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周五6月5日刊发兰德欧洲（RAND Europe）经济安全与韧性倡议主任，兼中国与经济安全议题研究负责人弗朗西斯卡·吉雷蒂（Francesca Ghiretti）的评论－－”北京的认知盲点阻碍了真正的改革－－中国如何误读了自身“。请君一读：

大国很少因为不了解自身问题而失败。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们因为误判问题根源，或者只部分识别出问题根源而走向衰落。能否准确诊断自身弱点，区分暂时性约束与结构性限制，并形成解决深层问题所需的政治意志，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够适应并繁荣发展，还是停滞甚至崩溃的关键。

如今，中国面临着一长串亟需评估和应对的挑战。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人口正在老龄化，金融体系承受压力，其他国家也在收紧贸易管制并扩大自身产业政策，以增强竞争力。多年来，中国经济扩张掩盖了国家深层脆弱性。而那个时代如今已经结束。在中共文件和重要讲话中，北京领导层承认这些压力，并承认国家存在弱点。

然而，认识到问题并不等于诊断出问题，也不会自动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北京将中国面临的挑战描述为技术性问题、发展性问题或外部强加的问题，而不是系统性问题的产物。这种区分具有战略意义。它淡化了导致这些问题或使其恶化的政治和制度脆弱性，包括权力集中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一人之手、中央指令与地方执行之间的紧张关系、领导层与基层干部之间激励机制错位，以及对意识形态僵化的要求使反馈和政策纠错空间受到限制。

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弱点，与这些弱点本身同样重要。当北京将结构性问题描述为技术障碍或外部压力时，它限制了自己愿意推行的改革范围，同时通过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来转移责任。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而言，理解中国如何解读自身问题，对于管理长期竞争、校准威慑政策以及识别那些虽然不多但仍然存在真实接触可能性的领域至关重要。

直面现实

从言辞上看，中国领导人并未回避指出国家面临的挑战。2017年，习近平表示自己意识到数十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日益严重问题。他宣布，中国的主要矛盾——根据毛泽东框架中定义每个时代并推动发展的核心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最大的矛盾不再是增长与匮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曾是改革时代的主要推动力，而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在支持总体上更多、更好发展的同时，习近平也承认，快速经济增长带来了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例如收入不平等、环境恶化，以及人民对于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更高要求。

习近平对于中国技术脆弱性的表述同样直白。自2016年以来，当时中国“十三五”规划及其他政策文件显示领导层重新强调推动自主创新这一长期目标，习近平便一再警告“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他将先进半导体、工业软件以及精密制造设备（如光刻机）列为战略性卡脖子环节。中国高校和智库进行的外部评估同样指出，对关键投入品和上游技术的依赖正在制约中国技术进步。北京一直积极采取措施降低这些脆弱性，包括通过国家补贴以及对战略产业实施定向产业政策支持，同时扩大对高校和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激励措施。中国还设立国家支持基金，为其技术雄心提供资金支持，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中国领导层了解国家存在的脆弱性。

近期中共公报显示，领导层越来越愿意指出过去曾被忽视或淡化的脆弱性。规定国家至2030年政策规划的“十五五”规划重申，有必要解决三大关键风险：长期房地产低迷、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以及金融机构脆弱。包括中共主要理论刊物在内的重要党内信息来源，也开始将人口快速老龄化视为需要国家主动干预的战略挑战。

北京已经采取温和措施来遏制这些内部压力，同时并未放弃其核心发展模式。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北京降低了首付款要求，增加资金支持以完成停滞项目，并推动城市更新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在金融领域，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那些暴露于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的中小银行的监管，并鼓励其合并和补充资本，以防止局部压力演变为系统性危机。在人口问题方面，北京推出了一些有限的鼓励生育措施，例如提高托儿补贴、扩大育儿假以及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这些政策表明，中国领导层了解国家存在的脆弱性，并关注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尽管北京在2025年贸易战期间成功利用出口管制向华盛顿施压，促使其降低对华关税之后，对外展现出的自信有所增强，但官方关于中国前景的表述依然保持克制。党内文件强调的是韧性、准备和控制，而非盲目乐观。

归咎于少数害群之马

然而，中共的诊断同样因为其遗漏之处而值得关注。在官方讲话、政策文件和国家媒体文章中，中国的弱点几乎总是被描述为与发展阶段相关的技术性不足，或者是其他国家政策造成的结果。它们被描述为能力问题，而非结构问题。

北京领导层将经济失衡归因于中国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归因于国家主导和政治优先事项扭曲市场的制度。例如，在2017年那场阐述中国新主要矛盾的讲话中，习近平声称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暗示现有制度将在其当前发展轨道上为国家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不出所料，中共文件同样避免将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以及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不断扩大存在视为潜在负担。政治领导人很快承认治理方面存在不足，但他们将责任向下推给无能干部、纪律松弛或腐败问题。他们的态度是，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制度依然健全，而制度稳定则被视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

