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集团总裁兼创始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和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地区董事总经理菲拉斯·马克萨德（Firas Maksad）前天6月17日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伊朗战争的漫长阴影”，旗帜新鲜地指出，美伊协议是川普最具决定性影响的外交政策错误：

唐纳德·J·川普总统于6月14日宣布伊朗战争结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让世界各国都松了一口气。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其可能包含的条款远未达到华盛顿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实现的目标。经过将近四个月的战斗，围绕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武库以及其对整个中东地区代理人组织支持的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决。川普试图改变的那个政权依然屹立不倒，而且如今还可能因为恢复一条在战争爆发前本来就开放的海峡的自由通行而获得经济纾困。伊朗虽然在冲突中遭受重创，却在战略地位上变得更加强势，其政权以及威胁该地区的能力都得以保留。在经历了数月的破坏和全球经济动荡之后，这一结果是川普两个任期中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败。而这一失败所带来的后果将在战争结束之后长期持续存在，使美国在中东地区日益严峻的战略挑战变得更加难以应对。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支撑着一种地区秩序：海湾国家依赖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制裁和军事威慑遏制伊朗的侵略行为，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则缓慢推进。这一安排维持了石油流动的稳定，限制了伊朗和中国的影响力，并使华盛顿成为地区稳定不可或缺的协调者。当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攻击时，这一现状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但战事加速了其瓦解。

对于许多中东国家而言，这场战争解决方式的问题不仅在于美国未能对伊朗取得决定性胜利，还在于美国在整个冲突期间表现得反复无常且难以预测。这削弱了人们对华盛顿维持其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稳定保障者角色能力的信心。随着华盛顿信誉的下降，美国在该地区的伙伴已经开始组建新的联盟，以赋予自身更大的自主性。

中东国家正在向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聚集。一方是亚伯拉罕联盟，其核心是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联盟与美国关系密切，并且在军事、经济和能源问题上有时还包括希腊和印度。这个集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20年，当时以色列在川普第一届政府斡旋下，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和阿联酋走到一起，主要是因为双方对伊朗威胁拥有共同认知，同时也是因为它们各自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以及双方在技术、贸易和投资领域不断深化的商业联系。

另一方则是伊斯兰联盟，其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日益加入其中的埃及等逊尼派重量级国家。这些地区中等强国在安全上仍然依赖华盛顿，但由于它们认为威胁不仅来自伊朗，也来自以色列——后者已将其力量投射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叙利亚、黎巴嫩以及非洲之角之外——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紧密。

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执行进一步使分裂两侧的国家相信，对华盛顿的深度依赖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它们需要发展更大的本地自主能力。一位高级官员向我们其中一人解释说：“华盛顿打来一个电话下达指令，而我们迅速照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再有兴趣成为美国的卫星国……我们是伙伴，即便是较低级别的伙伴。”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利用这一转变，努力在战后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需承担华盛顿曾经背负的领导责任。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有抱负的中等强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停火并不意味着中东这一轮冲突和地区分裂篇章的结束；相反，它正在沿着新的断层线推动地缘政治重组。这种动态不仅限于该地区：从东亚到欧洲再到拉丁美洲，大多数政府都正在对华盛顿的可靠性得出类似结论，越来越多地将美国主导的安全、贸易和外交安排之外的替代选择视为战略必需品，而不再是奢侈品。因此，中东的重新结盟是美国全球伙伴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预兆。

火中多线布局

当伊朗于2月开始打击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和民用目标时，许多人原本预计海湾阿拉伯国家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这一敌人。然而，这场战争反而扩大了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之间原本就在不断扩大的裂痕。这两个国家是海湾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事实上的领导者。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曾经保持密切一致的合作关系。他们分别在各自国家巩固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并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国家转型项目。但随着两位领导人发展出不同的经济战略和竞争性利益，并在苏丹和也门的内战中支持相互对立的阵营，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降温。

随后，在2025年末，这种裂痕变得更加明显。当年9月，以色列对卡塔尔发动了一次军事打击，造成一名卡塔尔安全部队成员和五名哈马斯谈判团队成员死亡，当时这些人正在评估一项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美国提案。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首次对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发动打击。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一个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组成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而华盛顿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对于利雅得而言，这次袭击表明，以色列和伊朗一样，都可能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而地区强国无法依赖美国来加以遏制。

