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分析师及行动官员的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客座教授、剑桥安全倡议学术主任大卫·V·乔伊（David V. Gioe）周四6月4日在《外交事务》发表评论，解释他为什么认为华盛顿与欧洲之间的危机可能是“塞翁失马”的幸事：

要点:

• 尽管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第二任期严重冲击了跨大西洋联盟，但这种危机也正在迫使欧洲进行长期拖延的军事与情报能力转型。

• 欧洲正在加大对卫星侦察、防空系统、无人机和弹药生产的投资，从而增强北约整体实力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 然而，能力建设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比军事能力更难修复的，是跨大西洋联盟遭受严重损害的政治信任与共同价值基础。

在其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开始十八个月后，唐纳德·J·川普似乎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与其跨大西洋盟友之间的关系。他针对盟友的言论具有破坏性，其政策反复无常；其政府的整体做法以一种即使在其第一任期内都难以想象的方式，削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安排以及冷战后的安全架构。通过贬低北约、威胁吞并成员国领土、可能违反国际法、停止向乌克兰提供防务援助、将情报工作政治化，以及暂停向波兰例行部署部队，第二届川普政府正在持续流失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然而，尽管当前跨大西洋联盟的状况看起来十分黯淡，它也正在迫使联盟进行一次早该发生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最终可能使联盟比过去更有能力，也更加平衡。

政治学家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今年2月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时恰当地指出，川普正在像一个“掠夺性霸权国家”那样运用美国力量，以“对朋友和敌人一并施加支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指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断裂”；而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则尖锐地将川普描述为一个“爆破者”，其隐含意思是：一切都无法回到过去。虽然这些评价准确反映了当前局势（其悲观情绪也可以理解），但它们同样存在“当下主义”的问题。因为在混乱与纷争之下，隐藏着一种反直觉的可能性：川普亲手制造的危机，正在迫使美国盟友发展军事和情报能力，而这最终可能使华盛顿的联盟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事实是，数十年来，跨大西洋关系一直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大多数欧洲官员都会承认，川普第二任期的行为——以及俄罗斯修正主义威胁的上升——终于说服他们尝试在军事和情报事务上依靠自己。

欧洲在卫星侦察、防空系统、无人机研发以及弹药生产方面的投资，能够通过为华盛顿提供更多（且更加多样化）的情报、更充足的联合储备、更具冗余性的通信系统以及更强大的东翼防御力量，增强美国的能力。简而言之，美国将不再需要在应对欧洲危机时默认承担所有关键能力提供者的角色。然而，能力只是联盟方程式的一部分；更困难的问题在于，其政治和道德基础是否能够得到修复。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今年冬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与其欧洲传统盟友之间仍然受到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但这种信任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修复它刻不容缓，因为欧洲和美国共同面对的威胁十分严峻：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以及甚至气候变化带来的国家安全影响。

华盛顿必须通过行动与克制的结合来恢复信任。除了改变针对欧洲的语气之外，未来美国政府还必须公开且反复重申对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承诺，并且在发动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无论行动发生在哪个战区，都应事先与盟友协商：对伊战争已经证明，看似局部性的冲突也可能产生全球性后果。美国还必须支持乌克兰主权，并加强其在北约东翼的威慑态势。此外，华盛顿必须停止将盟友领土视为扩张机会，也必须停止将盟友选举和国内政治视为进行政治干预的机会。

最后一根稻草

早在2025年之前，欧洲的“搭便车”问题就已经成为华盛顿长期不满的来源。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许多欧洲国家减少了国防和情报投入，利用和平红利扩张社会福利项目，并依赖美国提供高端作战能力、情报支持以及军事规模。历届美国政府都试图说服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维护欧洲大陆安全的责任，但始终未能真正成功。川普持续威胁退出北约，以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侵略行为，最终为欧洲重新武装赋予了合法性和紧迫性。

川普破坏跨大西洋关系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其言论。除了威胁退出北约——或者夺取北约成员国领土——之外，他还不断指责欧洲未能在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中以及如今针对伊朗战争期间充分支持美国。事实上，在“9·11”袭击之后，北约履行了第五条集体防御义务；许多欧洲国家都向阿富汗派遣了部队，并付出了人员伤亡代价。因此，这些公开指责使欧洲更加不愿意在战争中与美国并肩作战。

除了言论之外，川普政府还证明了美国在危机时期可能并不可靠。大多数北约盟友认为，华盛顿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生存之战期间背离民主乌克兰，以及川普明显同情普京观点的做法，是对美国核心理念的灾难性背叛。白宫还抛弃了长期支撑跨大西洋联盟的协商机制，尤其是在今年2月底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美国既未寻求联合国授权，也未与除以色列之外的盟友进行协商。

美国的跨大西洋盟友不仅怀疑美国对其安全承诺，它们还开始质疑华盛顿最基本的战略判断。美国盟友大多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最近发动的对伊战争是一个错误，因此拒绝提供支持。但问题远不止于此：许多美国盟友已经开始把美国本身视为一种安全风险，正如丹麦国防情报局去年12月公开表示的那样。英国政府委托进行并于3月底公布的一项独立评估警告称，“外国行为体和私人公民——包括来自美国这样的盟友——越来越愿意为了自身议程而干涉并影响外国政治”。川普政府近期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深这些威胁评估背后的担忧。其《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要“在欧洲国家内部培育对欧洲当前发展方向的抵制力量”，而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还公开介入了匈牙利最近的选举，为现任政府进行助选。

