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部天主教大学（UCO）经济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伊斯雷尔（Karl-Friedrich Israel）周二6月9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就同行评审在科学研究的现状发表评论－－“同行评审在科学、创新与治理中的作用”。他指出，现代同行评审虽能保障科学质量，却也日益受到激励机制、政治优先事项及资金挑战的影响，值得关注：

简而言之

• 同行评审如今已成为科学界最主要的制度性把关机制

• 激励结构鼓励趋同，从而减缓颠覆性研究的发展

• 与政策挂钩的资助可能会间接影响科学研究议程

同行评审被广泛视为现代科学的基石。它在决定哪些研究得以发表、哪些项目获得资助，以及最终哪些思想塑造科学进步和政治决策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以当前这种高度制度化形式存在的同行评审，其实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在现代科学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包括许多重大突破产生的时代——研究成果主要由编辑和小型学术网络进行评估，而非通过系统化的外部评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行评审的制度化，与公共资助研究的扩张以及科学活动规模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随着时间推移，它从一种质量控制机制演变成一种核心把关制度，影响着研究方向和资源分配。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现代同行评审制度是否仍然履行着其原本促进可靠且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成果这一职责，还是说它已经引入了一些可能阻碍科学发现的新约束？

同行评审的预期功能

同行评审旨在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保障质量和可靠性的机制。在理想状态下，它确保研究计划和研究成果在发表或获得资助之前，经过独立专家的认真评估。这一过程旨在筛除错误、有缺陷的方法论以及缺乏依据的主张，从而维护科学成果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同行评审的核心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科学研究往往高度专业化，使得包括编辑、政策制定者和资助机构在内的非专业人士难以判断其有效性和重要性。同行评审通过将评估工作委托给相关领域具备资质的研究人员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这些研究人员被认为拥有判断研究质量和原创性所需的专业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行评审是一种分散化的专家验证机制。

除了筛选功能之外，同行评审还旨在提高研究质量。评审人员通常会针对论证结构、方法的稳健性以及结果解释提出反馈意见。作者则需要根据这些意见修改研究内容，从而形成更严谨的方法和更清晰的结论。理想情况下，这种反复修订的过程能够同时提升已发表研究的清晰度和可信度。

同行评审在稀缺资源分配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常，相同或类似的评估程序不仅用于决定是否发表，也用于分配研究经费。资助申请由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估，并依据其被认为具有的科学价值和潜在影响力进行排序。从理论上讲，这使有限资源能够被投入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同行评审还促进了科学活动的协调。通过建立关于证据、方法和论证的共同标准，它有助于构建学科内部以及学科之间的交流体系。研究人员可以相信，已发表的研究已经通过最低限度的审查标准，这有助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同行评审旨在支持科学研究在长期发展中的可靠性与进步。

激励机制、偏见与意外后果

尽管同行评审旨在保证质量和可靠性，但在实际运作中，它受到各种激励机制和制度约束的影响，从而可能产生与其原始目标相背离的结果。随着同行评审不仅成为发表成果的关键，也成为获得资助和职业晋升的核心环节，它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方向。

其中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趋于规避风险。研究人员通常面临强烈激励，去从事那些更有可能获得评审者认可的项目，而这可能抑制更具探索性或非常规性的研究方向。挑战既有范式或采用创新方法的研究，往往会遭遇更大阻力，这未必是因为研究本身存在缺陷，而是因为它偏离了主流标准、预期或政治偏好。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研究活动集中于被广泛接受的主题和方法之上。

同行评审还可能强化科学共同体内部既有的等级结构。知名研究人员和著名机构通常享有声誉优势，而职业生涯早期的学者或处于主流网络之外的人则更难获得认可。评审者即使本着善意行事，也可能依赖熟悉的理论框架，或者潜意识中偏好那些符合其自身研究议程的成果。这可能限制进入科学讨论领域的观点和方法的多样性。

另一个问题涉及评审过程的速度和效率。同行评审可能耗时很长，多轮修改会延迟新成果的传播。在快速发展的领域，这种延迟可能降低研究的现实意义或减缓创新速度。同时，投稿数量不断增加也使评审者承受更大压力，从而影响评审的一致性和深度。

