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2001年至2004年间在美国财政部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任职、1987年至2000年间担任国会工作人员的J.T. 杨（J.T. Young）周二6月30日发表的评论－－“驳斥美国左派最喜欢的谎言”，义正严词，值得一读：

美国左派最喜欢的谎言是：纳粹与法西斯属于保守主义阵营。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们源自与美国左派所崇尚并日益体现的同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美国左派之所以要将纳粹与法西斯错误地等同于保守主义，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一叙事来推动自身目标——而且，正如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格雷厄姆·普兰特（Graham Platner）的纳粹纹身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希望美国忽视显而易见的事实。

很难从美国左派众多谎言中挑出一个作为最核心者。其中那个“这一次社会主义可以成功”的说法——尽管它在过去每一次尝试、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失败了——无疑很有用。另一个“将全部权力交给国家反而能带来自由”的说法，也同样方便。

然而，美国左派最热衷、最投入传播的谎言，是纳粹与法西斯属于政治光谱右侧，而不是其自身思想谱系内部的产物。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不仅需要它是真的，而且他们也希望它是真的。当然，如同美国左派其他种种说法一样，这一观点不仅不真实，而且可以被明确证明是错误的。

历史事实是：纳粹与法西斯都是社会主义者。以“纳粹”为例，仅从词源即可看出。“纳粹”是“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而该词又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NSDAP）”的缩写，意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然而，这种关联不仅仅体现在名称上。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20世纪专著《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中写道：“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在……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方面是一致的。两者都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其计划之间的唯一差别，只在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设想中的细微差异。”他继续写道：“必须认识到，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独裁形式。”

专门谈到法西斯主义时，冯·米塞斯写道：“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社会主义的一种变体……在马克思主义热情方面，没有人能超越墨索里尼。他是纯粹教义最坚定的捍卫者。”关于纳粹，他写道：“纳粹，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思想，是当代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最纯粹、最一致的体现。”

社会主义是纳粹与法西斯的历史起点，也是二者的经济目标：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一起点与目标不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是最终走向国家对一切权力的掌控。如果国家控制生产与资源分配，还剩下什么有意义的权力？又有什么能够构成对国家权力的制衡？

当然，美国左派对上述明确历史与事实的回应通常是：“纳粹与法西斯只是自称社会主义者，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然而，这种反对“自我认定”的论点，对于一个认为性别本身可以由个体自我宣称并被单方面重新定义的左派而言，显得颇为矛盾。

纳粹与法西斯的起源与目标，与保守主义及其理念形成鲜明对比。毕竟，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尤其是在国家权力方面：保守主义者希望国家拥有更少权力。

而当代自由派（区别于古典意义上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则在国家权力问题上更为“自由”：他们倾向于让国家拥有更多权力。

那么，美国左派为何要将纳粹与法西斯错误地等同于保守主义？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比自身更“邪恶”的敌人形象。他们需要一种足够严重的威胁，以此为其最极端的行动提供正当性。

美国左派行动日益极端的证据几乎每天都在出现。长期存在的“反法西斯运动”（Antifa，意为“反法西斯”）一贯主张暴力对抗。去年政府最终将其列为国内恐怖组织。

美国左派在对抗姿态上的公开化也日益明显。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正在公开组织名为“Red Rabbit”的准军事行动小组。正如《城市期刊》（City Journal）的斯图·史密斯（Stu Smith）近期报道：“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训练成员掌握武装与非武装自卫、封锁路口，以及用雨伞‘对抗法西斯分子’等战术。”

这些行为早已超出美国左派早期通过“取消文化”压制反对者的阶段。而且它们并非新现象。早在2020年，一个UAW分支就曾发布一份14页的“Red Rabbits National Training”培训计划，概述了该组织的基本行动框架。

美国左派需要非民主手段与直接强制力，才能推动一个并不获得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体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些都是自发形成的，是人们在不受干预时自然会走向的秩序。

如果没有被人为构建的敌人，社会主义——以“服务社会”为名从个人手中转移财富并交由国家支配的制度——就会清晰地显现为其真正面貌：对人类自由的敌人。一旦社会主义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它就会遭到反对。

社会主义者对此心知肚明，也同样清楚自己希望掌握这种权力。他们并不希望削弱国家权力，而是希望扩大国家权力，并最终由自己加以掌控。冯·米塞斯在20世纪全球观察到的现象——“今天所有对异见者的独裁与暴力压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专属特征”——在当代美国依然成立。组织化、预谋性、反复发生的暴力，主要来自美国左派。

美国左派最喜欢的谎言，同时也是他们最常用的策略核心。他们喜欢指责他人正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格雷厄姆·普兰特便是一个例子。左派中的Antifa以“反法西斯”之名进行暴力行动，而缅因州参议员候选人身上的纳粹纹身事件，左派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仅作辩解（几个月前《政客》（Politico）称其“看起来类似纳粹符号”），以淡化这一明显的身体标识。

美国左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将自身罪责转嫁给他人，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从而为自身行为开脱。通过让所有人都被指控为同样的罪行，人人皆可被视为有罪。在这种“共同罪责”的假设下，讨论被困在罪责程度的争论中，而真正的责任问题被掩盖。而这种语义游戏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最应承担责任的一方：美国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