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6月29日，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Aix-Marseille University）法律与政治科学系的高级经济学讲师埃马纽埃尔·马丁（Emmanuel Martin）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着重强调－－美国对北约分担责任的不耐烦，以及其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正推动北约3.0时代的到来：

简而言之

 • 北约3.0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的基础上，以保障欧洲防务

 • 美国施压正促使欧洲加快重新武装的步伐

 • 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

美国对其北约盟友未能为联盟作出足够贡献日益感到不耐烦。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转向印太地区，这一点在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得到了突出体现。联盟如今正在迅速从单纯解决责任分担问题，转向责任转移的理念。

在2026年2月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提出了“北约3.0”方案，其基础是“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即由欧洲承担其常规安全责任，而美国继续提供核威慑。即将于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成为进一步阐明这一理念的重要时刻。欧洲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北约3.0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面临着在实现完全战略自主与加强北约欧洲支柱之间作出选择。无论如何，提高武器生产自主能力都将增强整个联盟。

填补能力缺口需要欧洲常规军事能力实现重大提升。优先事项包括一体化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更大的弹药储备、扩大工业产能，以及加强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包括网络防御）。欧洲还必须加快人工智能国防应用和无人／自主系统方面的创新。欧洲还需要弥补长期由美国主导的战略支援能力差距，例如天基情报、侦察与监视、空中加油以及部队运输等能力。

韧性是北约新愿景的核心：具备战斗准备的部队、快速发展的欧洲国防生产能力、更快的决策体系、更深入的军政合作，以及迅速落实提高军事机动性的各项计划。

为重新平衡提供资金

2022年《欧洲战略指南针》、2025年《欧洲防务战备白皮书》以及2025年北约规划进程文件，共同强调了正在形成的防务重点。“重新武装欧洲／2030战备”计划标志着欧洲防务融资发生了重大转变，其目标是筹集8000亿欧元。该计划包括启动《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豁免条款，使成员国能够获得更大的财政灵活性，从而将本国国防支出额外增加最多6500亿欧元。此外，“欧洲安全行动”倡议还可通过允许欧盟向国际市场借款，并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再筹集1500亿欧元。这些资金将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空以及其他重点领域。

目前，大多数欧盟政府已经达到2014年设定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在2025年海牙北约峰会上，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承诺将这一比例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增加了国防预算，德国则启动了其“特别投资基金”，拨款5000亿欧元用于实现德国联邦国防军现代化。波兰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目前已达到4.5%，超过了美国的相对水平。到2030年，欧洲整体国防支出预计将接近1万亿欧元。

在私人融资方面，曾经将武器和国防投资列入黑名单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已于2025年有所放宽，鼓励银行和资本市场重新提供贷款。然而，中小型国防企业和初创公司的融资仍然高度依赖采购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银行要求获得有力保证。欧洲支离破碎的资本市场同样限制了融资，而面向科技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规模依然较小。

私人融资最终取决于投资者对最终客户——欧洲各国政府——的信心。鉴于许多欧盟国家财政状况脆弱，一场金融危机可能危及防务建设。公共财政改革若能够为国防支出腾出更多空间，并辅以恢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措施，将决定国防投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更强大的欧洲国防工业基础

重新平衡北约需要振兴欧洲国防技术和工业基础。依赖非欧洲供应商会带来地缘战略上的脆弱性。2024年，欧洲78%的国防采购来自欧洲大陆之外，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加强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合作（目前加拿大也已通过“欧洲安全行动”倡议加入），为联合采购和联合生产提供了更有效的路径，而无需建立联邦式体制。

尽管自2022年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迫切需要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军队作战需求，并适应灵活的战略规划。这要求尽可能提高速度和成本效率。乌克兰重新出现的消耗战表明，需要大量弹药（炮弹、导弹及相关系统），并依靠安全可靠的生产体系和库存予以保障。

各国必须同时扩大传统武器系统（如导弹）以及低成本、高技术解决方案（如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生产。这两类产品遵循不同的生产逻辑：复杂装备需要长期规划，而低成本无人机技术则需要适应快速发展的短周期、灵活敏捷生产模式。

人工智能（对于无人机蜂群的数据处理至关重要）、网络能力以及数字能力的快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韧性的基础。将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工业基础纳入其中，可以立即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生产规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国防市场的碎片化有关。不同品牌拥有大量生产设施，虽然有助于增强抗脆弱性，但也限制了实现规模经济、进而降低成本的可能性。这种缺乏整合的局面还导致各国标准繁杂，例如欧洲拥有12种不同型号的战斗机，而美国仅有3种，从而造成互操作性问题。采用类似汽车工业的平台化战略，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各国国防采购仍然大多封闭于欧洲合作项目之外，目前联合采购所占比例还不到全部采购的20%。2023年出台的《欧盟通过共同采购加强国防工业法案》迄今落实情况仍然有限。

