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今大陸文壇“懺悔文學”的出現，文化界“懺悔意識”的萌生，是中國社會一大奇蹟。 基督教自利馬竇來華算起，已有四百年之久。如以文化更新的“啟、承、轉、合”四個階段而言，目前應屬從“承”到“轉”的階段。因此，尋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交會點，應屬現階段首要的工作。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在許多問題上，的確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但異中有同，不是完全沒有交會點。而有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與溝通，劉述先、杜維明、趙敦華、梁燕城等許多當代海內外的學者，都曾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但不約而同地，他們都強調兩個最重要的課題：一個是有關於“人性論”，另一個則有關於“宇宙論”。 一、人性論 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對人性有一種樂觀的態度，所以劉述先認為儒家是在傳布一種“現世的福音”。王峙軍在《比較人論》一書中，曾詳細分析中國人性論的發展。並指出孟子的“性善”之說，後來如何成為儒家思想以及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甚至連佛教進入中國後，也不得不與“性善”之說有所妥協或調適，於是產生了所謂“眾生皆有佛性”的“心性論”。這種佛教的“心性論”固然是中國佛教的核心思想，卻非常可能並非原始印度佛教的思想，而是佛教為了因應中國“性善”的思想，乃以頗具創意的方式，所自創的新觀念。 但是也正因佛教的附和，“性善”的人性論，在中國被大大地強化了。然而，韋政通認為，這種“人性本善”的觀點，特別與基督教比起來，對生命的體會毋寧說是膚淺的。因為儒家對現實人生的種種罪惡，始終未能有較深刻的剖析。因此，這種儒家“性善”的道德思想，對生活安適、痛苦較少的人，比較適合而有效；對生活變動幅度大，且也有深刻痛苦經驗的人，就顯得無力。連當代佛教大師聖嚴都慨嘆說，佛教似乎都是在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才大行其道，人們似乎把禪修視為繁忙人生里的“清涼劑”而已！ 因此韋政通不能不問：在這個復雜多變、焦慮不安的現代社會，這種傳統的“性善”道德信念，是否還能足夠應付？我們還可進一步追問：對經歷過十年文革浩劫的人，“人性本善”的論調，能否解釋這空前的人間悲劇是如何發生的？ 相對的，基督教則強調“原罪論”。這使得篤信“性善”的許多中國人，下意識地排斥基督教。但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悲劇之後，“原罪”的概念可幫助我們認識人類罪惡的真相。因此，卓新平指出，現今大陸文壇“懺悔文學”的出現，文化界“懺悔意識”的萌生，是中國社會一大奇蹟。然而這正代表中國人經由痛苦的心路歷程，開始對人性有一種新的、深入的領悟與體認。 可是許多當代學人對“原罪論”仍有不少誤解，需要略加說明。首先，基督教的“原罪論”並不等同於荀子的“性惡說”。因為基督教一方面強調所有人類陷溺罪中無法自救的事實，但又同時肯定人類原來是依據神公義和慈愛的形像而造。前者似乎接近“性惡說”，而後者又類似“性善說”。梁燕城曾指出，孟子的“性善”是指人的“心性本體”，也就是人的“應然層次”；反之，荀子的“性惡”是指人的“具體本性”，也就是“實然層次”。如依此分析，則儒家所見，基本上與基督教所見略同。因此，在我看來，基督教對於“人性本善”抑“人性本惡”之爭的看法是：“人性原本‘知’善；人性亦本會‘行’惡。” 其次，基督教所強調的“罪”（Sin），並非作奸犯科的“罪行”（Crime），而是偏離神完美形像的“罪性”（Sinful Nature）。因為，基督教的“罪”這個字，在希伯來文與希臘文中，均指“射不中的”之意。換句話說，“罪”在聖經中，是指人沒有達到作“人”應有的標准，而這標准正是神自己。所以《羅馬書》3章23節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這種觀念與儒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看法也很接近。