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躍華事件，鬧的沸沸揚揚。神醫、神棍、非法行醫，在各種帽子加身下，李躍華又多了一個說不清的韓國之行....

日前，有自媒體放出消息“非法行醫”的李躍華醫生受邀，將赴韓國抗疫！但很快事件反轉，韓國使館回應“李躍華赴韓抗疫”：沒有獲得簽證的可能。

先不論韓國之行事件虛實，但這事炒的太高調，又是上級指示、又是代表國家的，這種民族主義式的炒作，很容易被輿論反噬 。我認為，對李躍華既不能過度捧殺，也不能一邊倒地喊打。讓李躍華代表國家，這是他無法背負之重，但另一面，一邊倒地說人家騙子，這也是居心不良，誰會在疫情期間冒着傳染風險上門給人看病的？還是給兩位老人出診？

現在各種李躍華的消息真真假假，這裡給李躍華辟個謠。今天，朋友圈熱傳一篇文章《李躍華不去韓國了內幕》，經向李躍華求證：此文屬於偽造李躍華頭像、偽造對話，用心險惡，完全把李躍華推到政府對立面。

李躍華說：我不是神醫、也不是騙子，我只是從臨床、從實踐中、從自己身上摸索出了醫學界不太受關注的東西，剛好這些東西在疫情上派上用場了，對病毒確實是有作用的，”病毒確實是醫學界的老難題，如果我們能夠突破，繼續驗證，對社會的貢獻是巨大的。”

不管怎麼說，我個人認為，李躍華事件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他的個人經歷、疫情期間救人、非法行醫問題、苯酚穴位療法，臨床試驗、還有醫療制度等，都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標本。現在社會各界有很多人關注，其中有不少是醫療系統的人士。

最近，我們收到一位醫生朋友的來信，國內三甲醫院執業醫師、多年臨床一線實戰的正規醫師顧經宇，他從另一個角度談了對李躍華事件的看法。

一個醫生談李躍華事件：誰都不是局外人

我公開表達對李躍華事件的看法，我身邊有不少熟人婉轉地質疑我：怎麼為李說話呢。我不討論李躍華“非法”行醫的問題，這件事看似“鬧劇”背後，有深層的意義，事件中老百姓更關注的是效果，是法外的情和理，是在走投無路時、如何自救、求救、得救。

我作為一名內臨床醫生，在實際工作中，我接過太多的電話和諮詢，他們諮詢我時，根本不管我是哪個專科，而是什麼問題都問，心臟病、肝臟病、腎臟病、甚至婦科病……。

當一個人親自得了新冠肺炎，到處打電話、無人醫治、一床難求、崩潰絕望的時候，他願不願意讓李躍華來試一試呢？他願不願意讓一個有醫師證的產科醫生試一試治肺炎（其實她不會治肺炎）？甚至，他願不願意按照網友發給他的某個可笑的建議試一試？

我見過太多、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說大話不腰疼的人，實際在求生的時候，比別人更怕死、更卑微、更低級、更不顧一切。

在疫情密集期間，微博上，求助多到數不過來。在醫療資源爆倉的情況下，我們能苛責誰？我看了太多崩潰的求助，沒有床位，又能苛責誰？

關於李躍華的“穴位注射”，這種療法本身確實在臨床上有使用，至於能否用苯酚穴位注射治療新冠肺炎？是苯酚的作用？還是穴位注射的作用？這個疑問有待科學的考察考證。

有人說李躍華的治療方法未經驗證。那請問：面對新冠肺炎，哪個治療方法是早已得到了驗證？面對新冠都是試驗，區別在於有沒有披上“官批”的外衣。同樣是試驗，憑什麼有的被推薦、有的被拒絕？憑地位嗎？憑頭銜嗎？反觀李的注射療法，至少他曾在自己身上試驗過無數次。至少目前沒有報道說他的療法哪怕是耽誤了誰。所以，不要進行雙重標準的指責。

當然，我更想談談這起事件背後的社會意義。

社會意義1：生命由誰做主？

社會上那些走投無路的病人，有沒有權力自己決定找李醫生治療？——擴展而言，對於任何疾病，當一個病人求醫無門、走投無路的時候，病人有權利定自己找誰治療嗎？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一搏嗎？甚至：病人能不能自己做主、把性命託付給所謂的民間高手？ 

社會意義2：如何獎罰分明？

現在騙子太多太多了、虛假宣傳太多太多了。如何才能獎勵真正的救治、懲罰虛假欺騙呢？這個話題，今天肯定無法全面討論。我相信大家都能一致的觀點是：現在的關鍵問題在於：對各種行騙、各種作惡的監管不力、懲罰太低，比如：各種預付費的會員卡，突然之間商家關門了，無數用戶投訴無門，甚至發展為一條龍服務的騙局——關鍵不在於有人騙，而在於對惡人的監管不力、懲罰太低。 

社會意義3：醫生出手救人，應考慮生命第一，還是不違規第一？

當病人自己決定找某人治療時，如果當前的法規不允許某人（即使是正規在職醫生）治療，這時生命權第一位？還是不違規第一位？醫生決定出手救人的權力能放大或哪怕被臨時許可嗎？

