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月31日上午，华盛顿特区公共政策专家阿尼克·乔希 (Anik Joshi) 就伊朗战争中海湾国家的表现发表评论——“海湾国家的糟糕赌注”。他指出，“阿拉伯君主国们发现，美国对保护它们的承诺远不如它们所期望的那般坚定”：

最近与伊朗的战争，基本上是在缺乏传统欧洲盟友以及有志成为盟友的亚洲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中东盟友却表现出了更大的合作意愿。以色列是最显著的例子，但海湾国家也不应被忽视。过去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努力向西方政府和资本靠拢，而这种做法似乎总体上是成功的。它们能够维持对激进伊斯兰主义恰到好处的关注，从而让本国民众保持克制，这意味着整个体系总体上运转良好。但最近这场对战争提供低调支持的赌博却走得太远了。海湾国家原本计划让美国解决伊朗问题，同时为它们抵挡后续影响，结果却发现自己在权力等级中的位置远低于想象。

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革命以来，一直与伊朗争夺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互为镜像的扭曲版本。一个曾经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后来被宗教神权政体推翻；另一个则试图利用宗教神权体制来维持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沙特人一直试图两面兼顾：既保持足够的宗教保守性以满足国内民众，又保持足够的富裕程度以满足盟友的需求。1979年麦加大清真寺被宗教极端分子占领之后，一些海湾国家出现了政府支持的宗教极端主义大幅增长现象，以此重新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一直与西方政府保持合作。这是一条极其难以把握的平衡线。该地区的一些君主制国家正是因为无法维持这种平衡而倒台。这类关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武器销售，以及对美国中央司令部和遍布该地区美国军事基地建设的一定程度支持。

海湾盟友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当在是否对伊朗开战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而利用这一发言权，像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Salman）那样默许支持战争，则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一方面，这为消灭一个对手并在持续四十多年的冷战（以及偶尔爆发的热战）后确立地区主导地位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代价已经到来，表现为反对伊朗的海湾国家石油和能源产业遭受重大损失；而伊朗最后的一张牌，则是威胁摧毁为沙特提供超过三分之二饮用水的海水淡化厂。

地理条件意味着，对于海湾国家而言，支持这场战争始终比以色列承担更大的风险。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铁穹”防御系统保护，更不用说美国长期奉行的一项政策，即依据自2008年以来一直有效的法律，支持以色列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质量军事优势”。而海湾国家之间仅仅隔着波斯湾，并不存在类似的法律授权来确保其军事优势。

它们绝非毫无防御能力；这些国家多年来已经在军事装备上投入数千亿美元，并成功拦截了许多伊朗导弹。然而，这场战争对它们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远非成功。许多国家正在诉诸严格法律来压制有关导弹袭击的信息传播，同时开展协调一致的网络意见领袖宣传活动，而这两种做法都难以令人产生信心。

整个事件都充满悲剧色彩，尤其考虑到该地区生命的损失。同时，这也充满讽刺意味。伊朗人的目标并不是摧毁迪拜这座实体城市，而是摧毁“迪拜”这一概念本身。随着西方企业和资本纷纷撤离该地区，很难说这一目标没有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虽然伊朗导弹对有形建筑造成了破坏，但这一切的种子早在加入这场欠缺审慎判断的军事冒险时便已种下——而其他美国盟友则明智地对此回应：“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