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M·麦考尔（Jeffrey M. McCall）是一位媒体评论家，也是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的传播学教授。他曾担任广播新闻总监、报社记者以及政治媒体顾问。近日，麦考尔先生在《国会山报》呼吁－－“在战争迷雾中，美国需要值得信赖的新闻”：

当新闻媒体自身成为其所报道事件中的主要参与者时，这绝非好事。然而，这正是当下的现状：主流媒体正将自身的偏见解读及预设叙事强行植入关于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之中。

记者和编辑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报道战争的事件始末与既定事实。相反，这些自诩为“人民代言人”的伪善之辈，执意要对新闻情节进行刻意修饰，并借机推行其特定的政治议程。显然，那种单纯客观地报道新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这种对新闻叙事的操控行为既源自中左翼媒体，也出自中右翼媒体；但正如大多数美国人所公认的那样，主流媒体整体上是偏向左翼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全国各地的新闻受众如今正苦于辨析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叙事。战时绝非媒体夹带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私货的时机。

理智的美国人渴望获取关于新闻事件的全面、审慎且客观公正的信息。新闻受众完全有能力依据具体情势下的客观事实，独立思考并形成属于自己的观点。这种新闻报道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卓有成效——在那段时期，新闻理应以无党派、中立的姿态呈现，而评论与分析文章则会被明确地加以区分标注。因此，随着昔日专业新闻报道准则的日渐沦丧，公众对新闻行业的信任度随之彻底崩塌，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对军事冲突进行新闻报道，无疑是新闻行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来自美国、以色列、伊朗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政府所发表的各类声明，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视与核实；任何言论都不可照单全收、信以为真。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受“战争迷雾”这一客观因素的影响，新闻机构在报道过程中必然存在诸多未知与盲点。

然而，报道战争的难度绝不能成为媒体肆意越界、脱离报道本职的借口。近期关于战争的报道中，那种整体性的视角缺失与背景语境匮乏，其程度之惊人令人咋舌。新闻叙事中充斥着关于战争何时结束的种种臆测——仿佛世上真有人能预知结局一般。试想一下：若是在1942年1月，记者们竟去纠缠罗斯福总统（FDR），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何时才能画上句号，那该是何等荒谬的景象？

此外，还需留意媒体每日对汽油价格表现出的那种近乎偏执的关注——仿佛给一辆SUV加满油箱所需的开支，竟比阻止恐怖主义敌对势力研发核武器这一国家安全重任还要来得重要。也许正如左倾媒体反复强调的那样，这场战争确实毫无必要；但可以肯定的是，记者们绝不可能掌握五角大楼所拥有的全部战前情报。

当然，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伴随着严重的危险与风险，理应受到审视；但在四月初，当一架F-15E战机被击落时，主流媒体的报道却显得有些反应过度、大惊小怪。这种笨拙的视角导致一些观察家抱怨称，媒体报道存在偏颇，过于偏袒伊朗一方。美国企业研究所甚至发表了一篇文章，断言传统媒体正在蓄意唱衰美国。

伊朗的领导人——至少是那些依然在位的领导人——恐怕正乐见美国媒体对这场冲突的定性：他们专注于放大美国方面的一切所谓“问题”，却对伊朗长达47年的种种恶行视而不见。

职业新闻界如今对其自身使命产生了某种混淆。太多的记者不再甘当公众的代言人，反而显得自以为是，热衷于推销自己的观点，而非仅仅提供那些维系民主制度所必需的信息。几年前，前NBC主播莱斯特·霍尔特（Lester Holt）在领取新闻奖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无意中揭穿了这一真相——他说：“‘公平’这种东西其实被过誉了。”CNN主播达娜·巴什（Dana Bash）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暗示道：“所谓‘客观报道’，绝不意味着仅仅是把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

当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这一现实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时，这对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害。根据所依赖的新闻媒体是左倾还是右倾，公民们对同一事实（即那头“大象”）会产生截然扭曲的看法。右倾媒体的受众看到的是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而左倾媒体的受众则很可能将这场冲突判定为一场注定引发大范围混乱的失败之举。

值得庆幸的是，仍有少数新闻机构正试图以一种更为理性、公正的方式来报道这场伊朗冲突。在AllSidesMedia的媒体立场图谱中，这些媒体机构被归类为“中立”阵营。可悲的是，那些言辞尖锐、党派色彩浓厚的新闻媒体正竭尽全力，试图扼杀新闻领域内理性探讨的生存空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新闻自由原则，赋予了记者与编辑充分的自主权，允许他们自由决定报道的内容以及如何对政府进行监督。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正是这种自由使得美国的民主进程显得有些喧嚣甚至混乱，但我们的国家终究经受住了考验，存续至今。公民有责任以负责任的态度消费新闻——即便记者未能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