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客文章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外国人名字。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名人，比如牛顿、爱因斯坦、欧拉、高斯等等。这些人在中文读物中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译法，你即使由于笔误写错一个字，或别出心裁故意与众不同，别人一般也不会搞错。比如曾有人把大名鼎鼎的欧拉写成尤拉，读者看了上下文，也一定知道是谁了。

第二类是因为工作关系和我有过交往，知名程度不同的名人，但和第一类名人不在一个量级。比如我的博士后导师，著名物理学家 J. K. Percus，他于1960年得到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微观严格解，Percus-Yevick方程，由此享誉学界。再比如我的第一个老板，金融界的大名人Thomas Ho，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套利利率模型（即空手不允许套白狼）。尽管他是中国人（香港），但公司员工没人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再比如我的论文合作者，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计算机模拟专家 Frank Stillinger，几十年前，他曾经设计了水分子相变计算机实验，即用计算机模拟水结冰或烧开变蒸汽，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这些人的名字在专业圈享有盛名，但还没有像第一类那样家喻户晓。

第三类是是朋友或熟人，尽管也是专业人士，但名气太小，读者中不大可能有人知道他们，比如我的博士指导教授Goodman，我的博士后指导教授Miller。

这些人的名字以什么方式出现在我的文章中，确实有些困扰。最后的解决方法，来自于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 -- 吴大猷教授。

      我在念研究生时，在一台湾同学处看到吴教授所著《量子力学教程》，书中的内容并无太多新意，但是《前言》中的一段话把我吸引住了。书中不可避免出现很多外国人名字，吴教授一律采用“人名不译”的原则。吴教授的道理很简单，假如你以后出国留学或在国内阅读英文专著，你怎么知道那些外国人是中文著作中的哪一位呢。牛顿、爱因斯坦应该没有问题，但其他人就可能有麻烦。泡利（Pauli）和泡令（Pauling）同为量子力学中鼻祖级人物，但你在书中看到 Pauli 或 Pauling，一下子要根据中文音译辨别谁是谁，确实有些头痛。有些状况可能更困难，哪天人累了，眼睛一花张冠李戴也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我发现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不是吴教授说的。这中文音译，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即使在某个圈子里，有约定俗成的译法，其他圈子可以完全不理睬。有时候没有上下文，就是鸡同鸭讲了。Reagan 总统，大陆的“约定俗成”是里根，台湾称为雷根。Kennedy 总统，大陆称为肯尼迪，台湾称为甘迺迪。Johnson 总统，大陆称为约翰逊，台湾称为詹森。Trump 总统，我1989年到纽约时，中文媒体称他为川普，乍一看，还以为是日本人。近年来受大陆“官译”影响，大部分还是“川普”，某些媒体则是“特朗普”了。有人不喜欢他，称之为“床铺”，说是更接近英文发音。这方面的翘楚大概是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两岸三地及其他圈子各种译法竟然有十几种之多。91年海湾战争时，北美《世界日报》登载了一幅漫画，十几个人围着他，千夫所指，嘴巴里说着某一个中文名，还记得的有侯赛因、胡笙、海珊。。。

      我遵循吴教授的精神并略加修改。第一类的名人，直接写出中文。牛顿和爱因斯坦，如果写成Newton或Einstein，看上去倒是有点别扭。第二类和第三类，就像吴教授那样，直接写英文名字。如果把我的文章当科普读物，人名不过是个符号。如果有些读者对文章的内容真的有兴趣，他的英文水平记住这些英文名字应该不会有问题。对于这些读者，英文原名比因人而异的音译中文名字有用多了。

这一点对于第二类的名人尤其重要。Percus 的大名尽管在物理化学的专著中经常可以见到，但大家的熟悉程度与祖师爷们还是有很大差别。假如哪篇中文文章或论文把他写成“伯格斯”，有几个人读英文专著时会想到这就是是“Percus”他老人家。Thomas Ho 是中国人，中文名字，尤其是姓，则更要谨慎，单从“Ho”来看，何贺侯均有可能，一旦猜错人家肯定不高兴。在《华尔街数学》一书编辑过程中，有一次一位编辑问我是不是“托马斯*侯”。我吓坏了，连忙把吴大猷教授搬出来，最后他们勉强接受。再看“Stillinger”，要找些接近的中文字来模仿它的英文发音更是谈何容易。纪念母校建校65周年，学校出了一本书，我也有一篇文章。我的文章中提到了Stillinger教授。出版社坚持要我给个中文名，我知道这次连吴大猷都无法帮忙了，只好对付了一个“史蒂林格”，读者看了觉得怎么样。如果用音频软件进行相似度分析，我想60%都有危险。现在用吴教授的“人名不译”，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皆大欢喜。

      人名如此，后来外国地名我也用类似原则处理，这在《自己栽树，也能乘凉》一文中得到了体现。一些有名的大地方，比如纽约、温哥华，我就直接写中文音译。没有英文名一点都不要紧，那些“驴友”们大概闭着眼睛都能在地图上找到。对于不那么有名的地点，我采用了“中文”（“英文”）的模式。英文名字，是帮助看（英文）地图的。比如阿拉斯加（Alaska）的州府，中文译为朱诺，在地图上找不是那么容易。但知道是Juneau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有了英文原名，在英文网站订旅馆订机票，也会方便很多。中文名字，是为了旅途中或其他场合，与中国人聊天方便。如果在全是中国人的旅游大巴上，满嘴“New York”、“Vancouver”，不是显得很怪异，很格格不入。久而久之，人名中的第二类，我也采取了这种模式，“中文名”（“英文名”），第一类和第三类还是照旧,第一类直接中文，第三类人名不译。

      在1970年代，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音译为马利克，因为印度侵占东巴基斯坦，我们在黑龙江农村谈论“国是”时经常要提到他。非常巧，或说非常不巧，当时的印尼外长中文音译为马立克，所以经常会混肴。尽管印尼也不是好鸟，但相比于当时的头号敌人“苏修”，还是稍微能接受一些。终于有人想出个“好办法”，我说的是好的那个“Ma Li 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