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城大学麦考特公共政策学院麦考特讲席教授丹尼尔·凯莱门（Daniel Kelemen）和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兼明达·德·冈兹堡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周一6月15日在《外交事务》杂志联名发表评论－－“如何击败一个独裁者: 欧尔班败北的真正教训”。凯莱门教授他著有《欧洲法治主义：欧盟法律与监管的转型》。齐布拉特教授著有《保守党与民主的诞生》，并与人合著《民主如何死亡》和《少数人的暴政》。请读他们的评论：

多年来，匈牙利一直是全球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斗争中一个令人意外的前线。这个面积不大、地处内陆的国家之所以吸引了远超其规模的关注，是因为其长期执政的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提供了一个范例，展示了一位民粹主义领导人如何在让支持者和家族成员致富的同时，将一个民主国家转变为选举式威权政体。欧尔班还提供了一套蓝图，说明一个政府如何能够继续作为欧盟和北约等西方机构的成员，同时仍与西方的战略竞争对手——例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关系。欧尔班成为有志于成为独裁者者的偶像，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J·川普（Donald Trump）。

欧尔班被逐出政治权力中心，则提供了一本同样重要的行动手册——这一次是为世界各地的民主捍卫者准备的。他在四月被匈牙利新兴政党蒂萨党（Tisza）决定性击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党领导人彼得·马扎尔（Peter Magyar）的高人气和坚定竞选活动。但如果不是其他行为者，尤其是欧洲中右翼建制派，采取了关键行动为他的成功打开大门，马扎尔绝不可能获胜。无论是支持民主的领导人还是普通公民，都需要理解过去16年匈牙利所发生事件的真正教训，这样未来才更有机会遏制或赶走那些潜在的独裁者。

宽容的威胁

匈牙利带来的第一个教训很简单：中右翼政党是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的枢纽。当建制派中右翼容忍其侧翼的威权主义者时，它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崛起。当中右翼反而对其采取强硬立场时，它就能够阻止他们的出现。欧尔班的上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动态：欧尔班之所以能够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威权政体，只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享受着欧洲人民党（EPP）的政治保护。欧洲人民党是欧洲民主中右翼政党的主要联盟，多年来一直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导。当这些政党最终与欧尔班分道扬镳时，它们启动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帮助将他拉下台。

在败选之前，欧尔班被广泛视为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领袖。2024年，他在欧洲议会组织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欧洲爱国者”（Patriots for Europe），将整个欧洲大陆的极右翼政党联合起来。但欧尔班最初并不是极右翼的代表人物。20世纪90年代，他领导的青民盟（Fidesz）起初是一个自由主义、支持民主的青年运动，并加入了自由主义政党联盟，例如欧洲自由民主与改革党（European Liberal Democrat and Reform Party，后发展为今天的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青民盟将自身重新定位为一个中右翼政党，并于2000年欧尔班第一次担任总理期间，将其欧盟层面的政治归属转移至欧洲人民党。尽管欧尔班于2002年在匈牙利失去政权，但他随后于2002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欧洲人民党副主席，并与该联盟高级领导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其中包括默克尔和法国的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

欧尔班于2010年重新掌权后，青民盟演变成一个与其起源截然不同、几乎无法辨认的政党：一个非自由主义、威权主义政党，系统性地拆解民主制度。起初，欧洲人民党或许只是没有意识到欧尔班对匈牙利民主以及欧盟本身所构成的风险。但随着2010年代的推进，他对民主制度和法治的攻击变得公开而且无可否认。然而，当欧尔班政权重写该国选举规则以有利于青民盟、利用国家资源支持青民盟竞选并进行买票、将大部分司法系统以及全国80%以上媒体纳入政党控制、利用国家权力腐败性地让与青民盟有关的寡头以及欧尔班亲属致富，并系统性侵犯少数群体基本权利时，欧洲人民党的领导人大多保持沉默。

