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是布鲁金斯学会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战略规划高级主任。周三7月1日，托马斯·赖特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提醒人们－－‘美国对手之间的非正式结盟比“邪恶轴心”更危险’：

如果行动胜于言辞，那么过去几个月里，美国的四个主要对手已经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息。6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2026年的首次国际访问，前往朝鲜，在那里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扩大合作，且完全未提及无核化。习近平此次访问发生在几周之后，当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对中国进行了第25次正式访问，他与习近平签署了20项涵盖贸易、技术与经济合作的协议。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北京与莫斯科在伊朗与美国及以色列的战争中向伊朗提供间接支持，包括提供美军在该地区的卫星情报、导弹推进剂以及先进无人机。这四个国家——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虽然没有正式结盟，但正日益在行动上协调一致并相互支持，实质性地改变了力量平衡，并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挑战。

怀疑者认为，这种结盟仍然是浅层的，被竞争利益和相互不信任所分裂。在这种观点下，它远不如二战时期令人担忧的轴心国，因为它缺乏正式承诺或公开的进攻性言论。美国情报界甚至在其2026年年度威胁评估中提出类似观点，认为这些关系“有限且主要是双边的”，并认为“对手协同”的概念有夸大当前合作深度的风险。

但缺乏正式集团并不意味着合作薄弱。事实上，双边主义可能正是其有效性的来源。这四个国家在军事整合、技术转移与相互学习方面的合作，已经超过大多数历史上的威权伙伴关系。这些对手之间的双边安排比传统正式联盟更容易谈判、更容易隐藏或否认，也更能针对各自的即时战略需求进行定制。事实上，历史表明，威权联盟在正式化且涉及多个国家时往往脆弱且不可靠。如今这四个国家之间正在形成的，可能是一种更灵活、在某些方面更危险的结构。

因此，华盛顿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判断一个新的威权轴心是否已经出现——它并没有出现。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更松散但能力不断增强的军事、技术与政治合作网络，是否能够产生与正式联盟相当甚至更强的战略效果。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无法拆解这一协同网络，但通过理解其结构并认真对待它，华盛顿仍可能限制其效力。

当下交易化，未来战略化（TRANSACTIONAL TODAY, STRATEGIC TOMORROW）

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长期以来都与美国保持对抗关系，但直到2022年才发展出接近实质性的合作。关键催化因素是俄罗斯当年全面入侵乌克兰，此后莫斯科面临严厉制裁以及关键武器库存迅速消耗。由于需要外部军事支持，俄罗斯更愿意用其先进军事技术与作战经验进行交换。

例如，朝鲜在入侵初期并未提供重大支持，但到2023年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战时供应方之一，提供数百万发炮弹、弹道导弹及其他军事物资。作为回报，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军事现代化支持，包括卫星与防空系统，并深化经济联系。这一关系最初完全是交易性的，但后来逐渐走向更深层与更战略性的绑定。例如，2024年两国签署互助防御条约，金正恩随后派遣超过12,000名士兵支援俄罗斯军事行动，这是朝鲜首次大规模向海外部署作战部队。

伊朗同样成为俄罗斯关键的战时伙伴。最初，德黑兰向莫斯科提供大量单向攻击无人机，包括在乌克兰基础设施打击中广泛使用的“沙赫德”系统。随后，其支持扩大到弹道导弹、技术知识与训练人员。此后，两国关系发展为联合军工生产，在俄罗斯阿拉布加经济特区共同资助并制造伊朗设计的无人机。

中国虽然未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其支持对莫斯科战争行动至关重要。美国官员称，中国提供双用途技术，包括微电子产品、机床、用于弹药生产的硝化纤维素、坦克与装甲车辆的光学组件，以及其他关键军工投入。这些支持使俄罗斯能够比原本预期更快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换言之，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军事重建的经济与工业基础。与中国同朝鲜和伊朗的合作类似，这种经济联系也推动了更深层军事合作，包括更强互操作性以及联合轰炸机巡航与海军演习的扩大。据路透社报道，俄中官员于2025年7月签署了一项秘密军事训练协议，已有200名俄罗斯士兵在中国接受无人机作战训练，并有数百名中国士兵将在俄罗斯接受训练。

反过来，俄罗斯也向其伙伴提供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技术与军事援助。2024年11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Samuel Paparo）海军上将警告称，他预计俄罗斯将向中国提供“具有可能削弱美国水下优势的潜艇技术”。同样，美国国防情报局在2025年评估称：“俄罗斯正在扩大其向中国、伊朗和朝鲜分享空间、核与导弹相关技术、专业知识与材料的范围”，这可能帮助这些国家加速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他先进军事能力。

