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方鲲鹏

一、 史天健教授的民主制分类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史天健，因患急性间质性肺炎不久前突然去世，终年59岁。在国际学术界，史天健教授是研究中国问题颇有影响的政治学家，他的英年早逝令人唏嘘惋惜。

史天健将西方的民主体制很直观也很传神地定义为“程序民主”。与此对应，他创设了一个“实质民主”的概念。他定义一个社会的实质民主程度，是由民众拥有的民主感觉度来衡量。

史天健创立的实质民主理论招来很多非议。我想，如果他选择美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不是中国，可能批评会比较少。但史天健如果用对立于西方主流学派的民主理论来研究美国的民主问题，肯定在中美两国都找不到资助，而没有资助就无法作他的研究。

史天健对《凤凰周刊》记者玛雅说，他刚来美留学时，十分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后来看多了，认识深化后，就觉得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其实这种对西式民主制度从乌托邦式的憧憬到有真切认知的变化，发生在很多来美人士身上，即使在中国时是知名的西方体制狂热崇拜者（或称民运人士），曾写过一些有激情有影响的民主启蒙文章，到了国外后批评共产党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可以锋芒如故，但歌颂西方制度的往昔热情很快就消失了。

史天健对于美国的一些批评都是善意的，有事实有数据，绝没有妖魔化，也没有否定西方体制。我想，这一类批评可以起两个作用：对于生活在实行西方程序民主体制的读者，使人们从自恋式的体制优越感中醒悟；对于生活在体制转型期国家的读者，提醒人们不要幻想程序民主制能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

二、 中国应实现程序民主制，但面临的社会问题不会由此消失

（一） 为了长治久安应该采程序民主制

有点类似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虽然程序正义不能保证产生实质正义，但没有程序正义的实质正义，只能被认为是一种不合规范、不稳定的正义。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是在程序民主下实现最大程度的实质民主，这需要在设计程序民主的规则上多下工夫。

从整体来看，程序民主制的最大好处是从体制上制衡权力，保障长治久安。另外可以平息执政合法性的争论，也能使中央政府推卸一些困难的责任，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比如在程序民主制下，无需受理赴京告状。所以在中国的现状下，实行程序民主制后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央政府。

改为程序民主制后可以使社会表面上比较有序，但原有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基本上全部存在，不会自动改善。而老百姓的观感和感觉不仅难有实质性改善，更可能是变坏。美国的民调数据可资参考。前任总统小布什任期的后两年，美国人对他的满意度基本上处在百分之二十几的低水平。现任总统奥巴马目前的民众满意度在45%上下。美国的人民代表即国会议员们，整体的满意度长久以来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最新的一次民调是13%。目前有80%的美国人说他们不信任政府，仅有19%的美国人表示满意政府。这些民调数据说明，程序民主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虽说是迄今相对最可接受的政治体制，但远不是一个可以炫耀的制度。包括史天健在内的一些学者试图找到更好一些的选择，他们的探索精神应当受到尊重。

下面通过一些实证研究，说明程序民主制后，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不会退场。需要说明，举例分析不是统计分析，易于受质疑，这是此种方法先天不足之处，因此我尽可能选择知名的、代表性强的案例。

（二） 没理由相信程序民主制会约束利益集团同情弱势群体

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大众卫生健保法案》，将让全美大约3200万没有医保的人在4年内获保，使医保覆盖率从85%升至95%。

美国全民医保的思想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对美国人民说过，“我们将效仿德国人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的举措，让美国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奥巴马签署法案后，虽然还没有实现全民医保，不过只有一步之遥了，可以说奥巴马艰难地完成了一项历史壮举。

观察过健保法案困难而吵吵闹闹诞生过程的人，不难发现其中至少有三个反讽现象：（1）大部分美国人反对这个法案，不愿意帮助买不起医保的弱势人群，这对于一个高举人权旗帜的世界超级强国，可以说是奇耻大辱。（2）法案最后没有充分开放程序民主，是以投机取巧方法强行通过。（3）法案强制每个人都必须买医保，不买就罚款；这个规定与市场经济的原则完全不合拍，所以国会共和党人称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