随着欧尔班政权彻底改变匈牙利政治，他昔日的中右翼盟友不仅继续容忍他；他们还积极支持他。从本质上说，欧尔班成为欧洲主流中右翼政党的一个“宠物”独裁者。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其他欧洲人民党成员党阻止欧盟因欧尔班公然违反欧盟法律和民主规范而对其实施制裁。欧洲人民党的领导人，例如时任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领袖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甚至早在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之前十年，就曾在布达佩斯为欧尔班站台助选。作为中右翼支持的交换，欧尔班为该集团在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提供选票，并向德国跨国企业提供慷慨的国家补贴和税收优惠，吸引它们在匈牙利设立制造基地。尽管欧洲中右翼领导人并不希望欧尔班拆毁匈牙利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但他们也不愿意因为他这样做而将其排斥在外。

中间派必须坚守阵地

纵观现代民主的历史，主流政党——尤其是中右翼政党——在塑造民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发挥着类似的关键作用。尽管冷战后委内瑞拉的倒退表明，对民主的威胁也可能源自左翼，但近期研究显示，在当代欧洲，民主的侵蚀主要来自右翼。同样，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右翼政党在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保守派精英接受民主制度时——如同他们在瑞典和英国所做的那样——即便民主似乎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或社会地位，民主仍然得以出现并持续存在。但当保守派精英为了维持自身权力而转而与威权势力结盟时，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和西班牙所发生的情况，民主便失败了。

这种动态甚至在美国自身历史中也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美国内战之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废奴主义共和党领导了重建计划，试图在南方建立民主制度。但在1877年重建结束后，全国性的民主党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容忍了南方的吉姆·克劳威权政府——政治学家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将其称为一种“浮士德式”的妥协。南方民主党仍然由吉姆·克劳种植园主阶级主导，他们剥夺黑人选民的投票权，并向华盛顿派遣代表，而这些代表在国会中与日益自由化的北方民主党人共同投票。全国民主党容忍甚至支持由保守派南方民主党领导的南方州政府，以换取来自“铁票南方”在华盛顿国会中的选票。地方威权政权受到一个更高层级联邦政党的保护，而这个政党却自称捍卫民主价值。只有当全国民主党在二十世纪中期民权运动的压力下全面接受民主化议程时，这些威权的吉姆·克劳政府才得以被拆除。

包括中右翼政党在内的主流建制派政党，可以成为民主的堡垒。事实上，欧尔班主义的教训在于，当中右翼重新找到其道德指南针时，它能够帮助赶走独裁者。而在2021年，欧洲人民党确实这样做了：通过最终与青民盟决裂，它启动了一项进程——当然，这一进程也由匈牙利公民推动——最终将欧尔班赶下台。随着欧尔班政权对欧盟民主和法治规范的攻击变得愈发极端，包括攻击LGBTQ群体权利以及挑战欧盟法律至上原则，欧洲领导人终于开始采取措施暂停向匈牙利提供部分欧盟资金。这引发了欧尔班与其欧洲人民党盟友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人终于开始将他视为一种政治负担。2021年3月，为了避免被驱逐的尴尬，欧尔班所属政党退出了欧洲人民党。

在当代欧洲，民主的侵蚀主要来自右翼。

当欧尔班失去了欧洲民主中右翼的政治保护后，这为欧盟采取执法行动打开了大门。到2022年，欧盟因法治问题暂停向匈牙利提供近300亿美元资金。这导致匈牙利经济停滞，并切断了欧尔班政权用来维持其庇护网络的资金来源。当马扎尔于2024年横空出世时，匈牙利普通民众已经感受到了压力，而马扎尔则将与布鲁塞尔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欧盟资金流入作为其竞选活动的核心支柱。在选举前夕的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匈牙利选民希望自己的国家修复与欧盟的关系。

