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基地確立了美軍的優勢地位，但也增加了其因失誤而捲入戰爭的風險”,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助理教授瑞秋·梅茨（Rachel Metz）周五6月5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指出:

美國總統唐納德·J·川普（Donald J. Trump）政府發動對伊朗戰爭的動機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在圍繞伊朗核計劃現狀以及伊朗政權狀況的各種辯論之中，一個關鍵因素卻被忽視了：美國之所以能夠在距離本土邊界六千多英里的地方發動戰爭，僅僅是因為它有能力這麼做。

各國——即使是擁有龐大且強大軍隊的國家——按理說都應該難以將軍事力量投送到遙遠地區。槍炮和飛機的射程有限，而為遠方戰線補給也十分困難。然而，僅在過去一年裡，美國軍方就對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索馬里、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境內的目標發動了打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曾在包括（但不限於）阿富汗、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柬埔寨、多米尼加共和國、格林納達、伊朗、伊拉克、朝鮮、黎巴嫩、利比亞、巴拿馬以及越南等國家發動戰爭或實施重大作戰行動。美國能夠將壓倒性的火力投送到世界任何地方，這一點已經成為美國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習以為常的事情。

美國軍方之所以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距離障礙，是因為世界各國允許其利用本國領土發動戰爭。例如，烏茲別克斯坦允許美國部署於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特種作戰部隊，而巴基斯坦則允許進行支撐並維持整個戰爭期間大規模作戰行動的後勤和情報行動。華盛頓於2003年從科威特領土發起了對伊拉克的入侵，而特種作戰部隊則經由約旦進入伊拉克西部。1986年，當美國空軍針對利比亞獨裁者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政權實施“黃金峽谷行動”時，美國攻擊機是從英國領土上的基地起飛的。“史詩怒火行動”也並非這一長期傳統的例外。東道國允許美國軍隊將其龐大的作戰力量穿越本國邊界，從遙遠的本土基地前往中東。它們允許美國海軍補給艦在本國港口裝載物資，為航空母艦提供補給。它們還允許美國空軍從本國境內起飛，對伊朗境內目標實施空襲。

當國家考慮發動戰爭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是能否以可接受的代價實現軍事目標。毫無限制的戰時准入使美國能夠在遙遠地區發動戰爭，同時降低華盛頓在這一過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能夠相對輕鬆地在全球範圍內發動戰爭有時是一件好事。知道美國軍隊能夠進入打擊範圍，可能會讓那些原本有意攻擊鄰國的國家重新考慮。然而，提高戰爭的可行性並降低戰爭成本，也可能鼓勵美國默認採用軍事行動，即使尚不清楚這樣做是否真的是推進美國政治目標的最佳方式。簡而言之，寬鬆的戰時准入提高了美國發動不明智戰爭的可能性。

在對伊朗戰爭之後，各國可能開始重新思考這種寬容態度。美國未能完全保護其海灣夥伴免受伊朗導彈和無人機的襲擊，而其他夥伴國家可能擔心自己也會變得同樣脆弱。如果華盛頓今後無法再依賴戰時准入，它可能會失去其全球投送能力——但為軍事行動增加一道額外障礙，或許能夠幫助美國避免捲入考慮不周的戰爭。

異鄉如故鄉

從理論上講，國家之所以難以將軍事力量投送到遙遠地區，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大多數武器系統的射程都受到嚴格限制。火炮無法跨越海洋打擊目標。飛機如果不進行空中加油，也無法飛行太遠，而飛行員飛行時間過長之後也需要上廁所和休息。要使用這些短程武器系統，各國首先必須消除自身與對手之間的距離。

其次，作戰行動需要支援；用軍事術語來說，“牙齒”需要“尾巴”。大規模作戰行動會消耗大量燃料和彈藥。坦克和飛機需要維護和備件。士兵需要食物和飲水、醫療援助以及後送撤離。維持作戰行動需要大量貨物、運輸這些貨物的大量補給車輛以及操作這些車輛的人員。從倉庫到前線的距離越遠，補給線就越長，所需運輸資產也越多。即使是規模龐大且能力強大的軍隊，也會很快達到其後勤能力的極限，尤其是在它們優先發展更引人注目的作戰系統，而忽視那些不受關注的支援能力時。

美國成功克服了這些障礙。它正式獲得了諸如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土，並投資於遠程武器系統和海軍航空力量。但戰時准入——即各國允許美國從其境內發動戰爭的決定——一直是華盛頓向世界各個角落投送並維持作戰力量戰略的基礎。