碎片化现象还体现在采购、审批及其他相关事务的官僚程序上，这些程序在不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推高了生产成本，也削弱了竞争，并抑制了创新。虽然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倡议已于2025年有所放宽，但此前确实减少了私人对国防领域的融资。此外，一些环境法规，例如要求对项目对受保护物种影响进行研究，也往往会拖延建设审批程序，因此可以加以简化。

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6月提出了《防务战备综合法案五》，约一年后，欧盟理事会就该倡议达成政治协议。该倡议旨在减少项目审批中的繁文缛节，简化联合采购程序，并精简欧洲防务基金的资金审批流程。其实际影响将取决于具体实施细节。

确保供应链安全

重新工业化同样需要安全可靠的供应链。铜、铝、镓、锗等稀土元素、硫、电子元器件、半导体、人工智能芯片、磁体以及能源资源等关键材料，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枚现代导弹的生产依赖数千种独立零部件——如果哪怕仅有一种因供应链中断而缺失，整个国防战略都可能陷入瘫痪。

依赖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外国供应商会带来重大战略风险。外国直接投资有时也可能演变为敌意投资，对供应链造成负面影响。欧洲早在2020年便开始着手应对这一问题，并于2025年12月更新了相关政策。不过，如果形势需要，欧洲仍必须保持警惕，并再次更新其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

供应链安全化还包括确保订单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尤其是针对那些通常位于一级承包商之后第三层或第四层的小型供应商。一级承包商能够受益于稳定的合同，而小型供应商由于无法预测需求，往往面临采购困难。此外，欧盟各国采购程序还可能给外国小型供应商带来高昂的官僚成本，从而进一步加剧市场碎片化。

这两个问题都会导致小型供应商面临融资障碍，使银行和投资者缺乏信心。现有通过行业协会开展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例如法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以及法国陆地与陆空安全工业协会——仍需辅以国家间协调机制。《综合法案五》预计将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

人的因素

工厂需要技术熟练的工人。然而，一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已经出现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国防企业，例如法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Safran），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职业“工业学校”，以确保通过系统培训满足用工需求。它们还通过与就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简化招聘流程。在一些国家，扭转当前教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数学等学科方面，至关重要。

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欧洲希望在颠覆性技术领域保持领先——或者至少避免落后——就必须加快对研发的投资。

为了提高作战效能，军队必须接受更好的训练，并具备更高的士气。各国民众参与保卫欧洲大陆的公民意识，以及接受征兵的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复制芬兰以“西苏精神”为核心、体现坚忍勇气与坚定决心的社会韧性模式，在那些已不再感受到共同威胁的民主、多元（以及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中，可能十分困难。

必须谨慎把握平衡，确保公民参与不会演变为宣传，否则可能疏远某些群体，并导致欧洲公民社会进一步分裂。减少福利支出、增加战争支出之间的取舍，可能在政治上难以推行，尽管国防工业预计带来的积极经济效益或许能够抵消这一转变。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小范围合作势头推动欧洲重新平衡

在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中，持续发展的“小范围合作”势头将支持欧洲实现战略重心重新平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与军事合作，可称之为共同战略目标。近期的发展支持这一较为乐观的前景。美国总统川普关于格陵兰和加拿大的言论，无疑震动了欧洲领导人，促使他们迅速作出回应。

各国之间出现了新的“小范围合作”形式，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提高效率。由英国、法国和德国组成的“E3”集团，以及加入意大利和波兰后的“E5”集团，都是为了简化协调和决策而成立的。法国与英国建立的“志愿者联盟”，以及“北欧—波罗的海八国”机制，也是实现有效协调和决策的进一步实例。这种以集群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绕开了传统的集中式决策程序，同时仍确保欧洲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较不可能：欧洲协调失败，欧洲支柱依然薄弱

欧洲在协调各项努力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使较为悲观的情景同样具有现实可能性。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法德未来空战系统战斗机项目于2026年6月正式宣告失败。此前九年间，达索航空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始终难以实现有效合作。企业联合而非竞争的激励机制，往往并不足够。

政治人物可能希望扶持本国的国家冠军企业，而这些企业反过来又可能游说政府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主权（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微妙平衡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削弱了欧洲支柱。随着美国这一稳定力量逐渐退出，法国与德国、土耳其与希腊等长期存在的欧洲内部竞争关系，可能重新浮现。各国之间缺乏互信、与美国关系深浅不一（东欧国家通常与美国关系更为密切），以及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采购利益而可能进行的干预，都可能削弱这一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