换言之，如果充分开放程序民主，如果完全遵照市场经济原则，这个法案的命运必然是再次胎死腹中。这些反讽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医疗费用失控。近十几年来，美国政府眼看着医疗保险费以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的速度攀升，耳听着民众怨声载道，但政府或是制约不了、或是不愿约束、或是不敢得罪利益集团，结果只能是两手空空，一个解决方法也拿不出。

（三） 程序民主制与司法正义没有关联

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7月6日美前驻加蓬大使约瑟夫•威尔逊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揭露布什政府使用假情报蓄意夸大萨达姆的威胁，制造战争借口。一个星期后《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抖出威尔逊的夫人瓦莱丽•普莱姆是以能源顾问身份作伪装的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其时普莱姆已为中情局秘密工作了近20年，经常派往国外从事间谍活动。她特工身份曝光，不仅使她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也给她本人、同事、国外联系人、线民等带来危险。

威尔逊认为，布什政府故意泄露他妻子的特工身份，是对他批评布什战争政策的打击报复。而泄密文章的作者也承认，白宫官员向他泄露威尔逊夫人的特工身份时，他意识到是为了报复她的丈夫对布什政府的批评。

根据美国法律，泄露中情局秘密特工身份的做法属于重罪，美国司法部长任命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为特别检察官对该泄密事件进行调查。调查告一段落后，特别检察官以伪证罪和妨碍司法罪起诉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

利比在审判时声称，他在泄密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他作证说，是副总统切尼派他去St. Regis旅馆接受记者朱迪斯•米勒的采访，在那次谈话中，他把普莱姆的特工身份泄密给了米勒。利比进一步作证说，在去见米勒前，他告诉副总统，由于属于机密档案的性质，他不能把普莱姆特工身份信息告诉米勒，副总统回答他：“总统授权你泄露出去。”

在法庭辩论时，特别检察官向陪审团说：“被告律师韦尔斯说我们企图怀疑副总统。我们把话挑明了，副总统身上确实疑云重重。是他派利比去St. Regis旅馆见朱迪斯•米勒，被告在那次二小时的会见中谈论了威尔逊夫人。这个疑云不是我们按上的。而且由于被告阻碍司法和作伪证的行为，使我们无法解开副总统身上的疑云。（为慎重起见，我把特别检察官的法庭原话抄在此：Fitzgerald told jurors：“[Wells] said something here that we’re trying to put a cloud on the vice president. We’ll talk straight. There is a cloud over the vice president. He sent Libby off to Judith Miller at the St. Regis Hotel. At that meeting, the two hour meeting, the defendant talked about the wife. We didn’t put that cloud there. That cloud remains because the defendant obstructed justice and lied about what happened.”）

我对特别检察官的这席话解读为，他知难而止，以利比作伪证和阻碍司法造成调查无法进行下去作为籍口，终止了调查。

陪审团判决利比有罪，法官据此判处利比30个月监禁。利比在判决后对记者说，他是白宫抛出的替罪羊；而接受过采访的陪审员也全都同意“替罪羊”的观点。不过利比没有服一天刑，布什总统特赦了他。

这个泄密事件，媒体称为“特工门案”，从2003年9月29日开始调查，到2007年7月2日布什总统特赦利比，经历了3年9个月，花费了调查费用2.58百万美元，全程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然而正义仍然没有得以伸张，甚至连泄密责任者都没有指出。特别检察官虽然知道利比是泄密者之一，但没有起诉他泄密罪，也不敢追查幕后的主使者。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泄密者关进监狱，也没有给受害者一句道歉的话。

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打击报复事件，稍有生活阅历的人，大致没有经历过也看到过。普通人的这类事，媒体不会有兴趣，就如沙粒掉入水里，水纹也不起一个。但发生在白宫就不同了，那里事无巨细，媒体总是兴致盎然。而这个“特工门案”还有稀奇之处，就是 “你来一拳，我还你一脚”这般没有想象力最低档次的报复情节，居然会在白宫最高档次的官员中上演，让我等百姓开了眼界。只是白宫这次不巧，一脚踢到了铁板上，从而延伸出像肥皂剧似的长篇故事。

（四） 程序民主制无助于解决官员腐败问题

俄罗斯急急忙忙转型程序民主制后，有目共睹，官商勾结腐败问题十分严峻。盲目学西方体制的叶利辛，把俄罗斯搞到崩溃地步后就一副傻样，束手无策了；最后是靠对西方体制极度怀疑的普京收拾好烂摊子，使俄罗斯逐渐恢复元气。

