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6月4日上午, 《华盛顿观察家报》外交政策撰稿人兼编辑汤姆·罗根（Tom Rogan）在该报挑战战争部，呼吁“军方需要更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冒险者”：

乌克兰和中东的无人机战争革命已经证明，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伯杰（David Berger）提出的“2030部队”组织改革绝对至关重要。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像伯杰这样勇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的国防领导人。

伯杰通过以无人机、反舰和防空海军陆战队小型独立作战单位取代坦克、管式火炮和武装直升机，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处于能够有效对华作战的有利位置。如果没有伯杰的勇气，美国海军陆战队如今将会像陆军、空军和海军那样，拼命追赶一场此前被军种领导人忽视或低估的战争革命。现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上将之所以进一步强化伯杰的战略，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知道这样做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成功征服台湾，其对美国安全、繁荣以及全球影响力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需要军队和国防工业体系中出现更多创新者，以及能够赋予他们成功条件的领导人。

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这一账本的一面表现出色，他赋予安杜里尔公司等新兴企业权力，开发成本更低、能够与有人驾驶飞机协同飞行的弹药和无人机。安杜里尔公司先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再争取政府合同。帕兰蒂尔公司同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提供创新技术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唐纳德·J·川普总统（Donald J. Trump）也终于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雷神公司和波音公司等国防巨头面临迟来的清算。他要求这些企业必须按时、按预算交付能够正常运作的产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处罚。

虽然洛克希德公司或许制造出了一些极其特殊且至今仍属机密的侦察飞机，但其F-35战斗机项目的发展却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笑话。电船公司或许生产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潜艇，但它却长期容忍极其严重的建造延误。这些企业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工程师和机械技师，但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五角大楼这趟“财政列车”会允许它们不顾作战效率地持续攫取利润。面对当今世界，有限的国防资金必须投向那些能够为国家带来最大实际和象征性回报的地方。

不幸的是，赫格塞斯在人事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解雇了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Randy George）。作为另一位创新者，乔治允许作战部队直接购买现成装备，从而绕过行动迟缓的五角大楼采购体系。但赫格塞斯的自尊心无法容忍乔治支持那些资历优秀而赫格塞斯拒绝晋升的军官。

这种围绕个人忠诚而非能力展开的人事文化，会侵蚀军队的作战效能。相反，战争部需要聪明的军官和士官，他们通过自身成功的榜样赢得下属的尊敬。战争部也需要更多类似拜登政府时期副国防部长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这样的文职领导人。她领导了至关重要的“复制者计划”，旨在开发数千架低成本无人机，以帮助平衡美国军队在兵力规模上相对于庞大中国军队的劣势。希克斯明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挑战国防承包商巨头，并绕过那些往往目光狭隘的国会军事委员会。然而，“复制者计划”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大胆领导力会引发政治和官僚体系的强烈反弹。伯杰的经历就是一个极佳例子。这位前司令面对着一群不遗余力破坏其战略、甚至质疑其人格操守的批评者。

以获得高度荣誉的越南战争海军陆战队老兵、前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布（Jim Webb）为例。

韦布在2022年批评伯杰改革时警告说：“在几次试图通过退休高级军官与伯杰将军进行私下对话而未获成功之后，现在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如果伯杰将军的新理念经过充分思考和验证，那么我们看到的就应该是90%的退役将军热情支持这些理念，而不是表达担忧。但残酷战斗的现实以及海军陆战队每天面对的广泛全球挑战，都强烈反对这种教条式实验——它或许在匡蒂科的电脑战争游戏中看起来不错。”

韦布是在战争时期自愿参军的，当时许多人选择逃避这一更加艰难的爱国责任。然而，他关于“电脑战争游戏”的讽刺，如今已经被乌克兰东南部战场彻底击碎。俄罗斯人的鲜血已经为伯杰平反。在那里，俄罗斯联合兵种部队在被乌克兰无人机网络编织的火力网固定之后，已经无法实施机动作战。而针对伊朗的战争则进一步凸显了廉价无人机群如何能够耗尽或突破高度先进的防空体系，并在前线后方纵深制造混乱。

遗憾的是，许多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都赞同韦布的观点。甚至直到2024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两年多之后——这些批评者中的一些人在其论述中仍然一次都没有提到“无人机”。这反映出一个真实问题：国家安全官僚体系中太多人不愿推动赢得下一场战争所必需的变革，而仍然沉迷于重打一遍海湾战争的幻想。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设计初衷并不是成为陆军的缩小版——它被设计成一支富有进攻性、高速机动的两栖突击力量。许多海军陆战队校级军官告诉我，他们支持伯杰的改革。他们的理由构成了我在韦布专栏发表后不久为《华尔街日报》撰写评论的基础。我当时指出：“伯杰将军希望裁减的那些直升机中队，在饱和火力打击下极不可能维持对中国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他希望淘汰的坦克和管式火炮在南海几乎毫无用途，而且也很难及时抵达台湾发挥作用。大规模步兵编队在争夺如此狭小土地的战斗中战略价值有限，反而会消耗美国资源……正如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所学到的那样，仅仅拥有优良装备是不够的；如果你无法部署它、维持它并在敌人杀死你之前用它消灭敌人，那么这些装备毫无意义。正如乌克兰人所展示的那样，装备强大便携武器的灵活部队能够取得重大战场成果。”

所有这些都引出了一个问题：那90%的海军陆战队将军最初是否就应该获得晋升？而更广泛的问题则应当指导整个战争部以及美国国防承包商董事会的晋升与招聘决策。

美国需要一场战略和采购领域的国防革命，以反映现代国家战争的现实。惯性和守旧思维只会带来美国士兵的伤亡和战时失败。我们需要一种敢于承担风险的文化，以便能够击败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支持欧洲抵御俄罗斯，并在整个战争谱系中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

伯杰已经树立了榜样。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任职，国防领导人都必须追随这一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