一旦达成协议，中东各国对于如何应对伊朗挑战存在分歧。

不到两周之后，沙特阿拉伯与拥有核武器且敌视以色列的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其中规定“对任何一方的侵略都将被视为对双方的侵略”。此后，巴基斯坦向沙特部署了13,000名士兵和一个战斗机中队。根据1月底的报道，沙特阿拉伯还在考虑与土耳其签署类似的防务协议，并与埃及和索马里举行会谈，以组建一个军事联盟来抗衡阿联酋和以色列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其结果是，沙特阿拉伯正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地区联盟的中心，而这一联盟并非由华盛顿建立，也无法被华盛顿完全控制。

阿联酋则从这场战争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利雅得认为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主义是一种威胁，需要一个地区性的制衡力量；而阿布扎比则开始将以色列视为该地区最有能力、最可靠的安全伙伴。当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开始落入阿联酋境内时，以色列主动提供了防空援助。尽管埃及多年来一直得到阿联酋支持，却未能立即提供帮助，而是在遭到阿联酋数周批评之后才部署战斗机。因此，阿布扎比深化了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防务与情报合作，扩大了《亚伯拉罕协议》所巩固的经济联系，并将自己定位为新兴地区秩序中亲以色列阵营的支柱。

这些联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埃及、希腊和以色列仍然作为2019年成立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成员，在能源问题上保持合作。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同样都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并继续就遏制伊朗问题进行协商。但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更大的趋势就已经十分明显：该地区主要强国正在围绕对其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问题——以色列和伊朗——向彼此对立的阵营汇聚。

墙上的字迹

伊朗战争确实提供了一些共同立场。两个联盟都认为德黑兰是一种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并且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在这一方面的一次战略挫折。在很大程度上，两个阵营也都认为，川普允许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主导这场攻势，从而背叛了它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因为以色列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引发了伊朗针对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报复性攻击。两个阵营还一致认为，美国过于专注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解决伊朗核问题，而对德黑兰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幸存下来的导弹武库以及其对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强大民兵组织的支持关注不足。

然而，战争的结束也凸显了两个联盟分歧最深刻的地方：在达成协议之后，应当如何应对伊朗挑战。沙特阿拉伯及其联盟伙伴希望利用它们的集体影响力和更紧密的协调来制衡、威慑，并有可能与伊斯兰共和国达成某种和解。相比之下，亚伯拉罕联盟则将伊朗政权视为一种永久且不可调和的威胁，必须加以对抗。阿布扎比并未加入沙特主导的对伊朗施加影响力的努力，而是在加紧增强硬实力，并深化其与以色列和美国的防务关系。简单来说，两种相对立的政策分别是遏制与持续对抗。

两个联盟在以色列于中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也存在分歧。阿联酋越来越将以色列视为新兴中东秩序的核心，并在战争之后将其视为自身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伊斯兰联盟则越来越团结于一个共同目标，即制衡其成员所认为的不受约束的以色列力量。自2月28日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已经扩大了其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和叙利亚的占领范围。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倾向于对真主党开展军事行动，并向贝鲁特施压，要求消除该民兵组织的战略武器；而利雅得则更倾向于一种更渐进的方式，其中仍可能包括与德黑兰进行对话。在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似乎更希望看到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国家；而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则寻求在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府之下稳定并重建这个国家。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仍然具有强烈影响力。人们对加沙战争以及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的愤怒并未消退，从而压缩了阿拉伯国家政府与以色列合作的政治空间。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实现自决的可信路径都不存在，这促使沙特阿拉伯搁置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计划，转而加强与其他逊尼派中等强国的合作，并与伊朗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缓和关系。

停火或许为中国塑造战后地区秩序提供了最明确的机会。

这种裂痕不仅限于安全领域，因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开始与石油竞争，两个联盟对于中东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同愿景。5月初，阿布扎比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生产国联盟欧佩克。阿联酋已经是中东地区经济最多元化的国家，拥有强大的金融、房地产、旅游、物流和科技产业。通过退出欧佩克，它使自己能够在短期内出口更多石油——此时需求和价格仍然相对较高——并将所得收益投入到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长期布局之中。

沙特阿拉伯则可能因这一发展而蒙受损失。阿联酋是欧佩克第三大产油国，其退出意味着全球石油产量可能受到更少限制，从而导致油价下降。这一趋势将削弱利雅得经济转型所依赖的财政计算基础。沙特阿拉伯一直试图在经济上追赶阿联酋。其“2030愿景”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虽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实现许多目标仍相去甚远，其中包括到2030年每年吸引10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利雅得在2025年仅吸引了35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阿联酋则吸引了456亿美元。）