（五） 新闻自由在程序民主制社会由看不见的手控制

言论自由必须由新闻自由和传播自由来体现；没有后二者，言论自由就是自说自话的自由。所以，只需要以新闻自由为代表来讨论。

在程序民主制社会，新闻自由是由市场力量看不见的手控制。这种控制的效率高于政府的行政控制，而媒体“维稳”、维护“政治正确”的自觉性也高于政府行政控制下的媒体。如果中国转型成为程序民主制社会，民众会感到自说自话的自由多了些，但其他方面差异不大。

举两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翟田田案。翟田田被控恐怖威胁，美国的地方媒体和全国主流媒体都有报道。翟田田还关在美国监狱时，《纽约时报》作了一次长篇报道，其中有一些事实方面错误，比如翟田田那个惹祸的电话，接听的人是学校电话接线员，但那篇报道称警察接听了电话。后来翟田田案有许多新的发展，我给报道的作者写了两次信，告诉他翟田田案的后续发展，指出他报道中的一些错误，并告诉他如果需要电话采访翟田田，我可以帮助联系。这位记者连一个字也没回复我。

翟田田案是以检方行政撤销结案，这表示翟田田是完全无辜的，检方办错了案。按理说，当初报道过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胁的媒体，有责任报道检方行政撤销此案的消息，还他一个清白。但由于“政治不正确”，美国没有一家媒体（除了华文媒体）对检方行政销案作了报道。特别是那位曾长篇报道过翟田田被关押的《纽约时报》记者，虽然我特意告知他翟田田案被检方行政撤销了，他还是不作后续报道。

另一个例子是高瞻案。高瞻在2001年曾使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兴奋了好几个月。高瞻的后续发展尽管更具故事性和戏剧性，同时由于高瞻是在美国公众中有高知名度的新闻人物，使高瞻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新闻性，但没有一家媒体对高瞻案2003年以后的发展作报道，估计也是“政治不正确”，媒体不想让美国政府尴尬。

三、 少谈些主义，多作点实事

我曾浏览一位称为“流水有痕”网友回忆农场生活的博文，其中一个小故事留给我深刻印象。他当年下放到军垦农场喂猪，附近农村小孩常来偷粪（那时猪粪是农作物的主要肥料）。一次被他抓到几个，他问他们为什么来偷粪，一个孩子低头想了半天，忽然大叫：“毛主席最亲！解放军粪最香！”

现在的学生看了，会以为“流水有痕”在说笑话；但曾上过山下过乡的“知青”一看就明白，这不是杜撰的故事。

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变确实值得世界瞩目。相较于经济变化，政治变化虽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不过作仔细观察的话，仍可以发现一些重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决定国家走向的权力，由一个人的“家长制”和平过渡到“董事会制”，而且用任期限制、年龄划线的规则使这些改革成果制度化。

中美舆论大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果真如此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看不出这个“滞后”损失了什么。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程序民主制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却解决不了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治理好民众深痛恶绝的官商勾结腐败现象，这需要健全法制，违法必究、执法必严，需要推出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财产信托等制度，做这些事不必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治理好社会乱象才能有助于体制转型平稳进行，而指望用体制转型来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则适得其反，只会乱上加乱。

不进行政治改革，30年改革成果会丢失的观点，是危言耸听。市场经济已发展到没有哪种力量可以使其走回头路，而经济发展产生的各利益集团都想影响政府的政策，会不断要求构制一个可博弈的平台，即要求社会体制转型，或谓政治体制改革。由于程序民主制历史悠久，游戏规则较可捉摸，容易为博弈各方接受；但对于不能上台博弈，只能“被代表”的普通民众，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实惠。

程序民主制的“程序”（规则）是大可研究的课题。政府与其神秘兮兮高调作秀，误导民众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可医治社会百病，不如拨款设几个研究小组，研究和设计社会体制改革的规则，把研究成果公布，既普及知识，又可让各界评议，以便根据反馈作改进。总之要努力使公众对社会体制转型的认知，从现在抱持的幻觉中降落下来，方有可能使改革平稳实现。

我很赞同史天健教授的一句话，现借来作为本文结束语：“我们应该像胡适当年说的，要踏踏实实地做一点事情，就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因为谈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