马扎尔充满活力的领导力、团结匈牙利反对派力量的能力、反腐败信息以及覆盖全国的基层竞选活动，对于击败欧尔班来说都不可或缺。但如果欧尔班继续享有欧洲中右翼领导人的政治支持，以及源源不断流入其金库的数十亿欧元欧盟资金，那么马扎尔所取得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2026年，欧洲人民党接纳蒂萨党成为成员，从而转而支持欧尔班的对手。

欧洲人民党在欧尔班垮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欧洲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认识。例如，四月中旬，德国主要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一篇社论声称，欧尔班的倒台表明“民主制度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并不需要布鲁塞尔进行道德说教”。事实恰恰相反。事实上，只有当主流中右翼政党最终允许欧盟暂停向欧尔班提供资金时，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才真正拥有了与之抗衡的机会。

赢得一场不公平的战斗

匈牙利带来的第二个关键教训则更加令人充满希望。即使一个选举式威权政权已经巩固权力，并且操纵制度使其有利于执政党，它仍然可以在选票箱前被击败。许多观察人士将马扎尔能够击败欧尔班这一事实视为匈牙利始终保持民主制度的证明。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哈特（Ross Douthat）所说：“如果你根深蒂固的执政党能够在一次浪潮式选举中失去一切，那么你就不是生活在一个威权国家。”

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误解了欧尔班所建立的选举式威权政权的本质。这类制度也被称为竞争性威权政体，它们并不是白俄罗斯、中国或俄罗斯那种强制性独裁政权。它们不会直接取缔反对党，也不会逮捕其领导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民主制度。当一个执政党在多年时间里滥用国家资源，严重倾斜竞争环境以有利于自身时，它就已经背离了公平竞争这一民主核心原则。公平的选举环境、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多元化媒体生态等特征，并不仅仅是提升民主质量的辅助机构。它们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

尽管民主反对派要将选举式威权政权领导人赶下台极其困难，但匈牙利提醒人们，这并非不可能。可以考虑这样一个类比：2009年，当次中量级拳王安东尼奥·马加里托（Antonio Margarito）在拳套中非法填充物品与肖恩·莫斯利（Shane Mosley）比赛时，莫斯利仍然找到了获胜的方法。官员们确认马加里托作弊，并对其实施职业拳击禁赛处罚，尽管他输掉了比赛。同样，反民主行为并不会因为它碰巧没有奏效而变得可以接受。

马扎尔提供了一个非凡的例子，说明民主反对派如何能够在像欧尔班这样的选举式威权领导人戴着“填充拳套”作战的情况下依然取得胜利。与其前任不同，马扎尔团结了几乎所有反对派力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基层竞选网络，并提出了一套强有力的反政权信息，帮助选民将生活水平下降与欧尔班政权的腐败联系起来。尽管整个竞选期间匈牙利政府都不允许他出现在公共电视台上，马扎尔仍然成功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选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扎尔领导的蒂萨党最终还受益于欧尔班操纵选举制度的某些安排。欧尔班一直认为自己的政党将是匈牙利最大的政治集团，而反对派则会四分五裂。因此，他重新设计了匈牙利选举法，使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政党在议会席位分配上拥有巨大优势，特别是当其拥有农村基础时更是如此。当马扎尔团结反对派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最多选票后，他的政党反而受益于原本为欧尔班政党服务而设计的制度。这一出人意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提醒：即使选举式威权领导人已经严重倾斜了竞争环境，制度中仍然可能存在反对派能够利用的漏洞。

因此，对于全球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而言，匈牙利案例既令人警醒，又令人鼓舞。它展示了当中间派为了权宜之计而背弃民主价值时，他们如何助长独裁者的崛起。毕竟，欧盟内部第一个威权政府并不是中国、俄罗斯或JD·万斯（JD Vance）外部干预的产物；它是由欧洲自己的建制派中右翼孕育出来的。但欧尔班的失败也表明，只要中右翼挺身而出，并与广泛的跨党派民主反对派联合起来，选举式威权主义就能够通过和平的选票方式被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