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中共第三代在執政期間提出“三個代表”學說，即中共是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少持異議觀點的學人把“三個代表”看成是中共為自己塗脂抹粉的宣傳手段而已，不值一提；山哥倒願意充分肯定其中的積極意義。“三個代表”不僅為當時中國的大規模市場經濟化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即使除去為中共量身定做的時代背景，用它來衡量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也有一定的普遍價值。

本文願意探討中國19世紀五，六十年代分別領導太平天國運動和湘軍的洪秀全與曾國藩，看看兩人在中國近代史上誰更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首先從文化方面來考察。表面看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借用了早期基督教布道書《勸世良言》中的一些概念，組織“拜上帝教”，自稱為上帝“次子”，耶穌是其“天兄”，藉此組成反清軍事政治集團，有“先進“因素。實際上《勸世良言》本身是中國本土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中國最早的新教牧師馬禮遜的弟子，雕版工人出身）不成熟的神學小冊子，對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的理解並不深入，而身為五次科舉考試落第秀才的洪秀全完全是出人頭地絕望的情況下，對書中否定儒家和科舉的簡單論述十分激賞，因而產生了建立以他自己為“天王”的“天國”的野心。

雖然洪秀全也鼓吹“弟兄姊妹”之類的平等觀念，其實他搞的政教合一專制獨裁。他自己在南京稱王后，便過着妻妾成群的腐朽淫亂生活，毫無一點基督徒的氣息。

反觀曾國藩雖然以儒家衛道士自居，其實在創建和發展湘軍的過程中，他吸取了儒家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些精華思想，以及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敢為人先，不懼生死”的合理成分。在西方文化洶湧而來的年代，曾國藩重用第一位留學生容閎（也是基督徒），並委託他組織了最早的學童留美，對中國現代化產生了深遠意義。在處理天津教案等事宜中，也體現了曾國藩對基督教傳播的較開明態度。在人才濟濟的曾氏後裔中出現許多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基督徒，顯然與他的開明態度有關。

其次從生產力方面來看。曾國藩是近代史上“洋務運動”的先驅，對中國的近代化居功甚偉。在這場“自強運動”中，曾國藩領導了留學，辦新學，開礦，冶煉，造船，造機器槍炮的近代工業化運動。洋務運動的成就雖最終毀於李鴻章等人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但它在此之前在平定太平天國及捻軍的內亂，收復新疆，在中法戰爭中擊敗法國等歷史事件中作用非凡；也為日後20世紀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打下了基礎。

反觀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在中國遭受英法俄等列強侵略威脅的時刻，在中國富有的長江流域大打內戰，對當地經濟破壞極大，並沒有多少建設成就。它的“天朝天畝制度”雖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並沒有貫徹實行，更沒有促進中國生產力進步。它對中國近代工業化的正面意義更是微乎其微。“天國”後期在洪仁的策劃下制定了一下較為進步的新政（出自其《資政新篇》），但實際上沒有實行。

最後從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來觀察。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給中國百姓帶來的是戰亂和自相殘殺，沒有任何抵抗西方侵略的積極意義，給大半個中國的人民增加了痛苦。如果洪的天國一旦得逞，中國很可能墮入政教合一的黑暗時代，比清朝不會有任何進步。

曾國藩的湘軍雖然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也給戰區人民帶來了一些痛苦，但他的努力總體來看要比洪秀全對中國百姓更加有利。

由於民國政府的反清立場和中共的階級鬥爭學說主導，100年來中國和華人的主流社會都在貶低曾國藩，抬高洪秀全。然而歷史並不應該因為政治原因而長期扭曲。現在是給那段歷史一個公正的說法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