武装起来的号召

如今，欧洲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对不可靠的美国进行风险对冲；而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正在对其国防和情报战略进行结构性调整，无论下一位入主白宫的人是谁，这些变化都将持续存在。它们正在竞相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首先就是建设自身国防工业基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暴露出欧洲对美国军火库和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国于2025年7月打破数十年来的财政正统观念，宣布到2029年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至1780亿美元，目标是填补能力缺口并扩大工业深度。其他美国盟友也正在联合投资先进平台，并降低自身受到美国出口政策影响的风险。在对本国国防工业进行历史性投资的同时，欧洲国家还在实现军事装备采购来源多元化，并推动“友岸外包”供应链建设，通过转向本国、欧洲、韩国以及其他供应商，减少对美国军工企业的依赖，特别是在无人机、防空系统和弹药领域。

短期来看，欧洲减少对美国武器依赖的努力面临一个复杂现实：与十年前相比，欧洲购买的美国武器反而大幅增加。然而，这些出于向乌克兰提供武装以及补充欧洲库存需要而进行的紧急采购，或许代表着一种长期风险对冲战略：在不排除未来美国再次成为可靠盟友时实现军事互操作性的前提下，降低对华盛顿的依赖风险。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建设自身的动员能力、扩大弹药储备、追求更大的行动自主权，并确保其后勤基础设施能够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运转。欧洲国家还重新强调领土防御与韧性建设，通过强化港口、铁路枢纽、桥梁、机场、燃料储存设施和电网，加强网络防御，并提高通信网络的冗余度。

过去，华盛顿一直主导北约的防务规划。如今，欧洲国家正在承担起领导责任。例如，在美国于2025年4月退出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负责协调对乌军事援助）主席国职务之后，德国和英国接手了领导工作，这表明欧洲盟友已经准备承担更多维持乌克兰防御的责任。欧洲防务合作框架也正在不断深化，从而形成更加分散化的安全架构。例如，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正在整合24个欧洲国家的防空和导弹防御力量；而欧盟新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则依靠1750亿美元“欧洲安全行动”贷款支持联合采购，以加强欧洲大陆的国防工业基础。

数十年来，欧洲国防开支一直是美国抱怨和欧洲拖延的对象。川普的施压（以及普京的侵略）实现了数十年美国外交压力都未能做到的事情：使欧洲公众认为重新武装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值得欢迎。那些曾经反对增加国防预算的议会，如今都积极宣布提高军费。

情报考验

情报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许不那么显眼，但同样重要。川普政府与美国自身情报界之间紧张的关系，对该体系与盟国情报伙伴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连锁负面影响。欧洲各国首都担心，向华盛顿提供的情报可能遭到泄露、被政治化利用，或者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在2025年10月的一次联合采访中，荷兰国内情报机构和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指出，这些担忧正导致他们减少与华盛顿的情报合作。2025年11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对美国隐瞒与打击毒品走私有关的信息，以避免卷入可能违法的船只打击行动；加拿大也出于同样的担忧，对本国情报的行动使用施加了更严格限制。

华盛顿长期盟友目前仍无法替代美国所提供的情报能力。但它们正在通过加大对自身分析和情报搜集能力的投资来进行风险对冲。这种转变在天基情报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国家正在扩展卫星星座，以确保获得独立的图像和雷达覆盖能力。法国持续扩大其军事光学和雷达侦察系统。德国自2022年起部署先进卫星，为柏林提供全天候、全天24小时成像能力。意大利如今运营着由先进小型卫星组成的星座系统，能够提供高分辨率、全天候、昼夜连续的地球表面图像，用于军事监视、海上安全以及灾害应对等民用用途。预算较为有限的国家则转向商业解决方案和开源地理空间数据，以获取替代性信息来源。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也终于赋予其情报机构更大的法律权限，并通过建设拦截平台和数字利用能力，加强信号情报和网络情报能力，从而减少对美国机构的完全依赖。德国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对外情报机构受到自我施加的严格限制，最终过度依赖美国。2025年底，柏林提议大幅扩大该情报机构的权限和资源，以允许更广泛地搜集外国通信信息并开展进攻性网络行动。其他欧洲国家也在赋予情报机构更多能力和权限，扩大人员规模，采购开源情报工具，并建立融合中心，将军事、情报、网络安全、执法和私营部门报告整合起来，以形成更快速、更具行动价值的威胁评估。

这些投资并非明确针对美国情报问题。事实上，这些投入早就应该进行，而普京的侵略行为也同样暴露出欧洲安全和情报体系中的弱点与缺口。然而，加强自主判断能力，是对冲美国不可预测性的关键手段。例如，当美国减少其作为乌克兰最大情报提供者的角色时，法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缺。

