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研究非洲的专家，内特·艾伦（Nate Allen）和里达·拉亚穆里（Rida Lyammouri）上周五6月26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谁在赢得非洲的无人机战争？” 内特·艾伦是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安全研究副教授，同时也是斯泰伦博斯大学非洲领导与治理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里达·拉亚穆里是“新南方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兼西非高级顾问。他们指出，“乌克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塑造自主化战争的战场”。请读他们的高见:      

2025年6月22日，由阿扎瓦德解放阵线（Azawad Liberation Front，FLA）——一个图阿雷格叛乱组织——操作的光纤制导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马里北部撞向一支俄罗斯非洲军团与马里武装部队的车队。画面显示无人机击中两辆卡车，随后切换到武装人员在残骸旁摆拍的镜头。这一事件意义明确：在光纤无人机首次出现在乌克兰一年多之后，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叛乱组织已经部署这种前沿技术，对两个相对更强大的国家行为体造成羞辱。

十年前，非洲空域中的武装无人机使用情形完全不同。2011年，美国在非洲实施首次无人机打击，目标是索马里伊斯兰组织青年党（al-Shabab）的高级领导人。当时，华盛顿几乎垄断无人机能力：只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才能获得并操作用于此次攻击的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捕食者”无人机及其技术能力。但这种垄断已经瓦解。在过去十年中，至少有37个非洲国家军队获得了不同复杂程度与成本的无人机系统。

无人机使非洲国家的小规模、轻装备军队能够在国家权力难以触及的广阔地区扩大作战范围。但在过去四年中，超过十个国家的非国家武装开始获取并试验无人机，用于支援地面行动、投掷迫击炮以及实施自杀式攻击。他们现在正在部署这些小型无人系统，其中许多可以用低成本、广泛可得的零部件组装，其效率甚至超过仍依赖外国供应的国家军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表明，自无人机战争兴起以来，资源较少与资源较多的对手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这威胁到国家曾经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的空中优势。

非洲各国政府无法指望通过十年前的军事策略重新获得优势，也无法依赖那些本身有其他战略考量的外国政府持续提供必要火力支持。相反，它们必须学会自主研发无人机，并将其整合进专门为应对非对称战争而设计的军队体系，以对抗威胁其安全的叛乱组织。

空中交通管制（AIR TRAFFIC CONTROL）

非洲的无人机竞赛始于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在第二次内战期间（2014年至2020年），利比亚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无人机战场。相对开放的地形以及外部国家行为体提供的大规模武器供应，使该国成为新兴技术的试验场。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与班加西的利比亚国民军之间交替发动数千次无人机打击，并最终在2020年的的黎波里战役中达到高潮。在战役中，土耳其向民族团结政府提供的拜拉克塔尔TB2无人机在利比亚国民军防空系统射程之外持续滞空，为其抵御对首都的进攻提供关键空中支援。利比亚国民军进攻的失败最终导致2020年停火协议的达成，从而结束冲突。

无人机在埃塞俄比亚2020至2022年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DF）的冲突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到2021年底，TDF的攻势已推进至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仅65英里处，而亚的斯亚贝巴也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在绝望之下，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转向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寻求无人机支持，这些无人机造成了大量伤亡，打击了TDF脆弱的通信与补给线，并将原本可能导致政府崩溃的局势逆转为TDF的溃败。一名参与攻势的前提格雷军官后来对《经济学人》表示：“我们本可以轻易占领亚的斯亚贝巴……就是那些该死的无人机……我们根本无法击落它们。”

利比亚与埃塞俄比亚冲突的结果取决于少量高性能无人机的使用，这些无人机与有能力的步兵和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民族团结政府与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通过获得更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成功击退了装备集中但防御脆弱的入侵者。其他国家对此高度关注。

我们不再在亚的斯亚贝巴（WE’RE NOT IN ADDIS ANYMORE）

在随后的几年中，非洲大陆数十个国家被“廉价空中力量”的理念所吸引，纷纷采购长航时无人机，用以对抗各自的对手，而不论这些对手是否采用类似利比亚国民军或TDF的战术。

