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月27日，比利时和美国两位战略与国际研究专家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呼吁美国政府共同资助欧洲大陆的重新武装。路易斯·西蒙（Luis Simón）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安全、外交与战略中心（CSDS）主任，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Elcano Royal Institute）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以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欧洲、俄罗斯与欧亚事务”项目的资深研究员。斯蒂芬·G·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则是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政府学教授。他近期出版的著作是《安全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curity）。请读他们的评论：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安全关系正在出现裂痕。甚至在对伊战争让中东重新回到政策制定者关注中心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印太地区，以遏制中国。这一转向发生在一个危险时刻：俄罗斯正在欧洲东翼向整个大陆施压，并持续试图征服乌克兰。因此，欧洲人越来越觉得必须依靠自己来承担防务责任。

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重返总统职位，加速了这一进程。他批评欧洲国家对集体防御贡献不足，并威胁要在危机时期减少美国向北约提供的兵力。但事实是，跨大西洋关系中的这种深层变化，本质上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人性的。即便未来的美国政府不像川普那样敌视北约，美国也不太可能逆转其逐渐远离欧洲的大方向。因此，关于重新武装与防务整合的讨论，已经成为欧洲各国首都中的热门议题。

欧洲领导人仍然对于行动速度以及实际能做到什么程度存在分歧。但只要拥有足够的军费、规划与政治意志，欧洲大陆应该能够在十年内集结足够的军队与常规武器，并大幅减少（即便不能完全消除）对美国大规模地面部队驻欧的需求。而且，由于法国与英国都拥有核武库，加强与伦敦及巴黎的合作，也能够增强欧洲的核威慑能力。

然而，建立这些军事能力是一回事；有效运用它们则是另一回事。无论欧洲如何重新武装，它都无法充分复制美国的军事支援体系——那些构成现代战争骨架的系统。华盛顿在多个能力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包括指挥与控制、后勤、训练、网络战与网络防御、长期战略情报、战场情报、监视与侦察（统称为ISR）、目标锁定，以及防空与导弹防御。美国用了数十年时间建立这些系统，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它们。要有效复制这些能力，至少需要十年的准备时间，以及很可能超出欧洲承受能力的大规模资金投入。

因此，欧洲需要一项计划，以确保在可预见未来内持续获得这一整套军事支援能力。它应当提出一项新的跨大西洋协议，为美国继续提供这些关键军事能力创造持久的财政与战略激励。这样做将有助于降低一个风险：即越来越倾向于脱离欧洲的华盛顿，突然削减部分或全部支援能力，并为这个战略动荡时代中的联盟注入某种稳定性。

网络效应

华盛顿花费了数代人的时间与数万亿美元，积累起一系列专业化能力，使其军队能够在巨大规模下作战，同时通过精准性、协调性与信息优势来降低伤亡。例如，美国建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通过庞大的卫星网络以及空中、地面与海上传感器，瞬时收集战场信息；再通过复杂加密网络进行传输；并借助经过数十年磨炼的人员与制度结构，实时处理并采取行动。这些支援体系塑造了美国式战争方式，并进一步塑造了北约式战争方式。对于华盛顿的盟友与伙伴而言，它们不可或缺。

以乌克兰为例。俄罗斯入侵之后，美国向基辅提供军事目标信息，建立复杂的武器后勤供应线，保护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网络攻击，并通过长期训练帮助其建立灵活、分散化的部队结构。这些以及其他美国支援能力，并不是乌克兰能够阻止全面征服的唯一原因，但它们是关键性的。

这些支援能力的成功，并不仅仅来自其规模。美国官员还特别擅长让这些能力在实战中实时无缝协同运作。

建立军事能力是一回事；运用它们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规模与作战专业能力的结合，也使美国支援能力成为川普政府向欧洲施压、要求其增加自身防务投入的一种杠杆。例如，2025年3月美国暂时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就表明该政府愿意将这些支援能力当作谈判筹码。下一任美国总统也可能如此。川普或许对欧洲与北约特别敌视，但即便他的继任者比他更重视欧洲，美国也显然正在进行战略重心调整。与中国的竞争，已经让印太地区成为美国防务政策的新核心。相比之下，欧洲如今只是一个次级战区。而过去两年半，美国还持续在中东实施重复性军事行动，并最终演变为全面对伊战争。

华盛顿能够几乎随意地提供许多支援能力，因为它已经为覆盖多个战区建立了这些能力。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规模巨大、能力强大，足以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情报。美国军方也拥有远超所需数量的将军、海军上将以及其他负责欧洲及其他地区指挥与控制的人员。但另一些支援能力则严重短缺。

速度——现代战争的一项必要条件——并不是欧洲的特长。

欧洲领导人意识到美国正在逐渐远离欧洲。许多人如今追随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主张，要求欧洲尽可能快地实现对美国的战略自主。但要充分替代华盛顿的支援能力，将极其困难。

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的努力表明，欧洲或许能够建立一种比美国体系更薄弱、整合程度更低的独立支援架构，利用创新且廉价的新型无人机、商业影像、人工智能软件以及分布式传感器网络。依靠这种较为有限的支援体系，欧洲很可能能够抵御俄罗斯对其前线国家的攻击。但它必须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北约的方式作战。它将不得不接受更低程度的作战整合、更低精度，以及很可能远高于当前跨大西洋模式下的伤亡水平。欧洲政府最终或许会接受这些代价。但这样做将要求一场重大的战略、政治与文化转变。

