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6月30日， 《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爱丽丝·C·希尔（Alice C. Hill）和孟叶·朱（Mengye Zhu）的评论－－“极端天气将重塑中美竞争格局”。爱丽丝·C·希尔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能源与环境高级研究员，也是《疫情之后的气候之战》一书作者。孟叶·朱是斯坦福大学自然资本联盟的高级科学家。她们认为，在气候适应上落后必然会付出代价：

气候变化始终笼罩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之中。它是一个被低估的因素，却可能决定谁能在前沿技术研发、经济优势获取以及全球影响力争夺的竞赛中胜出。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这一因素将越来越难以被忽视——因为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国，两国都将面临气候相关极端天气带来的巨大风险。

极端天气正在威胁中美经济与技术实力的物理基础。它会削弱电力与供水等关键系统。它会阻断交通网络并破坏产业依赖的供应链。它会摧毁住房与企业，使社区陷入经济衰退，人们外迁、商店关闭。它会收紧保险市场，降低财产保险的可负担性与可获得性。它还会压制劳动生产率，并迫使政府将资源转向公共健康危机管理。根据德国观察组织（Germanwatch）发布的2026年气候风险指数，中国和美国在1995年至2024年间均位列遭受极端天气经济与人员损失最严重的20个国家之中。随着地球持续变暖，这些天气事件只会愈发严重。XDI（一家进行气候风险分析的公司）预测，到2050年，全球受气候扰动影响最严重的100个次国家级行政区中，将包括29个中国省份和18个美国州。

中国与美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将塑造其未来经济前景。气候灾害的损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轻，包括将人口与基础设施从高风险地区有序撤离、建设性保护金融中心的大型工程项目、完善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其他适应性措施。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气候适应与韧性建设上每投入1美元，十年内可产生超过10.5美元的收益。目前，中国在这类措施上的投入远高于美国。如果美国不加大对国家力量来源的保护，以应对未来更为极端的天气，其经济竞争力可能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领先一步

北京在政策规划中纳入气候适应已超过十年，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首个《国家气候适应战略》。此后，中国逐步建立起气候监测与预警、防灾减灾、自然生态韧性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农业、城市发展与公共卫生系统的气候适应体系。这些努力涉及区域规划——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制定了气候适应计划——并覆盖至少17个中央政府部门与机构，目标设定延伸至2035年。仅在2024年，中国中央政府就发布了约100份与气候适应相关的政策文件。在2025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诺，到2035年将中国建设为“气候适应型社会”。中国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同样提出，要强化全国气候适应框架，加强脆弱领域与地区的风险评估，并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北京正在以大规模投资支持其承诺。例如，为降低城市洪涝风险，中国自2015年以来实施了90个“海绵城市”试点与示范项目，通过透水铺装、湿地、雨水花园、绿色屋顶以及升级排水系统，更有效地吸收降雨。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该项目获得约85亿美元中央政府资金，并带动约230亿美元的总投资——这一规模与2025年洛杉矶野火后的保险赔付金额大致相当。中国还启动了67个试点项目，探索更多解决方案，包括能够更好协调能源供需与储能的韧性电网；作为风暴、洪水与海平面上升自然缓冲带的沿海湿地；降低热暴露的“凉爽城市”设计；以及适应高温、干旱与降雨变化的农业方式。2019年至2023年间，中国在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方面的投入年均增长接近9%。

气候相关灾害的损害可以被减轻。

中国大量支出用于提升基础设施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未来五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计划投资约5700亿美元进行升级，以提高全国电网应对供电波动的能力，扩大通过微电网提供的本地备用电力，并在极端天气干扰期间维持稳定供电。用于水库、灌溉系统、调水工程及其他水资源与防洪基础设施的支出在2024年达到近19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2002年，中国启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将南方富水地区的水资源输送到北方缺水地区（包括北京与天津等主要经济中心），以强化水资源安全并提升抗旱能力。中国还建设了全球最庞大的气象观测系统之一，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可提供早期预警所需的预测信息。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利用森林、湿地、河流、草地与沿海生态系统来减少洪水、缓解高温并吸收气候冲击。例如，政府种植了大面积森林以防止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其中一项可追溯至1978年的工程，是在中国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种植一条长达2000英里的树木防护带。