如今，非洲各国政府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叛乱：武装组织正在萨赫勒地区、乍得湖盆地以及索马里扩张势力。在2020年至2023年的一波军事政变浪潮之后，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军政府将法国、美国及联合国部队驱逐出境，并转而依赖土耳其的拜拉克塔尔与“阿金奇”（Akinci）无人机来对抗叛乱组织。这些无人机似乎为军政府提供了一种弥补西方军备与部队撤离的廉价方式。初期结果也确实令人乐观：无人机力量帮助马里压制叛乱组织，并夺回北部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此前已被阿扎瓦德解放阵线控制超过十年。

然而，与利比亚或埃塞俄比亚不同，无人机的使用并未加强国家控制。事实上，军政府在反叛乱行动中对无人机的广泛依赖，反而与其对领土控制力的持续削弱同时发生。与FLA协同行动的基地组织附属组织“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集团”（JNIM），以及“伊斯兰国萨赫勒省”正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推进，并向贝宁北部、科特迪瓦、尼日利亚西部以及多哥渗透，这些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相对稳定与隔离地带。

这些组织几乎没有遭遇国家军队的有效抵抗，因为后者将资源过度集中于空中力量，而忽视了地面部队建设、情报网络建设以及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偏远地区提供公共服务。

叛乱组织迅速适应无人机战争时代，一定程度上通过利用军方无人机打击造成的大规模平民伤亡，激发社区对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政府的怨恨。例如，在布基纳法索军队于2024年的一次空袭中造成数十名平民死亡后，JNIM随即组织救援行动并派遣医疗人员。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在政府服务极度缺乏的偏远地区巩固据点，并利用平民伤亡引发的愤怒进行招募。

除了利用无人机造成的伤亡反制国家外，伊斯兰武装组织还学会了削弱对手空中优势的方法。他们通过多年规避空袭，发展出先进的躲避战术以适应国家无人机的扩展能力。武装分子以小规模行动为主，使用轻型车辆与武器，并渗透到国家力量难以覆盖的边缘地区。在索马里，青年党武装人员甚至放弃车队，改用摩托车与木制农用车，以便混入平民并规避美军与索马里政府的无人机打击。

这些战术具有双重目的：分散与伪装的部队更难被空中识别为目标，而误伤风险也使平民处于恐惧之中，从而削弱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叛乱组织正在迅速获取并使用无人机，有时甚至取得毁灭性效果。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小型无人系统的扩散使非国家行为体能够直接从在线商业平台购买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并用于情报收集与攻击行动。FLA对马里与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袭击以其复杂性而突出，但并非唯一将无人机纳入进攻战略的组织。

在2023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间，JNIM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多哥发动了十余次协同无人机行动，包括拍摄宣传视频、实施自杀式袭击，以及利用无人机获取的情报、监视与侦察数据引导地面进攻。总体而言，非国家行为体已在至少17个非洲国家使用武装无人机。

随着无人系统技术持续进步，以及获取与武装这些系统的成本不断下降，使非洲国家政府最初依赖无人机战争所建立的假设正在失效。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无法再指望在空中获得不受挑战的优势。

武器化的依赖

虽然叛乱组织在购买、制造并整合小型无人系统方面日益熟练，非洲各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从非洲大陆之外的国家行为体购买无人机技术。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将无人机销售作为影响工具，通过军火关系来谈判贸易协议并深化军事联系，从而颠覆了该地区传统常规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

非洲近90%的军用无人机几乎全部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而这些无人机均来自外部供应商。自2020年以来，美国无人机销售有所下降——其系统通常价格较高，并且美国领导人不愿向人权记录不佳的非洲威权政权出售武器——这一空缺为中国打开了空间。中国廉价且有效的无人机如今占非洲国家采购总量的四分之一，使其成为非洲最大的无人机供应国。其总体结果是，非洲防务合作关系从传统西方供应商转向更加多元的市场，包括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和阿联酋等中等强国制造商。这些制造商提供高度交易化的模式，只要愿意支付，就向任何买家出售技术。对于希望多元化安全合作并在大国竞争中对冲风险的非洲政府而言，这是一项具有吸引力的交易。