而儒家所謂的“聖賢”，則近乎於基督教所說的“敬虔之人”（Godly Man）。 在這樣新的理解下，“原罪論”不但不應該成為中國人接觸基督教的“絆腳石”，反而應該會成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個新的交會點。不僅如此，這種對罪的深刻體認，還能夠產生高度的“自省精神”和“懺悔意識”，從而達到真正的自由與生命的更新。 劉述先固然不同意“儒家思想對人性有膚淺的樂觀主義”的看法，但他也認為，儒家思想需要通過基督教對人性不同視域的刺激，發掘出儒家傳統內部對人性黑暗面的照察，並加以進一步的擴大，才能夠對於現代人所面對的情況有所把握，而予以有效的“對治”。 所以，對“人性論”的再思考，將是未來中國文化脫胎換骨的一個新起點。而在這方面，基督教的“原罪觀”與“懺悔意識”，將對中國文化提供對人性極有深度的觀察，作為新的轉化點。重要的是，在中國文化中，也並非沒有類似的體會。若能不懷成見地重新檢視，不難促成中國文化的再造。 二、宇宙論 宇宙論所牽涉到的重要問題包括神是否存在、創造以及“超越觀”等重要的問題。其中“超越觀”對現代社會的人生觀影響最大，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歷史上，也是衝突最大、爭議最多的問題，因此特別需要詳細地討論。 如眾所周知，中國文化一向比較強調用“內在超越”的途徑來達到“自我提升”的目的。因為中國人喜歡強調，無論是儒家的“天”，或是道家的“道”，或是佛教的“佛性”，都內在於吾人的生命之中，不假外求。至於修養的方式，儒家提倡先“內聖”然後“外王”的方式，認為“人人可以成為堯舜”；佛教則強調用“明心見性”之法，認為“人人可以成佛”；道家則以“觀照內心”之法，最終達到“人人可以成仙”的目的。因此，三教都是提倡一種“自力拯救”式的宗教，其細節雖有差異，大體上卻是極為相似的。 但基督教卻與儒釋道三教大相逕庭，強調“外在超越”或“純粹的超越”。因為基督教認為，創造世界的神本身不屬於這個世界，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認為，神是“絕對的他在”（Wholly Other）。因此，神是超越我們知見的范圍，而且他是用“啟示”的方式向世人溝通。人能夠“感受”（Apprehend）到神的存在及作為，卻不能全然“掌握”（Comprehend）神的心意。而且人陷溺於罪惡的勢力之下，是無法“自救”的，只有藉助於外在之神的救贖。這是純然“他力”式的拯救觀。 所以乍看之下，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是互不相容、彼此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前者尋求外力的拯救，後者卻認為靠自力就可以成聖。基督教強調神是至大、至上的，是存在於人心之外的；但宋朝朱熹則謂“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唐代禪師馬祖道一也主張“心外無佛，自心是佛，佛外無心”。基督教重視神的“啟示”，儒家和佛教則看重人的“領悟”。凡此種種，兩者似乎難有會通之道。牟宗三甚至認為，基督教若不改為“自力教”，就永遠無法在中國立足。 其實若仔細觀察，在“超越論”方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也並非沒有交會之處，只是需要下功夫去正確地了解基督教的精意，同時對中國傳統思想有較深刻的反省，才能看出其交會點。 事實上，基督教真理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二律背反性”（Paradox，或稱“吊詭性”）。換句話說，基督教的許多觀點，往往是以“似非實是”、“似反實正”的表達方式來敘述。未深入了解的人，就常常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以致於嚴重誤解了基督教。茲略舉數例，便可理解。 譬如很多人說基督教有“他世”情懷，儒家卻肯定“現世”。其實基督教沒有佛教“輪回轉世”的觀念，卻強調“僅此一生”，因此基督徒特別重視在有生之年，如何善用自己的光陰、錢財在濟世助人的事上。當然基督教也的確強調“來世”的賞罰，但“來世”的賞罰卻是以“今世”的貢獻為基準的。 所以，強調“來世”情懷的基督教，在社會改革、慈善救濟、捐資興學上的貢獻，比一般社會大眾高出許多，這是有目共睹的。