矛盾性的反应

悲剧在于，如今欧洲的国防和情报开支，既受到增强跨大西洋联盟能力愿望的推动，也受到防范美国不可靠性的需要所驱动。原本可以用于填补北约最紧迫能力缺口的资金，如今必须用于建设主权能力，以确保欧洲能够在美国缺席时独立行动。但如果跨大西洋信任最终能够恢复，那么欧洲当前的投资可能带来一个远比川普几乎亲手切断的旧联盟更加强大的军事和情报合作体系。

更多的弹药生产、更强大的国内工业基础以及更加独立的行动能力，将使这些美国盟友能够更长时间维持高强度作战、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并减轻美国能力所承受的压力。这不仅会使欧洲成为更可信的安全行为体并强化其威慑态势，也能够使美国更灵活地在不同战区调配兵力，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具备自主能力的盟友还能够在危机初期更快行动，而不必等待华盛顿发起每一次回应。例如，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将确保北约能够在美国较少参与的情况下击退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入侵。

在情报领域，更多卫星星座、更充足资源支持的情报机构以及更能容忍风险的监督体系，将使欧洲盟友能够基于自身来源提供信息和评估，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具互惠性的情报交换关系。华盛顿将获得更多视角、地区专业知识以及更深层次的信息覆盖。它或许会失去作为主要情报供应者所拥有的议程设定权，但将获得能力更强的伙伴，而这些伙伴能够有效验证、质疑并完善美国的判断。

历史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说明当联盟内部各情报机构缺乏足够独立能力时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柏林和巴黎对华盛顿关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深表怀疑。但它们缺乏与美国相当的情报搜集能力，因此无法有效挑战美国情报结论。如果它们当时拥有自己的技术情报平台以及伊拉克境内的人力情报网络，而这些独立搜集的信息又能够支持其怀疑，那么这些质疑可能拥有足够的证据分量，迫使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论证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然而，它们的怀疑最终被视为欧洲式的犹豫不决，而美国则继续走向自越南战争以来代价最高昂的战略失误之一。

跨大西洋信任不会在川普离任后自动恢复。

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同样说明了联盟内部情报共享不平等所带来的弊端。在莫斯科于2022年发动全面入侵之前，美国和英国官员曾紧急向欧洲盟友发出警告。然而，一些关键欧洲国家对这些警告表示怀疑，因为它们缺乏能够验证最敏感美英情报的自主搜集和分析能力。更强大的情报机构或许无法以同样精确的程度预测入侵时间，但它们本可以更有效地确认并响应美英的警告；这样一来，用于说服盟友相信威胁真实存在的时间就会减少，而用于准备基辅防御的时间则会增加。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独立军事能力：如果欧洲拥有更大的库存和更强大的国防工业，那么它本可以在战争初期更早提供更多火炮、弹药、防空系统和装甲车辆，并在美国军事援助中断后更有效地支撑乌克兰。

欧洲可能会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变得更加强大。但为了从当前危机中获得未来收益，跨大西洋关系仍然需要被有意识地修复。信任已经遭到破坏，而它不会随着川普离开白宫便自动恢复。恢复信任需要美国领导人在多个选举周期内持续改变其语气和行为，从而向那些已经认识到必须学会在没有美国情况下生存的盟友提供保证。华盛顿必须在采取行动前与跨大西洋伙伴协商，遵守条约承诺的文字与精神，在出现分歧时保持克制的措辞，在使用武力时展现克制和战略思考，确保情报评估不受政治因素污染，并在更加公平分担负担的同时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北约东翼。

欧洲盟友不能仅仅把未来安全寄托在下一位美国总统可能更加可预测的希望之上。即使未来有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重新上台执政，它们也不会放弃追求更大自主性的计划。盟友将寻求长期证据，以证明美国的承诺能够跨越政权更替，并重新建立在法律、制度、国会支持、两党政治共识以及常规防务规划之上。因此，重建信任还要求华盛顿恢复曾赋予美国承诺制度性分量的宪政约束：国会必须重新对美国使用武力进行有效监督，而美国政治文化也必须将联盟视为持久的国家承诺，而非现任总统随意施予的恩惠。拥有和平邻国并被广阔海洋环绕的美国公众，似乎已经忘记联盟并非慈善事业。联盟为美国提供前沿防御、情报覆盖、外交影响力以及能够共同承担责任的伙伴，否则这些负担都将由华盛顿独自承担。

尽管川普第二任期造成的伤害和怨恨十分深重，但未来若有政府致力于恢复联盟关系，仍将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随着时间推移——这可能需要十年甚至一代人的时间——如果华盛顿能够让盟友相信美国已经放弃掠夺性霸权做法，那么它们将乐于重新投入一个负担分配更加均衡的跨大西洋安全架构之中。川普时代的悖论在于：通过将盟友视为对手（而将真正的对手视为值得赞赏的对象）、不断寻求让步，并以一种脱离规则的帝国主义方式行事，这位总统反而可能催化了一场必要的转型，从而促成更加平等且互利的伙伴关系。如果能够实现和解，那么最终形成的跨大西洋联盟可能会比以往对所有成员都更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