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麦卡蒙（Ron MacCammon，教育学博士）是一位退役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上校，也是前国务院官员，在拉美地区拥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其中包括1999年至2002年在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任职的经历。昨天6月5日下午，麦卡蒙博士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就所谓“庇护城市”问题发表评论，揭露他们“花别人的钱，显自己的善心”的丑陋嘴脸：

路易斯·奥利瓦雷斯神父（Luis Olivares）原本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作为克莱瑞特修会的财务主管，他受到华尔街巨头们的款待，乘坐头等舱出行，下榻五星级酒店。他穿着天鹅绒西装、法式袖口衬衫和古驰皮鞋。人们称他为“古驰神父”。

然而，1981年，他来到洛杉矶市中心的拉普拉西塔教堂——天使之后圣母堂，恰逢逃离内战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难民大量涌入这座城市。奥利瓦雷斯问自己：“如果那个人是耶稣，而我却把他拒之门外呢？”

1985年12月12日，他宣布拉普拉西塔教堂成为”庇护教堂”。他为难民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让数百人在长椅上过夜，同时为他们安排医疗服务、工作和教育机会。他公然违抗总教区和联邦检察官，甚至向政府官员发出挑战，要求他们来突袭教堂。他相信自己别无选择。1990年，他被诊断患有艾滋病，并于1993年在拉普拉西塔教堂去世，终年59岁。

但奥利瓦雷斯并非孤军奋战。他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运动，这场运动在教堂和犹太会堂中兴起，其共同信念是：面对脆弱无助的难民，道德责任有时高于法律风险。芝加哥中美洲宗教工作组明确表述其立场：接纳陌生人是福音书赋予的责任，而这一责任高于民事法律。政府对此作出回应，共提出71项起诉，全国共有8名参与者被定罪，而此时运动仍在不断扩大。他们知道起诉终将到来，却依然选择行动。人们或许不同意奥利瓦雷斯的结论，但很难说他是在精于算计。他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了代价。

最初的运动讲究审慎判断。奥利瓦雷斯了解难民们的故事，也了解他们所遭受的具体苦难。批评者指出，这场运动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它更多关注右翼暴力的受害者，而较少关注逃离桑地诺政府统治下尼加拉瓜等左翼政权的人。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危机背景下评估个案，而不是无论任何情况都无条件欢迎所有人。

这种道德责任是真实存在的，但也是有限度的，而这个界限恰恰是个人责任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你收容某个人，你知道他是谁。你亲自承担风险。这使得这场运动扎根于现实，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理念之中。

随着时间推移，“庇护”逐渐脱离了个人信念和公民抗命的基础。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一旦魅力型道德权威被制度化，其发展轨迹往往具有可预测性：运动变成组织，组织变成机构，而机构则保留创始愿景的语言，却逐渐抛弃其原有责任。

最初由信仰团体推动、激进而代价高昂的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逐渐演变成进步派城市和政治人物的象征性品牌。当时边境非法入境人数较少，宣布成为庇护城市几乎不需要付出实际代价。但这一情况在2022年发生改变，创纪录的移民潮使原本象征性的承诺变成了运动创始人从未设想过的财政负担。

那些曾在庇护承诺主要停留于象征层面时宣布自己为庇护城市的地方政府，突然面对远超原始运动想象规模的责任。纽约、洛杉矶、丹佛、芝加哥以及数十个其他城市在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下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而对于究竟是谁作出这些决定，却没有明确问责机制。继承了这一运动语言体系的政治人物，与奥利瓦雷斯处理庇护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策，而实际负担却落在市政机构、社区、学校以及纳税人身上，而这些人对相关决策并没有发言权。

这种差异并非党派之争，而是结构性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人，并不是睡在地板上的人。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把决策权交给那些即使犯错也无需付出代价的人，更愚蠢或更危险的决策方式。”

奥利瓦雷斯的判断之所以值得信赖，恰恰因为他以自己的身体承担了犯错的代价。而现代体制消除了这种约束，随后又把质疑这种变化的人视为缺乏同情心。

来到庇护城市的人当中，很少有人经过仔细评估并被视为个案。他们是在一个不堪重负的联邦体系中被处理的人，收到出庭通知后被释放到庇护城市，而背景审查极其有限。对于如今必须长期承担责任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的具体情况往往并不清楚。奥利瓦雷斯的框架使他与自己亲眼见证苦难的人建立起具体联系。而现代庇护政策则远远超出了这种有限责任范围，将成本广泛分摊，却使责任追究变得无从着手。

运动创始人接受起诉，睡在教堂长椅上，并最终死在他们拒绝离开的庇护所中。而继承其政治语言体系的政治阶层，则把成本转嫁给其他人，随后又把对这种安排的审视视为缺乏同情心，而不是治理失败。

优秀理念往往就是这样演变的。韦伯的洞见在于，没有任何道德运动在制度化过程中能够保持原样——魅力会被常规化，牺牲会被官僚化，而最终留下的只是语言，却失去了代价。索维尔的洞见则在于，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会从结构上腐蚀制度：一旦决策者无需为错误承担代价，成本就会落到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身上，而整个体系则会借助其起源所带来的道德光环而逃避问责。

那些自认为肩负使命的人继承了先知们的语言，并利用这些语言让纳税人保持沉默。

如果存在纠正办法，那么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问题：要求民选官员、州长、市长和市议会公开说明，他们个人愿意承担什么风险，而不是说明他们愿意如何动用别人的钱。希望得到诚实答案的公民知道应该如何在投票箱前作出回应。

奥利瓦雷斯之所以有资格谈论庇护问题，是因为他生活在其后果之中。他知道每一个被自己收容者的名字。他最终也死在他们身边。而现代庇护城市所提供的，则是没有风险的姿态、没有审慎判断的宣示，以及由永远不必为其负责的人花费他人金钱所展现出的同情心。

那不是一种道德承诺。那只是一种姿态。而这也是对那位曾穿着古驰皮鞋、后来又把它们送给他人的人的一种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