但无人机供应链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外部国家能够轻易生产并出口无人机，以及这些无人机在常规战争中的巨大影响，使非洲冲突更容易受到外国干预。外国无人机已将内战转变为破坏性的代理人战争，这一动态在苏丹达到顶点。土耳其提供的TB2无人机，以及伊朗提供的Mohajer和Ababil无人机，帮助兵力不足的苏丹武装部队在2025年识别并打击其对手快速支援部队的据点，将其从喀土穆驱逐出去。作为回应，快速支援部队对苏丹港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是苏丹武装部队事实上的首都——使用由阿联酋提供的自杀式无人机，而阿联酋则支持快速支援部队，以获取达尔富尔的贸易通道和金矿资源。

由于外部支持者可以以相对低成本向本地代理方出售无人机，同时依赖后者承担大部分战斗任务，无人机使外部势力能够在不承担传统军事干预成本的情况下延长冲突。在苏丹，这种延长期带来了灾难性的人道后果。至少15万苏丹人死亡，数百万人面临饥荒，1200万人流离失所，成为所有活跃冲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苏丹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它与萨赫勒地区失败所反映的更广泛动态一致：仅仅获取最新无人机技术，既不能保证武装冲突的胜利，也不能确保对关键防务能力的主权控制。要在日益复杂的威胁中取胜，非洲国家必须发展自主无人系统，并将其适配并整合进自身作战力量。

本土化采购（BUY LOCAL）

非洲的战争发生在一个中位GDP约200亿美元的大陆上，通常由规模较小、兵力不足的军队在物理与数字基础设施有限的地区作战。试图使用来自拥有完全不同军事经验、并针对高强度国家间战争优化的装备来对抗伪装良好、机动性强的叛乱组织——这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常见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失败路径。

非洲军队必须根据自身资源、作战环境与威胁来调整新兴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它们不应继续沿用非洲早期无人机战争的方式，而应寻找将无人机更好整合进非对称冲突的方法。同时，它们也必须抵制以牺牲其他关键能力（包括步兵以及受过警务、民事事务与司法管理训练的部队）为代价来获取空中力量的诱惑。理想情况下，无人机应与这些能力协同使用，并与机动打击小组及战术车辆配合，而不是作为单独系统去对抗武装组织。正是这些“非光鲜”的能力，最终决定非洲国家能否守住并治理无人机帮助其夺回的领土。

目前至少有11个非洲国家已经在生产无人机，包括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和摩洛哥。摩洛哥近期还宣布与以色列及美国建立无人机培训与联合生产伙伴关系。其他国家也应跟进，将部分用于购买外国无人机的资源转而用于建立本土产业。它们可以提供激励措施，例如允许使用关键矿产资源制造无人机零部件，以吸引经验丰富的无人机制造商转移技术与技能。非洲无人机生产应专注于低成本、可消耗型无人机，类似于国家对手所使用的型号，以减少对主要来自国外的高成本长航时作战无人机的依赖。

如果与适当类型的其他能力和训练相结合，无人机打击仍将在反叛乱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本土能力将使非洲政府能够开发并改进针对犯罪网络和武装非国家行为体的低成本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对无人机生产的更大控制也将带来战场之外的回报：它将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提高非洲国防工业基础的韧性，并赋予非洲政府抵御外部干预的能力，而这种干预往往会加剧冲突并阻碍其解决。其影响甚至可能是全球性的：中国通过国家补贴在商业无人机及零部件供应方面已占据主导地位，而一个蓬勃发展的非洲无人机制造产业，依托本地劳动力、技术、投入与原材料，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竞争。

正如过去十年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无人机将在非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冲突中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随着无人机革命不断推进，低成本无人机带来的“均衡效应”将使整合进既有能力体系、系统与作战结构，而非单纯技术优势，成为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只要非洲军队继续将技术外包给外国力量、将战略外包给自主系统，它们就将一次又一次被叛乱组织在创新上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