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恩里克·施耐德（Henrique Schneider）日前5月27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中国“十五五”规划将经济武器化。施耐德先生指出，北京的这一新经济战略，体现了其发展模式正发生广泛转变——即从市场驱动型增长，转向由国家主导的技术与地缘政治竞争：

简而言之

• 中国正在将安全与韧性置于高速增长之上
• 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正在成为国家权力工具
• 北京旨在围绕中国标准重塑全球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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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下旬，一家此前鲜为人知的中国初创企业开发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深度求索R1”突然发布，令全球科技行业受到震动。“深度求索”不仅匹敌了西方人工智能巨头的能力，据称还仅使用其一小部分计算能力与资本投入，同时绕过了美国针对英伟达高端半导体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这次发布在西方股票市场引发了一场价值一万亿美元的恐慌。

然而，“深度求索”真正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技术层面——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深度求索”立即证明了其国家主导型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它证明，即便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依然能够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当用户在聊天机器人中测试台湾问题或1989年事件等政治敏感话题时，它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叙事。

“深度求索”完美体现了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的逻辑。目标并不是为了自由市场颠覆而进行创新，而是进行严格服务于党与国家的创新。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类活动领域；它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

政治高于经济的至上地位

202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该规划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的一份国家生存蓝图。

与早期改革开放时代不同，当时经济增长是党的合法性主要来源，而如今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当前领导层已经将合法性的定义重新转向国家安全与韧性。

规划中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委婉语，其含义是：建立一个高度受控、技术自主并能够抵御西方压力的经济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被设定在4.5%至5%，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最低的目标水平。这一较低目标是一种刻意的政治选择。中国共产党愿意牺牲短期、债务驱动型扩张，以建立一个服务于党长期战略利益的经济堡垒。

事实与数据

中国第十四个与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对比

“新质生产力”概念被纳入规划，反映出北京正努力推动中国从依赖规模驱动型增长，转向技术先进且具有战略自主性的产业发展。国家正在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先进制造业投入巨额资本。然而，其最终目标并非纯粹商业盈利，而是建立一种“智能技术经济”，以确保中国的战略自主与军民融合。因此，经济被武器化，成为国家治理与威慑工具。

双循环的边缘化

要理解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同样重要的是观察北京降低了哪些政策的重要性：即“双循环”战略。

“双循环”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被高调提出，其目标是在强劲国内消费市场（内部循环）与国际贸易（外部循环）之间实现平衡。该战略原本旨在让中国既能够抵御全球波动，同时继续利用全球市场。

然而，在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起草过程中，“双循环”这一表述已经明显失去光彩，其出现频率远低于过去。

那么，这项战略是否已经被放弃？它是否已经失败？还是中国共产党只是改变了对它的看法？

现实情况是失败与演变的混合体。内部循环部分，基本未能按照原先设想实现。尽管中国政府反复承诺刺激国内消费，但中国家庭支出依然疲弱。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愿实施真正赋权消费者所需的激进结构改革——例如大规模将财富从国家转移至家庭，或者彻底改革当前激励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基础设施、而非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制度。赋权消费者，本质上要求国家放弃部分对资本的集中控制，而这种交换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接受的。

中国共产党并未完全放弃这一概念，而是采取了更具防御性、更强调安全的姿态。第十五个规划已经超越“双循环”，转向一种旨在让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架构设计者的战略。

如今的重点不再是安全参与全球化，而是重新配置全球体系，让其他国家依赖中国标准与绿色技术，同时让中国消除自身对西方的依赖。由于刺激国内需求失败，中国必须继续输出工业过剩产能，把贸易转变为一种地缘政治武器。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国内稳定

在国内层面，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本质上是一场危机管理行动。房地产行业——曾经的主要增长引擎——如今被降级为稳定性角色，而不再是投机性行业。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旧增长模式在政治上不可持续。

然而，转向先进制造业与高科技产业，也带来了严重政治困境：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无法吸纳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百万年轻毕业生。青年失业率依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党在规划中提出的回应方式，包括扩大公共服务与加强社会福利，以缓解不满情绪。然而，根本性矛盾依然存在：国家聚焦战略性、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民众的即时就业需求并不一致。

这种紧张关系，通过更高程度的政治控制来进行管理。规划要求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并打击“内卷”（破坏性内部竞争）。中央正在重新强化对各省的权威，确保地方经济活动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议程，而非地方化、债务驱动型增长。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对于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意味着一个长期结构性摩擦时代。通过进一步强化制造业主导地位以及清洁技术出口（例如太阳能板、电动车与电池），中国实际上正在输出其国内过剩产能。这并非偶然，而是该规划的核心特征：维持庞大工业基础，同时服务于国内就业与地缘政治杠杆。

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将面临一种分裂化环境。虽然规划提到“高水平开放”，但这种开放是高度选择性的。那些中国仍然需要外国技术或资本的行业，仍然存在机会，但总体趋势则是进口替代与优待本土冠军企业。

最可能：堡垒经济获得成功

在这一情景中，中国共产党成功管理了结构性放缓。国家主导对“新质生产力”的投资，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与绿色技术领域取得实际突破，类似于“深度求索”案例。国家对资本的控制，防止了系统性金融危机，而定向补贴则使国内市场维持足够稳定，从而避免社会动荡。

在政治层面，这将巩固习近平主席的理论路线。党将证明，其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能够在大规模技术部署方面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虽然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依然疲弱（约4%），但增长质量将符合党的安全目标。中国将能够抵御外部制裁，而其在关键矿产与绿色技术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也将迫使即便敌对国家仍然维持经济联系。经济将完美发挥政治盾牌作用，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合法性与国际杠杆。

较有可能：就业危机破坏稳定

这一情景设想，中国未能协调结构性经济转型与国内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与低端制造业退出速度过快，而新高科技产业又无法为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就业岗位。内部循环战略失败，最终成为关键脆弱性。

长期青年失业将引发深层社会不满，并挑战中国共产党“以繁荣换取政治服从”的核心叙事。为了控制社会不稳，中国共产党将被迫把资源从战略技术投资中转移出来，用于低效公共工程或扩大福利项目，从而削弱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

面对内部压力，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威权控制，扩大国内监控，并可能采取更具攻击性、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例如升级台湾紧张局势），以转移国内经济失败所带来的注意力。经济将从政治资产转变为政治负担。

最不可能：全球反弹与经济孤立

在这一情景中，中国大规模输出工业过剩产能——尤其是在电动车、电池与传统半导体领域——引发严重且协调一致的全球反弹。美国、欧盟以及巴西与印度等关键新兴市场，同时对中国商品实施严厉关税与贸易壁垒，因为它们意识到，中国出口本质上是国家战略工具，并受到大规模补贴。

由于国内消费市场依然过于疲弱，无法吸收剩余产能（即“双循环”最终失败），国际市场关闭将对中国造成毁灭性打击。由此产生的大规模工业破产，将导致中国国内局部金融危机。

中国共产党将被迫放弃其技术霸权雄心，并不得不实施痛苦且在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结构改革，包括人民币大幅贬值。北京关于“政治控制能够带来更优经济结果”的论断，将遭到根本性削弱，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关于国家未来方向的派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