中国也在运用金融工具管理气候风险，包括用于帮助家庭、农民和企业从气候损失中恢复的气候保险；用于覆盖洪水、台风等重大灾害损失的巨灾保险；以及更广泛使用再保险机制，使保险公司能够与其他保险机构分担风险，从而在重大灾害后继续支付赔付。去年，中国发布指南，要求企业披露气候风险对其业务的影响。截至2026年，中国证券交易所要求部分大型上市公司披露其如何识别与管理气候相关风险。这些披露旨在帮助投资者、贷款方与监管机构识别哪些公司易受气候冲击影响，以及它们是否具备应对能力。中国还开创了一项名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指标，用于衡量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的经济价值。这一指标使决策者能够将自然要素（包括能够降低气候风险的要素）的经济价值纳入公共与私人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之中，目前已被中国数百个地方政府采用。

中国的适应性策略远非完美。许多项目仍然资金不足，执行也不均衡。例如，在2021年郑州洪灾中（该市曾参与海绵城市试点项目），一项官方调查发现，该项目仅三分之一资金用于直接应对城市洪水的措施，而超过一半资金被用于景观美化。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地方层面并不总能得到充分执行，因此中央政府通过将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与环境结果挂钩来强化问责机制。但总体而言，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气候风险与适应问题。几个世纪以来，治理洪水、干旱及其他环境冲击的能力一直与中国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这一历史传统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加强防灾能力建设的动力。

一个没有计划的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美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出现一定分化是可以预料的；两国治理体系差异巨大，所面临的气候风险也不同。但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北京相比，华盛顿缺乏一套连贯的国家战略。即便美国政府已经承认气候风险，也未能将其转化为持续性的政策规划。美国政府问责局（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自2013年以来一直警告联邦政府，极端天气会带来严重的财政后果。拜登政府在2023年发布了一项国家适应框架，指出了“行动机会”，但除此之外缺乏具体细节。2024年，美国政府问责局再次呼吁国会制定国家气候韧性战略，改善气候风险信息的收集与分发，并加大对韧性建设的投资。最终，拜登政府既未获得足够资金，也未获得制度层面的持续支持，从而无法将已有进展延续到下一届政府。

截至目前，美国似乎没有任何正在推进的国家级适应计划。相反，川普政府正在否定气候风险这一概念本身。它减少了公众获取气候信息的渠道，发布指令取消联邦政府内部与气候相关的工作，采纳了一项忽视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战略，拆解了国会授权的国家气候评估工作，终止了帮助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援助项目，废除了对上市公司具有约束力的气候披露规则，并削弱了美国的气象能力，包括卫星与气象气球数据采集。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白宫发布了一份针对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健康与安全以及基础设施风险的“韧性战略”，但该文件完全没有提及气候变化。

一些美国城市与州已经在自行推进气候韧性建设。例如，纽约市抬升了曼哈顿下城部分地区以应对海平面上升，并资助项目，通过吸收、转移与储存降水来减少洪水风险。凤凰城设立政府办公室专门推进极端高温应对规划，目前已有超过140英里的“冷却路面”，即通过反射性沥青涂层降低吸热。马里兰州允许各县与市政单位联合发行债券并征收费用，以跨辖区筹资推进韧性项目。但超过一半的州没有自己的适应计划。即便它们拥有计划，面对极端天气这种不受边界限制的问题，单一地方性的应对仍然远远不够。至少，联邦政府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气象监测与预报作为公共产品，并支持气候科学研究，以更好理解未来变化。但它还应当做得更多，包括建立机制以推动全国性大规模适应投资，并制定监管措施，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者与运营者为不断加剧的气候风险做好规划。

适应还是付出代价

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与技术竞争中，更能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将从其对手那里获得显著优势。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极端天气与生态系统破坏代价高昂。2024年，中国记录到约550亿美元的水文与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同年，美国发生27起单次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天气与气候灾害，总计造成1827亿美元损失。