從理論上講，國家本應難以將軍事力量投送到遙遠地區。

當各國允許軍隊穿越其領土，並從其邊界之內實施作戰及作戰支援行動時，它們便授予了戰時准入權。國家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限制這種准入。例如，它們可以允許支援行動而不允許作戰行動；或者允許防禦行動而不允許進攻行動；它們可以只開放領空，而不提供其他支持；它們也可以完全拒絕戰時准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在世界各地運營或擁有數百個軍事基地和設施。那些允許美國軍隊在和平時期於其境內活動的國家，通常也會允許其在戰爭時期從本國境內發動戰爭。而許多和平時期沒有美國軍事存在的國家，也曾向美國提供戰時准入。在“9·11”襲擊發生之前，美國與內陸國家阿富汗周邊鄰國之間幾乎沒有駐軍安排，但為了發動“持久自由行動”，美國還是從科威特、吉爾吉斯斯坦、阿曼、卡塔爾、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獲得了戰時准入。華盛頓針對台灣問題可能與中國發生攤牌的計劃，則依賴於獲得澳大利亞、日本，以及潛在情況下菲律賓和韓國基地的使用權。

戰時准入使美國軍隊短程武器系統的龐大火力能夠進入敵方目標射程之內，並縮短補給線，使持續作戰成為可能。從本質上講，它使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無論距離美國海岸有多遙遠——都變成了美國的“隔壁鄰居”。

海灣地區的客人

正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每一次遠距離軍事行動中所做的那樣，華盛頓在對伊朗戰爭期間充分利用了其龐大的准入網絡。各國對於允許美國軍隊從本國境內對伊朗作戰的決定並不特別坦率。然而，美國軍事資產在該地區的調動本身就是證據。今年二月，美國在中東進行了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集結。美國空軍通過由運輸機和空中加油機支撐的大規模“空中橋梁”，將數百架飛機從美國本土和歐洲基地運送到約旦的穆瓦法克·薩爾提空軍基地。隨後，這些飛機被分散部署到中東各地的基地。Ｆ－２２和Ｆ－３５戰鬥機從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美國在該地區最大的軍事設施——以及阿聯酋的達夫拉空軍基地起飛，後者在戰爭期間成為航空樞紐。其他戰鬥機以及後勤和保障飛機則從巴林、約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基地起飛。情報、監視和偵察資產也一直在科威特和阿聯酋的基地運行。

戰時准入同樣使“史詩怒火行動”的海軍部分成為可能。例如，“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和“傑拉爾德·福特”號航空母艦目前正在阿拉伯海國際水域活動，但它們之所以能夠維持存在，部分原因在於一些國家提供港口，使美國艦船能夠在那裡補充燃料、彈藥、維修服務以及備件。當“福特”號因火災失去作戰能力時，它離開該地區前往克羅地亞，最終停靠在位於希臘克里特島上的蘇達灣海軍支援基地——這是美國海軍的一處設施——在那裡接受維護和修理。儘管具體細節仍不明朗，但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封鎖，如果沒有獲得該地區或鄰近地區港口的使用權，幾乎肯定是不可能實現的。

外國境內的基地還支撐了美國地面部隊向該地區的大規模增援。今年四月，當川普政府考慮實施地面行動時，數千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以及約一千名美國陸軍士兵被部署到中東地區未公開地點。

拒絕准入

對於華盛頓而言，戰時准入並不總是一帆風順。2003年，土耳其拒絕允許美軍從北方開闢對伊拉克戰線，這讓美國大為震驚。2011年，巴基斯坦關閉了連接卡拉奇港與阿富汗的地面交通線，極大地增加了聯軍在阿富汗行動的複雜性。在對伊朗戰爭期間，並非所有美國盟友和夥伴都歡迎美國軍隊。西班牙在戰爭初期明確拒絕美國軍方使用雙方共同運營的羅塔基地和莫龍基地，並於三月底關閉領空，不允許美軍使用。據美國總統唐納德·J·川普（Donald J. Trump）稱，法國也採取了同樣做法。意大利拒絕多架美國轟炸機在西西里島東部的錫戈內拉基地降落。在土耳其，戰爭期間只有用於保衛土耳其領空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和空中預警與控制系統處於活躍狀態，而安卡拉公開否認授予任何作戰行動准入權。考慮到土耳其毗鄰伊朗的地理位置，如果獲得土耳其許可，美軍幾乎肯定會從因吉爾利克空軍基地發動此類行動。

還有一些國家在最終讓步之前曾經猶豫不決。在表達希望避免戰爭的立場之後，大多數海灣國家在戰爭爆發後決定向華盛頓提供戰時准入。瑞士在戰爭最初幾周拒絕了美國多次使用其領空的請求，但批准了其他飛越申請。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在三月初發表了一些含糊其辭的言論之後，英國最終允許美國飛機從其領土上的基地開展行動。

總體而言，華盛頓的軍事行動極大受益於盟友和夥伴在戰爭期間雖不情願但最終寬容的准入態度。而這些盟友和夥伴自身卻沒有從中受益。

對於華盛頓而言，戰時准入並不總是一帆風順。

當一個國家決定允許其他國家從其領土內部發動戰爭時，它實際上是在決定讓自己的國家成為戰場的一部分。對於海灣國家而言，使這些國家成為美國力量投送重要支點的對伊朗地理鄰近性，也同樣使它們容易遭到報復。