阿布扎比还可能减少甚至终止其参与其他由沙特主导的机构，包括阿拉伯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甚至海湾合作委员会，这将进一步削弱曾经赋予利雅得在阿拉伯世界投射领导力平台的制度架构。已经有迹象表明，海湾合作委员会正沿着亚伯拉罕联盟和伊斯兰联盟的分界线发生分裂，科威特和卡塔尔越来越接近沙特阿拉伯，而巴林则倾向于阿联酋。（阿曼则成为一个例外，它与德黑兰保持密切协调。）其结果是，该地区主要多边机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僵局，而这些机构本来需要通过协商一致来达成协议。

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场战争带来的更广泛教训是，中东正在进一步进入一个“G-零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单一力量既愿意又有能力保证秩序。美国仍然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安全行为体，但当地对华盛顿的信心已经减弱。地区国家如今更加公开地采取对冲策略，使伙伴关系多元化，并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也开始发挥事实上的平衡作用，而以色列和阿联酋则不断深化与华盛顿以及彼此之间的防务和经济联系。

中国是这一转变的主要地缘政治受益者。它的优势不在于硬实力投射，而在于形成鲜明对比。在许多国家看来，北京似乎比华盛顿更加可预测、意识形态色彩更淡，也更不容易出现突然的政策转向。中国在中东没有敌人，而且几乎没有兴趣成为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者，因为那样的角色将带来巨大的军事负担。而且它也不需要承担这一角色。在一个因美国政策反复无常而保持警惕的碎片化地区，中国可以通过外交、贸易、基础设施、技术以及调解来扩大其影响力。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或许为中国塑造战后地区秩序提供了迄今最明确的机会。尽管海湾国家和地区国家正在扩大与法国、韩国、乌克兰和英国等国家的防务关系，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它们同时也在扩大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关系。北京可以将自己塑造成最适合与该地区新分裂格局两边同时合作的外部大国。

鉴于即便在协议最终达成之后伊朗仍很可能继续对邻国构成威胁，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伊斯兰联盟国家正在寻找调节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法。据一些外交官透露，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一个设想是，由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伊朗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其模式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缓和欧洲冷战紧张局势的赫尔辛基进程。鉴于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密切、对德黑兰拥有影响力、立场相对中立，以及其曾在2023年促成伊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协议——恢复这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外交关系，并建立数十年来首个持续管理双方竞争关系的渠道——北京完全有条件调解这样一种安排。这种条约的前景尚不明朗，但看起来比川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更有希望。如果实现，它将标志着中东向中国轨道发生一次重大的外交再平衡，并可能对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代理人冲突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尽管亚伯拉罕联盟国家很可能继续稳固地留在美国的安全体系之内，但它们也可能选择扩大与中国在贸易、物流、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仅仅是开始

这场战争最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一个更加两极化和碎片化的中东，在那里，现有的多边机构被削弱，对立联盟进一步固化，而外部大国则竞相争夺影响力。中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将进一步扩大其经济和外交作用，同时避免承担霸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成本。而这一趋势不太可能仅限于中东地区。

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在依据一种共同判断采取行动：美国已不再可靠，而减少对华盛顿的长期依赖已经成为一种战略必需。欧洲正通过增加国防开支、建立初步的欧洲指挥体系以及越来越强调采购非美国武器来迈向自主化——这正在削弱华盛顿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并损害北约集体防御所依赖的互操作性。在亚洲，日本已经放松了战后武器出口限制，而韩国正在探索自主核能力，而这种事情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发展表明，七十多年来支撑美国亚洲联盟体系的延伸威慑保障正在被削弱。在拉丁美洲，各国越来越关注发展欧盟及区域内部贸易协定，而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框架。虽然不同地区推进的速度和制度深度各不相同，但前进方向是相同的。

正如在中东一样，中国并不需要承担取代美国的负担，就能够利用这些变化。在亚洲，其在电池、电动车以及支撑能源转型的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其无论在安全上是否与华盛顿保持联系，都成为主要能源进口国不可或缺的商业伙伴。北京明白，影响力不会流向那个愿意保障秩序的国家，而是流向那个最有能力塑造取而代之新秩序的国家。

伊朗战争所做的不仅仅是重塑中东。它加速了从东地中海延伸至印度次大陆这一轴线上权力的重新分配，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并为竞争者开辟了新的空间。但如果说中东是第一个明确进入G-零世界的地区，那么它绝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