这些损失的前景会使某些地区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难以获得保险，并最终削弱竞争力。在中国，低海拔沿海城市约占全国GDP的三分之一，海平面上升、风暴潮与沿海洪水正在威胁主要增长引擎。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中国GDP损失0.5%至2.3%。然而，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实施其适应战略，它仍有机会减轻部分损失。

美国在应对类似问题方面可用工具更少。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1世纪末，气候变化可能使联邦在作物保险、野火扑救以及沿海灾害响应等项目上的支出每年增加250亿至1280亿美元——而报告也指出，这一估计很可能远低于政府最终实际承担的总成本。野火已经迫使家庭、开发商与保险公司将灾害风险计入定价；在美国最大州经济体加州，多家主要保险公司在2025年帕利塞兹与伊顿山火造成237亿美元保险损失后暂停或限制新的房屋保险业务。风险也不仅限于野火：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两英尺（一个可能情景的低端）可能使美国住宅房地产市场约2500亿美元面临反复洪水风险，而四英尺上升则可能使9300亿美元资产面临风险。然而，美国在降低未来损害风险方面进展有限，也未在大型项目上进行持续投入——例如统一的沿海防洪计划、全国气候韧性电网或跨州调水系统——这些都本可以更好保护其经济与民众免受气候冲击。

中国的适应路径并不完美。

中国与美国的气候适应能力，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力产生重要影响：人工智能。支撑AI的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巨量电力。在美国，数据中心目前约占总用电量的4%，未来几年可能超过10%。但美国电网正在老化，其中很大部分建于20世纪中期，远早于规划者将极端天气纳入考虑的时期。根据非营利机构Climate Central的数据，2000年至2023年间，美国约80%的重大停电事件由天气相关因素造成，且这一趋势显著上升。2024年，美国用户平均停电时长约11小时，比中国高约50%。中国的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同样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将接近翻三倍。但由于中国整体电力系统规模巨大，2024年数据中心仅占总用电量的1%至2%。因此，即使需求快速增长，中国在短期内也可能更有能力消化数据中心带来的新增用电压力。中国已经将气候韧性纳入电网规划与投资，包括2024—2027年的项目，用于强化灾害防护、升级地方电网，并在洪水、冰冻风暴、台风等极端天气高风险地区提高设计标准。

电网可靠性并不是影响AI竞争的唯一气候因素。数据中心本身也暴露于海水侵入、洪水、热带气旋风力以及野火风险之中。XDI发现，在其分析的3,382个美国数据中心中，有200多个——尤其集中在佛罗里达、新泽西和俄勒冈——到本世纪中叶可能面临气候相关灾害的重大损坏风险。中国的数据中心风险甚至可能更高：XDI分析的设施中，近四分之一到2050年可能面临高风险，且风险集中在江苏、上海等关键经济中心。两国都具备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美国拥有成熟的数据中心产业、充足的私人资本以及多元化的金融工具，用于风险定价、转移与保险。中国的优势则在于国家主导的规划与协调能力，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和强大的电网与电力企业。但仅仅维持这些优势是不够的；两国都必须投入资源保护其AI基础设施。

气候适应本身也构成经济机会——而中国比美国更有条件抓住这一机会。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中已占主导地位，这些产业目前约贡献其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能够规模化生产适应性技术的国家，不仅将获得新的制造业与就业机会，还将在全球寻求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获得贸易优势。全球对能抵御极端天气的电网设备、分布式能源与储能系统、节水灌溉设备与气候智能农业技术、气候韧性建筑材料，以及数据服务（如人工智能驱动的预警系统、气象与卫星数据服务、气候分析平台）的需求将不断增长。如果美国继续在适应相关技术、知识与专业能力方面投资不足，它将可能在又一个关键产业中失去阵地。

随着气候变化愈发具有破坏性，一个无法保护其基础设施与其他经济资产的美国将承受巨大代价。它将面临灾害应对成本飙升、对投资者吸引力下降、在新兴产业中落后，并最终削弱整体竞争力。尽管中国在提升自身经济气候韧性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而且两国仍需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解决气候风险根源方面做得更多——但在建立国家能力与制定长期规划以应对未来极端天气方面，中国已远远领先于美国。华盛顿必须把气候适应投资提上优先议程。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经济将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