是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的竞选团队一位负责人，具体职务已无法查证。

Paul Esposito，这个不是名人，是辛辛那提大学物理系教授，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他的本科专业是Classics，一个和历史相近的专业。有一次因为工作查询资料，发现某一年，他在物理学界的顶级杂志《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一口气发表了五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做理论的，那五篇文章是和系里一位做实验的教授合作发表的。那时候他研究的是理论凝聚态物理，2010年回母校参加校友会，我发现他和那些高能物理教授坐在一起，原来他“改行”了。

50年代初，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率团出国考察，团员有华罗庚、赵九章、贝时璋等人。旅途闲暇，有人拟了“三强韩赵魏”上联求对，这上联因为“三强”即是钱三强的大号，也是三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简称。华罗庚以“九章勾股弦”作对，“九章”是我国古代数学著作，其中首次记载了我国数学家发现的“勾股定理”，又刚好是代表团成员著名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大号，对的真是天衣无缝，珠联璧合。华先生的文学功底是哪儿来的，真还不好说，他因为家境困难，连高中都没有念。

几年前我发表这些感想时，忽然想起，台湾文理科也是分班的，但是李远哲。。。我马上向太太查证，她说，李远哲念书的时代，真还是不分的。

标准答案

中国目前的制度，是不鼓励质疑标准答案的，文科尤其如此。这儿不能多说，很容易政治不正确。

中国还有一种另类的标准答案，那就是领导人的讲话，即使错了也要讲出个道道来。北大校长的“鸿鹄之志”，认个错不就完了，非要长长一篇，就是想说，错的情有可原。堂堂故宫博物院赠送锦旗，会来个“撼祖国强盛”。群众质疑后，还要强词夺理，这个脸就是不肯丢。。。等等等等。这种“指鹿为马”式样的教育，你能指望被教育者将来得诺贝尔奖吗？

文科如此，理科居然也有，还是我的亲身经历。他们也不狡辩了，干脆不理睬。相比之下，普林斯顿考试委员会出“错”，负责此事的教授当即写信向一个高中生认错。这儿打了引号，是这个“错误”实在太高级，要不是这个高中生超级厉害，常人根本发觉不了。美国精算师考试出错，我写信指出后，约两星期后收到回信，诚恳认错。所有考生的成绩，因为此题进行了调整。我则明显因为举报的原因，给了满分。

终身教授和肚量

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终身教授制度，国内很少有人明确反对的。但要自己做，就有点叶公好龙了。有一年诺奖季节，众人慷慨激昂之后，有人冷冷地来了一句，Nash 如果在北大清华，早就被赶走了。

我所在的辛辛那提大学物理系，有一位华人教授，得到终身教职后，硬是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学校也没有拿他怎么样，或许也确实不能拿他怎么样。只是退休时，他也想申请个名誉教授（Emeritus），在系里保留个办公室，说是要继续做研究。这就对不起了，你上班时不做研究，退休了倒要做，谁会相信你啊。

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假如想开自助餐厅，就要有容忍大肚汉的度量。当然，自助餐厅理论上浪费是不允许的。

伯乐的水平

要成为伯乐，除了学术水平，道德水准或许更为重要。从“标准答案”一节可见，现在许多号称伯乐的，道德水准已经大不如前了。这儿介绍一个70年前的伯乐三人组。

1945年，俞大维提出，要从西南联大选出一些优秀学生到美国深造，向美国学习造原子弹。得到批准后，他和有关官员决定由曾昭抡（化学）、吴大猷（物理）、华罗庚（数学）组成甄选小组，各从自己专业选两名学生，六位精英是唐敖庆、王瑞駪、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徐贤修。他们没有选拔考试，全是伯乐一句话。当然，伯乐们肯定和副伯乐或助理伯乐有过讨论。从这个候选人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伯乐们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准。

前面说到，写这篇“社论”一个原因是最近看了一篇关于叶企逊先生的文章。叶先生堪称伯乐的伯乐。。。他一共培养了79位院士，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一半以上是他的门生或门生的门生。叶先生后来死的很惨，这篇短文自然不便涉及太多，详情可参看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或《最后一代大师》。即使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叶先生本人也不一定能得到诺贝尔奖，但使物理化学两科的国人得奖日期大大提前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以一个真实的“笑话”作为这篇很杂乱的短文的结尾。十几年前一次会议期间，有记者问杨振宁先生，中国大约多久会得诺贝尔奖，杨先生坚定地说，二十几年。记者问哪方面的奖。数学奖。也不知是记者使杨先生出了丑还是杨先生使记者出了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