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在此构建云基础设施，中国便会抢占先机”，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美国倡导自由市场政策的领军人物之一的万斯·金恩（Vance Ginn）博士昨日6月9日上午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文指出：

围绕数据中心的恐慌正在不断升级。

如果反增长活动人士和“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群体成功阻止支撑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字商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因此消失。美国只会减少本土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将更多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中国。

这才是真正的权衡。

数据中心是“云”的物理组成部分。它们并非抽象概念。它们是装满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冷却系统和电力基础设施的建筑物，而正是这些设施维持着现代社会的运转。

思科公司和亚马逊云服务都将数据中心描述为容纳数字应用和数据背后计算与存储资源的实体设施。云计算拥有墙体、电缆、管道以及雇员工资单。它是一种基础设施。

这使得数据中心成为数字时代的工厂。在二十世纪，地方领导人努力吸引制造业工厂落户，因为这些工厂意味着就业机会、税收基础、供应链网络以及长期经济能力。

而在二十一世纪，数据中心发挥着类似作用。它们支撑人工智能、网上银行、物流、全球定位系统、流媒体、通信以及应急系统，同时也为所在地社区带来大规模资本投资、建设活动、长期运营岗位以及物业税收入。

亚马逊和微软都强调其项目所创造的本地就业机会以及税收收益。

是的，确实存在权衡。严肃认真的人应当承认这一点。

数据中心消耗电力。有些还会使用水资源。它们可能引发土地利用和噪音方面的地方性问题。但这些并不是实施暂停建设令或基于恐惧制定政策的理由。相反，这些问题说明需要更合理的定价、更完善的合同安排、更快捷的审批程序以及更多供应能力。

有关资源消耗的批评往往建立在有缺陷的叙事框架之上。总用电需求并非真正相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是否承担了相应成本，以及整个系统是否允许供给扩张。

数据中心可以通过私人电力合同、配套发电设施、储能系统、需求管理以及备用系统来确保电力供应。而声称数据中心必然会推高其他所有用户电价的说法则过于简单化。一些分析指出，更高的电力销售额有助于将电网高额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多千瓦时用电之上，而监管设计和供给约束才是电价飙升更重要的原因。

关于用水问题的论调往往同样草率。人们经常引用最极端的数据，好像所有设施都在相同条件下使用相同冷却系统。但事实上，许多较新的设施采用了更高效的设计，包括能够显著降低持续淡水需求的闭环系统。而在水资源或电力确实稀缺的地方，价格应当反映这种稀缺性，并迫使企业承担相应成本。

这正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这不是漏洞，而是其本质所在。政策制定者应停止将由糟糕公用事业政策造成的问题归咎于数据中心。

从战略角度来看，建设数据中心的理由更为充分。中国并没有放慢脚步。《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北京正在鼓励企业广泛采用人工智能，同时努力避免大规模裁员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这表明中国领导层认为人工智能应用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至关重要。

《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报道则介绍了一项研究结果：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已经显著影响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和聊天机器人输出结果。这表明，这场竞争不仅关乎芯片和模型，也关乎信息生态系统以及技术影响力。

这一现实应当警醒美国决策者。如果美国使建设数据中心变得更加困难，它并不会冻结未来。它只是改变未来的归属。中国将在美国通过诉讼、拖延和恐慌扼杀自身计算能力、能源能力和基础设施基础时获得优势。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在直接资助某些反数据中心组织。忽视这种激励因素将是天真的。如果你身处北京，你自然会欢迎任何让美国人更加害怕建设赢得人工智能竞赛所需基础设施的运动。甚至连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外国对手可能正在放大反数据中心叙事这一可能性本身，都说明了其中利害关系之重大。

这正是为什么糟糕论点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公众对电力、水资源或土地利用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应当坦诚地解决这些问题。大型用户应当承担其应承担的成本，而且它们通常也正在这样做。应当提高透明度、促进价格竞争、改革审批制度、增加发电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产权保护。但不要把被夸大的说法变成反增长政策。

那将是最糟糕的结果：既承担现代数字生活的全部成本，却换来更低的经济增长、更少的就业岗位、更少的税收收入，以及更少的战略收益，因为相关基础设施最终建设在了别的国家。

美国应停止被恐惧驱动，也应停止依赖存在缺陷的“预防原则”，基于未经充分验证的预测仓促采取行动。

数据中心并非真实经济的负担。它们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它们是数字时代的工厂，是云计算的物理骨干，也是检验我们是否仍然懂得如何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建设它们，中国将非常乐于看到这种优势转移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