任何其他名称的玫瑰（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这些国家也在相互帮助，以减轻西方制裁并降低战略孤立。例如，正如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所述，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绕过西方制裁，“通过洗钱、易货贸易以及由油轮组成的影子舰队，以及通过直接销售、转运、技术转让和本地生产来规避出口管制”。联合武器生产、技术转移以及供应链整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韧性。与此同时，金砖国家（BRICS）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外交平台，使其能够逐步将形成于美国主导机构之外的替代性政治与经济安排合法化。其累积结果是一个平行的安全与工业生态系统，在面对美国施压时具有更低脆弱性。

这种协同是双边性的，并且尚未发展成正式的多边联盟，但这并不足以低估其重要性。事实上，很难认为如果中国、伊朗、朝鲜与俄罗斯形成类似历史上那种正式的轴心联盟，其合作就会更具影响力。毕竟，19世纪的联盟多为防御性框架，用于管理大国竞争与国内威胁；盟友承诺在一国开战时不加入敌对阵营，但几乎不存在联合军事规划、统一指挥结构或共同作战理论。相比之下，如今中国、伊朗、朝鲜与俄罗斯正在主动增强彼此实力，并共享越来越多的资源与知识。

即便是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畏惧的威权联盟——二战前后纳粹德国、帝国日本与法西斯意大利组成的轴心协同——也相对脆弱。1939年，三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承诺若其中任何一国遭受非当时交战国攻击，其他国家将提供支援。但这一体系缺乏任何作战规划或协调。德国并未告知日本其入侵苏联的计划，日本也未告知德国其攻击珍珠港的计划。轴心国从未执行过任何联合军事行动。日本甚至在1941年与莫斯科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一直维持到战争最后阶段，完全无视德国在东线的战争。

即便是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畏惧的威权联盟，也相对脆弱。

二战后形成的中苏同盟更具实质性，但依然十分脆弱。该同盟于1950年2月签署，基于具有约束力的共同防御条约，旨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复活。两国在朝鲜战争中密切合作，此后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军事工业合作与联合生产。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将中国视为明显的次级伙伴——这一点深深刺痛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Mao Zedong），在斯大林去世后，随着毛对不平等关系的不满上升，该同盟开始瓦解。

相比之下，当今中俄关系中的个人纽带更为深厚。习近平与普京已会面40余次，并表现出高度的合作承诺，包括他们所谓的“无上限伙伴关系”。这种协同由两位领导人主导，这使得各自政府体系中的其他部分也随之配合运作。

当然，这四国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例如，《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国内情报机构担心中国渗透。西方学者也指出俄方批评中国、以及中方批评俄罗斯的现象，以证明这种协同并不像表面那样稳固。但总体而言，领导层显然深度投入并主导议程，其代表机构也在持续沟通，以处理关系中的摩擦，尽可能将其最小化，避免影响更广泛的协同。

齿轮中的沙子（SAND IN THE GEARS）

对手协同以多种方式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首先，涉及其中一方的地区战争，很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进行间接介入，正如中国、伊朗和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行为，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这些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使其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同时，这也将使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制裁孤立对手变得更加困难。对手协同还增加了美国同时面临多线冲突的风险：例如，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朝鲜与俄罗斯很可能会利用美国分心之机采取自身战略行动。

只要这些国家现任领导层继续掌权，美国几乎没有机会瓦解这一协同体系。但美国仍可采取措施降低其效力。例如，更新并执行制裁与出口管制，虽然可能像“打地鼠”一样反复，但仍是阻断非法贸易的必要手段。华盛顿也可以公开披露这些国家的非法合作细节，这可能使北京有所顾忌，因为它担心遭受额外制裁。美国还可以动员第三国施压，例如2024年沙特阿拉伯曾敦促俄罗斯不要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先进导弹。美国还可以通过外交手段防止该网络扩张，例如2024年与巴西、印度和南非合作，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将金砖国家转变为更明显的反美组织。

美国还必须为这一协同带来的后果做好准备，包括确保情报机构对相关合作进行收集、分析与适当共享；向盟友解释其性质与影响；并制定应对某一对手因另一对手协助而获得军事优势的对策。

美国的威权对手极不可能对美国发动协调一致的攻击，也不太可能在美国对其中一国采取军事行动时直接介入彼此冲突。但这种协同仍然代表了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最严密的威权军事整合之一。而它发生在旧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重大战争风险上升的时代背景下。若不认真对待，并以其真实性质加以应对，将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