社會意義4：如何及時獲得嘗試性治療的合法途徑？

此次疫情中，不僅僅是李躍華這樣民間醫生，也有大牌醫師的困境，他們受困於制度、非常無力。我們要亟待推動的是對於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難治病開展嘗試性治療的快速許可制度。

這一次新冠疫情，很多醫生急切地想救人。就連武漢大學藥學院教授丁虹，擁有無數閃亮的頭銜，疫情伊始，悲天憫人、積極思考，她想推出她的甘草酸三聯方案，但反覆被刪，還用了所有可能的渠道向上反映…但獲得的回覆是“先做臨床，否則違法”。還有同濟醫學院法醫教授劉良，四處申請`進行屍體解剖，結果阻力重重，他只能通過自媒體發聲，好在引起了公眾的關注，終於能開展工作了。

再比如：我是三甲醫院正規有證真醫師，我組建了一支難治病團隊，我們也思考了一套方案想上前線，但是，我們既沒有丁虹教授、劉良教授的閃亮頭銜，也沒有兩位教授那樣在互聯網上發聲的勇氣和人氣，我們只能敲敲鍵盤寫點自己的診療設想。 

現在的問題是：官批太難太難，所以制度需要改進。從這次事件，有值得我們推動制度的建立：尤其對於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難治病開展嘗試性治療的快速許可制度。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急需體制外的救治。

我舉兩個社會廣泛關注的例子：

2007年11月，孕婦李麗雲在北京朝陽醫院分院，病危，陪行人肖某拒絕簽字（後查明其實無夫妻之法律關係），醫生無法救人，孕婦死亡。為什麼？一個病人已經在醫院了，還明明不是醫療技術救不過來，為什麼卻在醫生眼皮底下死了？

——這就是：當時沒有制度許可（更別談保護）醫生出手救人。

——這就是：體制內救治途徑失效。

——這就是：事件之後出台新規：緊急情況下可以由醫院負責人簽字救人。

——這也是那次悲劇帶給社會的重大積極意義。 

2019年，聊城假藥案以及電影《我不是藥神》所反映的，同樣是病人難以從體制內獲得續命。

請問，這時：醫生有沒有權力告訴病人世界上有什麼藥？病人有沒有權力自己（想方設法從體制外）買藥？

——可恰恰在法律修改前，醫生和病人如果做了這類救命的事是違法的。

——你說，是該譴責醫生和病人呢？還是應該賦予醫生和病人自主權。

——好在，聊城事件後，藥品管理法時隔18年首次全面修改。

——這是多麼的真正造福百姓。 

更常見的真實困境是：某病人在某縣二級醫院重病無法轉院，自己決定請京城A專家飛刀，雖然聯繫上了A專家，但是，沒有法規上的許可，A專家可以飛刀救人嗎？——直到現在，還沒有相關救治制度出現。有沒有一個制度保障醫生敢於出手救人？

又比如：疫情中，國頒診療方案反覆修改（現為第6版），這就意味着最初的推薦可能並不合適。

——這就要問：臨床一線醫生，在診療病人時，如果一開始根本就不同意國頒的診療方案，該怎麼辦？他們可以自主決策嗎？

——當然，擺在桌面上的回答會是：允許的。

作為一名身在著名三甲醫院一線20年的正規醫生，我在我的崗位上，看到許多的絕望。有的絕望，是客觀的病情，人力確實無法改變。但也有很多絕望，是制度的困境，人力可以做，卻無法做。

所以我們普通人，真正能呼籲的，是推動一些制度的建設。

比如：（1）當一個病人確實走投無路時，在體制內無法獲得治療時，他有權尋求體制外的救治嗎？

（2）生命權vs制度，如何處理？

（3）推動制度上保護和保障醫生出手救人。

（4）推動建立：（尤其對於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難治病）開展嘗試性治療的快速許可制度。 

（5）推動制度上保護和保障醫生`用創新手段治療危重病人、難治病人，而不是束手束腳地照搬指南／共識／規範——因為指南／共識／規範不適用於危重病人、難治病病人！

在我看來，李躍華至少是社會底層有愛心的普通人。我們大義凜然地處罰他，能改變什麼？能拯救什麼？能產生什么正能量？ 

即使李躍華的療法真實有效、即使他證照齊全，但是，他仍然沒有接診權、他的治療方案也不在國頒的方案內，那些走投無路的病人們，有沒有權力自己決定找他打針治療？如果李躍華接手了，還是違法違規嗎？

有時只能感嘆：國人的自救和救人的權力都太小了，太受限了，小到馬路上扶個人都膽戰心驚。而真正任性的行騙、任性作惡，自由和尺度都太大了，還太不受監管和懲罰了。 

1，疾病無情義、制度可進步。

2，處罰一兩個未見實際危害的底層小民，遠不如推動救命制度的建立。

我期盼：李躍華事件，能推動一些制度的建立和進步。作為臨床醫生，我鄭重疾呼：急待從制度上確立，臨床診療措施尤其對於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難治病，應當由施治醫生酌情決策，不受常規指南、共識、診療規範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