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邮报》今日7月11日刊发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高级主任布拉德利·鲍曼（Bradley Bowman）的评论呼吁－－欧洲正在加强北约3.0——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周三在安卡拉结束的北约峰会，其影响将主要取决于两个问题：欧洲国家是否会兑现其国防开支承诺，并承担更多欧洲大陆的安全负担？以及川普总统是否会进一步疏远这一联盟？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响亮的“是”。遗憾的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也许”。

这些动态的核心是“北约3.0”这一概念，它由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推广，随后被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采纳。

在我们真正理解北约3.0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它的前身——至少是本届政府对其前身的看法。

在2月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科尔比将北约1.0描述为一种“强硬、现实、目光清晰的威慑与防御方式”，这是联盟在苏联解体前最初几十年所采取的模式。美国人期待欧洲盟友“承担应尽责任”，而他们基本上也确实做到了。尽管联盟内部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科尔比认为，那一时期“极其成功”，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这一联盟的主要宗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威慑并击败针对其成员国的武装攻击。以这一标准衡量，该联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之一，也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资产。

但随着冷战结束，联盟进入了科尔比所称的“北约2.0”时期。他认为，这一时期至少具有两个特点：将重心转向欧洲大陆以外，以及欧洲的裁军。在这一时期，科尔比指出，美国“承担了欧洲防务中压倒性的高端军事力量”。川普认为，这正是最不公平的时期。

但这种担忧忽略了相关背景。

欧洲之所以调整重心，是因为苏联已经解体，而欧洲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部分作用。冷战结束后，许多人担心联盟必须“走出防区，否则就退出历史舞台”。值得庆幸的是，联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当然，事实证明，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并未结束，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对此再清楚不过。

而欧洲在北约2.0时期那些所谓误入歧途的重心，究竟放在哪里？阿富汗。

值得牢记的是，2001年9月11日遭受袭击的是美国，而不是欧洲。尽管如此，北约仍然启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将基地组织对华盛顿和纽约发动的袭击视为对欧洲和加拿大的攻击。

随后，我们的北约盟友不仅作出了政治承诺，而且采取了切实行动，派遣数万名军人与美国并肩作战。其中许多盟友与美国并肩奋战了20年，并一直坚持到乔·拜登（Joe Biden）总统决定撤离阿富汗的最后时刻。而且，超过1000名欧洲和加拿大军人在阿富汗献出了宝贵生命，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家人身边。

当人们想要贬低欧洲国家以及北约2.0时期时，应当牢记这些事实。

川普总统认为，这种新的北约模式将优先贯彻“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并纠正他所认为的负担分担失衡问题。

诚然，在那段时期，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确实远远不足。但在对此过于愤怒之前，也值得看看同期美国自身同样严重不足的国防开支。

对于那些在“9·11”之后付出的远不只是金钱代价的盟友，我们应避免居高临下地说教。至少，我们不应威胁要从丹麦这样的盟友手中夺取领土（格陵兰），因为丹麦士兵曾在阿富汗与美军并肩流血奋战。这种“强权即公理”的行为，出自普京的剧本，美国本应做得更好。

那么，新的北约3.0又是什么？

根据科尔比的说法，其重点是盟友挺身而出，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这当然是一种合理且必要的期待。美国在其他地区同样拥有重大利益，而其资源并非无限。科尔比敦促欧洲人更加重视“成果与能力”，以及“随时可战的部队、可用的弹药、具有韧性的后勤体系和一体化指挥结构”，这一点是正确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我们的北约盟友听取了华盛顿的意见，并采取了行动。

2025年，他们的国防总开支合计增长了近20%。今年，已有五个欧洲盟友预计将提前近十年达到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

美国是否能够维持同样水平的国防开支，将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除了增加国防开支外，欧洲盟友还在不断部署对北约威慑至关重要的作战能力和作战编制。例如，德国正在立陶宛部署一支前沿驻扎的装甲旅，以加强东翼的威慑能力。

挑战在于，欧洲增加国防开支与这些“成果和能力”真正交付给已部署作战部队之间存在时间差。如果总统继续发表损害美国对集体防御承诺的言论，或者美国过早或过度地从欧洲撤军，就可能造成一段过渡时期的威慑空档，从而招致侵略。

遗憾的是，川普政府已经开始削减欧洲所需要的美国作战力量，其中包括结束美国陆军轮换部署至罗马尼亚的步兵旅级战斗队。

北约3.0的总体构想是合理的。但它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削减究竟是以实际条件为依据，还是以时间表为依据，以及普京如何看待川普总统对集体安全承诺的坚定程度。Top of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