这种表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塑造了领导层的分析、政策选择以及其所面临的局限。北京认识到，过度的内部竞争和疲软的消费正在拖累中国经济。2025年，北京发起了一项行动，通过实施价格管制、生产限制以及管理产能过剩行业掠夺性定价的工具，同时加强对相关市场兼并、投资和新进入者的监管，以减少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2024年，北京还推出了一项鼓励消费者以旧换新购买新产品的计划。但这些政策举措都没有从根本上质疑产生这些问题的制度结构；相反，它们只是表面处理问题。将个别不当行为归咎于不良行为或个别坏人，要比解决产生这些问题的制度安排容易得多。

因此，北京仍然倾向于采用纠正性的短期修补措施，而非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家庭消费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十五五”规划将家庭消费列为经济重点，但并未承诺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为了加强福利体系而宣布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仍远远不足，无法向居民口袋中投入足够资金来鼓励更多消费。例如，以旧换新计划确实在2025年略微提振了消费，但随着预算缩减以及消费者可更换家电逐渐耗尽，其效果在2026年开始减弱。事实证明，中国提升消费的长期战略根本不是什么新战略；它仍然是中国一直以来依赖的老战略——专注于增加生产，并期待随着长期生产能力改善，家庭收入最终提高。它只是管理症状，却拒绝放弃旧有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使根本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让一百个问题继续恶化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难以进行必要结构性变革的大国。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精英担心自己的帝国将被增长速度更快的竞争对手——例如德国和美国——所超越，而这些国家在化学、电气工程和钢铁生产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作为回应，英国推动扩大技术教育，并努力将其工业结构从纺织业和煤炭业等成熟产业升级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然而，这些解决方案低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帝国过度扩张以及国内极端不平等。苏联也是一个类似案例。到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执政时，苏联领导层已经公开讨论停滞和腐败问题。然而，改革努力将这些问题描述为政策执行失败，而非制度设计失败。

大国往往在愿意面对这些制约因素背后的制度根源之前很久，就已经认识到不断累积的约束。这会逐渐削弱它们。它们衰弱的速度有多慢，则取决于其领导人能否形成推进更根本改革的政治意志。尽管历史上充满了中小国家和地区性强国通过适应变化来延缓衰落，甚至成功开辟新道路的例子——例如十九世纪后期，日本明治维新为了应对西方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实现了军队现代化、经济工业化以及宪政治理——但这种逆转在大国中却十分罕见，而且往往只有在特殊的政治冲击之后才会出现。对于大英帝国和苏联而言，当更大规模的变革终于到来时，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

西方领导人不太可能迫使北京正视自身的盲点。外部压力不会迫使中国面对那些它已经认识到、却不愿以任何有意义方式加以解决的结构性挑战。相反，随着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制定新的对华战略，并努力减轻中国诸多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需要准确识别中国国内的弱点；评估中国的优势以及这些优势将如何演变；并分析其脆弱性，包括中国客观面临的挑战与北京领导层如何看待这些挑战之间存在的差距。

北京仍然倾向于采用短期修补措施，而不是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

理解这种差距将使美国和欧洲决策者能够避免代价高昂的政策失误，并更可靠地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对于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评估，过去过于关注中国历史上不愿支持境外战争以及其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承诺，而没有充分关注北京和莫斯科所认为的共同利益，这导致西方领导人错误判断了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意愿。展望未来，西方决策者需要关注中国在2025年成功利用出口管制反制美国关税之后，其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是遏制中国实施经济胁迫，还是应对贸易紧张局势，其成效都取决于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优势与弱点。一个新的紧张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中国的技术成就受到世界广泛赞誉，但北京的政策文件却显示出一种持续存在的脆弱感。

中国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也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转型。相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一个长期适应过程，其特征包括增长放缓、政治控制加强，以及越来越多安全优先于效率的情况。这种过程在历史上并不陌生，而且很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苏联，由于未能解决结构性弱点而导致的衰落过程，都是以数十年而非数年的时间尺度展开的。而今天的中国，与这两个历史案例相似，在自身面临各种内部约束和压力的同时，也面对着一个充满活力且实力强大的竞争者——美国。

尽管北京不太可能接受任何能够真正解决国家结构性挑战的措施，因为这样做将对其权威构成风险，但北京对自身的评估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于美国和欧洲领导人而言，理解这些不断变化的认知，与分析基础数据本身同样重要。这些认知将塑造中国未来的政策轨迹，并决定任何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最终能否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