反倒是肯定“現世”精神的儒家，正如韋政通指出的，卻逐漸失去了救世的熱情，不是存着“學而優則仕”的私心，就是受佛道兩教的滲透，逐漸轉為“出世”了。 若從這種“二律背反”的特徵去看基督教，我們就可了解，基督教乃是以“外在超越”的方法，來使人脫胎換骨得到生命的“更新”；再由這新生命來進行“內在超越”的“成聖”工作。還有，神既是“絕對的他在”，但同時，他又與信徒“互為臨在”（Mutual Indwelling），正如耶穌常對門徒們說的：“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不單如此，基督教認為“死”是通往“生”的必經之路，因為種子如果不被“埋藏”在土裡，焉能開花結實？同理，人若不肯“埋葬”自己的野心或私心，也就無法超越自我，去得到更高層次的豐盛新生命。通過這樣來理解基督教，就可以找到許多可以與中國文化會通之處，甚至可以找到醫治中國傳統文化弊病之道。 劉述先也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儒家思想後來發展的結果是，“人”被無窮擴大，甚至到了一個地步，跟本見不到“天”了。所以他認為儒家思想也應凸顯出“天”的超越性，不可任其塌陷下去。基督教強調“純粹的超越”，正可以提醒儒家不要聽任“天”的超越性失墜。他還指出，基督教排斥“偶像崇拜”是有深刻涵意的，因為有限固然可以通於無限，並不意味着有限可以等同於無限，更不可將真正的無限，用有限來“形相化”的。 余英時也說，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價值系統，不僅沒有因為現代化而崩潰，而且正是現代化一個極重要的精神泉源。卓新平還進一步指出，基督教“超越觀”可以提醒人們，在建立“法治”的社會時，需要有一種超俗、絕對的價值觀來作對比、參照，使得這些法律、制度、組織得以不斷調整、修改和完善。也就是說，這些學者以及湯一介都認為，基督教所強調的“外在超越”，不僅不是文化會通的“障礙”，反而可以藉此補足中國傳統文化過份強調“內在超越”的缺欠。因此“超越觀”是會通的交會點，也將是未來中國文化的轉化點。 三、展望 回顧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雖然利馬竇有很好的起點，但因教內教外的夾擊，以致功敗垂成。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基督教與天主教再度向中國叩關。這次雖然在促進中國現代化方面，基督教貢獻頗多，卻又在民族主義、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浪潮下，被排斥、淹沒了。 然而目前卻是一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空前”的良機，因為民族主義所引發的盲目排外激情已遠，大部份學者對西方文化的精華認識的也較深刻，基督教可以真正和中國文化彼此對話、會通，進而促成中國文化的更新與轉化。因此最近中國出現一批所謂的“文化基督徒”，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也值得深思。 “文化基督徒”固然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上會有貢獻，而其中也有許多是真誠的“尋道者”。但是若要以基督教思想來轉化中國文化，則恐怕不是“文化基督徒”所能做到的。因為畢竟“讚賞”基督教思想和文化是一回事，個人內在生命被基督信仰所“更新”又是另一回事。而正如前文所說的，自己的生命若沒有被聖靈所“更新”，也就無法承擔文化之“轉化者”的角色了。 最後，在未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會通方面，我提出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無法”與“無天”，這對中國的“現代化”構成某種程度的障礙，是需要藉着與基督教的會通，尋求對治之方。另外，在會通的交會點方面，我也“拋磚引玉”地提出“人性論”與“宇宙論”，作為未來會通的焦點。我誠懇地盼望，所有的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都能彼此虛心切磋琢磨，以再創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高峰，迎向二十一世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