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安全分析师兼任“一以色列基金”（One Israel Fund）执行副总裁的斯科特·M·费尔特曼（Scott M. Feltman）今天5月25日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评论，声讨欧洲对以色列的道德双重标准：

几十年来，美国与欧洲一直将自己塑造成由民主价值观、法治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共同承诺所联系在一起的伙伴关系。但随着全球反犹主义不断上升，以及西方面临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局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当涉及其民主盟友时，欧洲是否仍然始终如一地适用这些原则。

欧盟坚持声称，其最新制裁方案是为了打击“极端主义”。但通过将以色列公民与组织与哈马斯人物置于同一惩罚框架之下，欧盟已经跨入了更加危险的领域：一种伪装成外交的道德等同。

最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宣布了一项她所称的“打破僵局”的协议，该协议与围绕以巴冲突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有关。对于布鲁塞尔而言，这或许看起来像是一种平衡；但对于许多美国人与以色列支持者而言，这看起来却像是道德清晰性的崩塌。

哈马斯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运动。它是一个种族灭绝性质的恐怖组织，对2023年10月7日的大屠杀、人质劫持、强奸、酷刑，以及自大屠杀以来针对犹太人的最致命袭击负有责任。居住在争议领土上的以色列公民，无论人们对定居点持何种看法，都完全无法与国际指定的恐怖分子相提并论。

然而，这种区别似乎正在欧洲部分地区逐渐消失。

更深层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制裁本身，还在于它们所创造的先例。

欧盟实际上正在将个人与组织列入黑名单，而无需刑事审判、司法裁决或透明的证据标准。资产可以被冻结，金融活动可以受到限制，个人声誉也可能因行政命令而永久受损，而不是经过正当法律程序。

在民主社会中，罪责本应由法庭来裁定，而不是由政治机构来决定。

尤其具有争议的是针对诸如阿马纳这样的组织。该组织参与了犹地亚与撒马利亚以色列社区的开发。欧盟将这些社区的法律地位视为已经在国际法下被完全确定。但事实并非如此。

自1967年以色列控制这些领土以来，其地位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律学者与外交官争论的对象。欧盟立场的批评者认为，在以色列控制之前，犹地亚与撒马利亚并不是任何国家获得国际承认的主权领土，因此这些地区属于争议领土，而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被占领领土”。

还有一些人指出，国际联盟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承认了约旦河以西地区的犹太人定居权。即便在政治上反对定居点扩张，人们仍然可以承认：这一法律争论远比许多欧洲官员公开承认的复杂得多。

通过将这一争议视为法律上已经结束，并据此制裁相关组织，欧盟并不是在充当中立调解者。它实际上是在绕过自己一贯声称支持的谈判程序，强行施加一种政治结论。

但当与其对待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方式相比时，欧盟这种选择性的愤怒就更加难以辩护。

当布鲁塞尔宣布针对以色列公民实施定向制裁的同时，它却继续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保持广泛财政合作，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批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的“烈士基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为杀戮付费”。

预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在2026年为该项目支出约3.15亿美元。该项目向被监禁的恐怖分子以及在实施袭击时被击毙的袭击者家属提供每月津贴。批评者多年来一直认为，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在激励恐怖主义，因为支付金额部分取决于袭击的严重程度以及刑期长短。

对于许多支持以色列的人来说，这种矛盾越来越难以忽视。

欧盟声称其制裁目标是那些“为恐怖主义推波助澜的人”。然而，批评者认为，只要“烈士基金”依然存在，欧洲继续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保持大规模财政合作，就等于在间接维持一个奖励暴力而不是消除暴力的体系。

当审视欧盟公开界定谁是“受害者”时，这种失衡显得更加明显。

欧盟最近宣布了一项600万欧元（约合696万美元）的计划，专门用于支持所谓“定居者暴力”的巴勒斯坦受害者，包括提供防护装备与财政援助。

但针对以色列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同类欧洲项目在哪里？针对那些因自杀式爆炸、枪击、持刀袭击、火箭袭击或10月7日暴行而支离破碎的家庭，欧盟的专项基金又在哪里？

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指责欧盟试图通过财政压力来“强加政治认知”。无论人们是否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欧洲的做法正在引发越来越多关于一致性、公平性与可信度的担忧。

对于美国人而言，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以色列本身。如果民主盟友能够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政治性列入黑名单，而鼓励恐怖主义的体系却继续获得国际合作，那么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中东政策问题。它关系到西方——包括美国——是否仍然愿意在面对恐怖主义以及捍卫盟友时，一贯地适用自己的民主原则。

欧洲不能一边选择性适用法律标准、一边模糊民主盟友与恐怖组织之间的界限，同时又无视自己声称反对的煽动行为，却依然宣称自己拥有道德权威。

当外交放弃一致性时，它就不再是正义，而变成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