如果欧洲人认为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有限支援能力，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一系列结构性限制，阻碍欧洲在短期内充分替代美国完整支援体系。其中一个问题很简单：资金。目前，欧洲仅拥有一套支离破碎、在各成员国之间分布极不均衡的支援体系。要填补大量空缺，欧洲需要投入远超其政府可能筹集的资金，尤其是在其仍优先重建常规作战力量的情况下。

时间则是另一个限制因素。许多支援能力需要极长的发展周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一项分析发现，美国平均一个军事卫星项目从建造到完全部署需要接近九年时间。而这些系统一旦开发完成，还需要更多年时间进行整合与训练，才能单独以及协同有效运作。而速度——现代战争的要求——恰恰不是欧洲的优势。

即便欧洲真的能够迅速建立起一整套足以替代美国的支援体系，它仍然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障碍。欧洲大陆必须就这些能力的使用进行协调，而这需要一种欧洲目前并不具备的战略规划统一性。欧洲拥有多样化的国家战略文化、工业利益以及政治限制。各国竞争性的国家优先事项以及关于领导权的争论，往往压倒集体优化。合作虽然可能，但过程缓慢、不均衡，而且经常充满争议。而美国在这里扮演着也许是最被低估的角色。美国的军事协调、领导与等级体系，将北约的多国军事基础设施维系在一起，并使整合本身成为可能。

细节决定一切

如果没有美国支援能力，欧洲将难以自我防卫，那么欧洲领导人就需要一项计划，以确保华盛顿继续提供这些能力。而最佳办法，就是建立一种中期、结构化安排，由欧洲盟友为支撑北约集体防御的美国支援基础设施支付费用。

这种新跨大西洋协议中最重要的细节，将是其融资结构。一种分阶段安排，即欧洲随着时间逐步付款，并以美国持续完整提供支援能力为条件，将实质性提高美国脱离欧洲的成本。因为一旦美国决定切断对欧洲的支持，欧洲也将停止向华盛顿直接输送这笔长期且利润丰厚的资金流。为了确保美国履约，欧洲资金最初甚至可以存放在第三方托管账户中。

这样的安排仍然需要美国在欧洲维持一小部分但至关重要的军事存在。部分负责管理军事支援能力的美国军人必须继续留驻欧洲。而一些驻有作战部队的美国基地，也需要继续作为欧洲军队的训练设施运作。

表面上看，一项要求欧洲为原本能够免费获得的美国能力付费的协议，似乎相当单方面。但实际上，在可预见未来内保留这种获取渠道，同样符合欧洲利益——而且不仅仅是为了提前应对美国可能撤出的风险。对欧洲而言，这种合同式安排不仅会为美国继续投入跨大西洋防务关系提供财政激励；它还能够帮助欧洲自身加快在支援能力领域的学习曲线。扩大训练、作战整合、联合驻地以及接触先进美国支援能力，将让欧洲军队获得宝贵经验，从而逐渐学会自行运用与整合这些能力。

新跨大西洋协议中最重要的细节，将是其融资方式。

相反，如果缺乏可靠获取框架，那么欧洲将不得不在一种不确定阴影之下推进艰难的重新武装进程，因为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可能突然决定撤回美国支援能力。因此，欧洲将被迫把资源从常规重整军备工作中转移出来，用于建立那些在短期与中期内根本无法轻易复制的支援能力，而这反而会削弱威慑。

对于华盛顿而言，让欧洲能够专注于其常规军力建设、以威慑俄罗斯，无疑符合美国利益。一项以欧洲资金换取现有美国能力的协议，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担负担”。它还将为华盛顿提供额外资源，以扩大支持其全球战略布局所需的军事支援能力，并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而且，欧洲越多使用这些支援能力，它们就越高效、越具互操作性，也越经过实战检验。

大西洋两岸的批评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提议会让联盟变得廉价，把它降格为一种缺乏价值观的交易性伙伴关系。但事实上，这个联盟一直都具有显著交易性质。例如，自北约成立以来，欧洲大规模购买美国武器，本身就是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一种交换。而且，尽管川普比历任总统更加赤裸裸地强调交易性，但他绝不是第一个抱怨欧洲“搭便车”的美国总统。

欧洲应当逐步承担起其防务的主要责任。

欧洲领导人或许会对“为获取过去属于跨大西洋协议一部分的能力而付费”这一想法感到不快，并将其视为向美国压力屈服。但这种协议最好被理解为：共同资助联盟战略骨架的一种方式，以及同时增强美国与欧洲力量的一种倍增器。以这种方式进行包装，而不是把它描述为诱使美军留下，或者向敌对政府让步，将更容易获得原本持怀疑态度的欧洲政策制定者与公众支持。毕竟，华盛顿与欧洲追求的是同一个最终状态：一个拥有足够军队与常规能力、能够在与俄罗斯冲突中保卫欧洲大陆，而无需美国大规模增派主力作战部队的欧洲。

欧洲也可以、并且应当利用这种协议争取自身让步。如果它要向美国政府开出巨额支票，以换取这些支援能力的获取权，那么它也应获得一定经济减压。例如，将美国对欧洲商品征收的关税恢复至2025年前水平，就可能有助于说服欧洲内部的怀疑者。

问题已经不再是欧洲是否应当承担其防务主要责任。它应该承担。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在不削弱威慑与北约有效性的情况下完成这种转型。虽然欧洲能够、也应当随着时间推移增强自身支援能力，但在短期内，它根本无法充分复制华盛顿提供的一切。如今，美国完全承担这些支援能力的成本。而共同融资，则是克服欧洲最终目标最大障碍、同时维持联盟作战协调性的最佳——也是最现实——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