新冠疫情为高风险环境下同行评审的局限性提供了清晰例证。一方面，面对迫切需要作出决策的政府和卫生机构，传统评审程序往往过于缓慢，从而增加了对预印本以及其他快速传播但尚未经过充分审查研究成果的依赖。另一方面，对速度的追求也导致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同行评审。

一个著名案例是2020年1月发表于《欧洲监测》的科曼—德罗斯滕PCR论文。该论文于1月21日收到稿件，1月22日被接受，并于1月23日发表。这并非偶然个案：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学术出版的研究发现，同行评审时间被大幅压缩，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评审过程稳健性的担忧。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同行评审过于缓慢，而在于危机环境同时暴露了两种极端——在需要速度的地方出现拖延，而在最需要严格审查的地方却出现程序压缩。

同行评审与资助决策之间的紧密联系放大了这些影响，并引入了额外一层政治影响。在许多国家，获取研究经费越来越依赖外部资助，而这些资金往往来自公共来源，并与特定政策优先事项挂钩。尽管大学在形式上仍然是独立机构，但这类资金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强烈激励，促使研究议程与政治界定的目标保持一致。在这种背景下，同行评审并非在一个中立环境中运作，而是成为一个更广泛体系的一部分，在该体系中，科学评价与政策目标及行政标准交织在一起。

这种动态在气候研究等领域尤为明显，在这些领域，大量资金都与特定政策目标挂钩——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脱碳、能源转型以及气候适应。资助项目的征集通常预先设定这些优先事项，而同行评审者则依据这些标准对申请进行评估。

因此，自我审查现象便会出现，研究人员有强烈动机以符合既定政策目标的方式包装自己的项目。那些不符合这些框架或挑战主流假设的研究，无论其科学价值如何，都可能更难获得资助。

结果，政治考量不仅会影响哪些项目获得资助，还会影响哪些研究主题从一开始就被开展。研究人员可能会调整其申请内容，以符合主流优先事项，突出更有可能获得支持的主题，同时回避那些不符合当前议程的领域。这种动态有可能缩小科学探索的范围，并将微妙形式的外部控制引入一个名义上独立的研究过程。尽管同行评审在维持学术标准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在资助体系中的角色引发了关于如何维护科学自主性和研究多样性的疑问。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科学知识生产的未来，取决于制度框架是否允许通过实验和创新来改进评价机制，而不是取决于同行评审本身。

最可能出现：当前不完美体系的持续存在

在这一情景中，同行评审仍然是研究评价的主导机制，无论是用于发表还是用于资助。尽管可能会引入一些渐进式改革，例如提高透明度、加快评审流程或有限使用数字工具，但集中化评估的基本结构将继续存在。大学仍然高度依赖外部资助，而同行评审继续与公共研究资源分配紧密相连。现有激励结构，包括风险规避以及与主流研究议程保持一致的倾向，也很可能继续存在。尽管这一体系能够持续产出大量科学成果，但对于趋同化、创新缓慢以及方法多样性不足的担忧也将持续存在。这一情景出现的概率相对较高，约为50%。

可能性较低：进一步集中化与政治化

在这一情景中，同行评审与公共资助之间的联系将变得更为紧密。政府和资助机构将在确定研究优先事项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将资源导向气候政策、公共卫生或战略技术等政治上受到关注的领域。同行评审过程将越来越受到这些优先事项影响，无论是通过正式标准还是非正式预期。

尽管这种协调可能增强研究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一致性，但它也提高了科学议程被更加狭隘定义的风险。随着时间推移，这可能削弱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并限制研究范围，尤其是在那些不符合当前政治优先事项的领域。这一情景出现的概率中等，约为30%。

最不可能出现：竞争性和分散化评价模式

在这一情景中，除传统同行评审之外，其他研究评价和资助模式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私人资助来源、独立研究机构以及新的出版平台，为尝试不同科学成果评价方法提供了空间。这些方法可能包括更加开放的评审形式、发表后的评价机制，或较少依赖集中化评估的资助方式。

这种多样性使不同模式能够相互竞争和演化，从而可能提高科学知识生产的速度、开放性和稳健性。同行评审不会消失，但它将成为众多机制中的一种，而不再是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把关者。这一情景出现的概率相对较低，约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