而伊朗確實進行了報復。自戰爭爆發以來，伊朗已經向該地區目標發射了五千多枚導彈和無人機。最初的打擊重點是美軍行動所依賴的基地和軍事基礎設施。伊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了多個此類設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蘇丹親王空軍基地、科威特的阿里·薩利姆空軍基地和比林營地、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巴林海軍支援基地，以及阿曼的杜庫姆港和塞拉萊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承受了最嚴重的伊朗報復。根據阿聯酋國防部的數據，自衝突開始以來，該國已經攔截了接近三千次伊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阿聯酋的達夫拉空軍基地作為美國在此次衝突中的主要樞紐之一，是伊朗最早攻擊的目標之一。此後，德黑蘭還襲擊了被視為協助美以戰爭行動國家境內的重要基礎設施，包括巴林的海水淡化廠以及海灣地區的平民聚居中心。其最近一次導彈齊射於6月3日使科威特的主要機場陷入癱瘓。

伊朗的目標有兩個：一是擾亂美國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二是脅迫東道國將美國驅逐出去。它似乎在前一個目標上取得了部分成功；由於基地受損，美軍被迫撤離部分設施並轉移至臨時地點。但在後一個目標上卻未能奏效。遭到攻擊的許多東道國非但沒有疏遠華盛頓，反而減少了准入限制，以便加強自身防禦並使美軍能夠代表它們實施報復。阿聯酋則更進一步，與美國和以色列一道參與了針對伊朗的打擊行動。然而，在未來的衝突中，其他國家可能會從海灣國家的經歷中得出一個教訓：授予戰時准入的風險過於巨大，不值得承擔。

不安全保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那些允許美國從其領土內部發動戰爭的國家一直能夠相信自己不會遭受報復。無論是在打擊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還是更早入侵伊拉克，抑或是在1991年將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軍隊驅逐出科威特的行動中，大多數向美軍提供准入的國家都沒有遭受來自美國對手的重大報復。美軍之所以能夠保護這些提供准入的國家免遭報復，是因為美國相對於其對手擁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和技術優勢，同時當時的軍事技術環境也更有利於技術占優的防禦方。例如，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前夕及“沙漠風暴行動”期間，美國通過將自身性能更先進的戰鬥機部署到因吉爾利克基地，從而消除了伊拉克空軍對土耳其構成的威脅。

廉價無人機的大規模擴散，以及即便是強大軍隊在攔截這些無人機方面所面臨的困難，表明提供准入的國家未來將面臨更高的報復風險，而美國保護它們的承諾可能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牢不可破。大規模製造彈道導彈和“見證者”無人機的成本，遠低於建設攔截這些武器所需系統的成本。即使美國仍然保持軍事優勢，如果其對手採用伊朗的戰略——向支持美國戰爭行動的國家連續發射大量導彈和無人機——美國仍將難以保護那些提供准入的國家。因此，各國可能會三思而後行，因為它們擔心自己也會遭受類似持續不斷的攻擊。

如果美國未來面對一個更強大的對手，它可能會發現更難讓東道國安心。以一個假設性的台灣防禦情景為例。美國協防台灣、抵禦中國入侵的計劃，依賴於獲得澳大利亞和日本基地的戰時准入（以及可能獲得菲律賓和韓國基地的准入）。堪培拉、東京、馬尼拉和首爾必須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允許美國空軍從本國境內跑道起飛，是否會誘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向本國軍事基礎設施傾瀉導彈。由於美國除了採取攻擊衛星或打擊中國本土目標等高度升級性的措施之外，幾乎沒有能力徹底消除中國導彈威脅，因此，從印太盟友和夥伴國境內介入台灣防禦，將使這些提供准入的國家容易遭受來自北京的報復。

總有一天，華盛頓可能不再尋求向全世界投送軍事力量。

如果華盛頓希望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投送軍事力量，它就必須考慮如何更有效地保護其東道國。在允許美軍進入之前，各國可能會要求獲得可信的安全保障。在某些情況下，美國軍方或許能夠提供這種保障，同時仍然擊敗其對手——畢竟，美國相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依然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無力保護東道國，而這些國家則可能認為，與華盛頓結盟並不值得承擔遭受報復的代價。

總有一天，華盛頓可能不再經常性地尋求向全世界投送軍事力量。事實上，也有充分理由認為，憑藉友好的鄰國以及將其與對手隔開的廣闊海洋，美國如果選擇收縮戰略，其安全狀況反而會更好。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拒絕提供戰時准入，那麼華盛頓的選擇可能將不再由自己決定。美國軍隊將失去出現在世界任何國家家門口的能力，而定義了戰後時代的美國軍事霸權也將走向終結。

從最終結果來看，這或許反而是一種福音。如果發動戰爭變得更加困難，那麼華盛頓或許就會發動更少的不明智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