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华事件，闹的沸沸扬扬。神医、神棍、非法行医，在各种帽子加身下，李跃华又多了一个说不清的韩国之行....

日前，有自媒体放出消息“非法行医”的李跃华医生受邀，将赴韩国抗疫！但很快事件反转，韩国使馆回应“李跃华赴韩抗疫”：没有获得签证的可能。

先不论韩国之行事件虚实，但这事炒的太高调，又是上级指示、又是代表国家的，这种民族主义式的炒作，很容易被舆论反噬 。我认为，对李跃华既不能过度捧杀，也不能一边倒地喊打。让李跃华代表国家，这是他无法背负之重，但另一面，一边倒地说人家骗子，这也是居心不良，谁会在疫情期间冒着传染风险上门给人看病的？还是给两位老人出诊？

现在各种李跃华的消息真真假假，这里给李跃华辟个谣。今天，朋友圈热传一篇文章《李跃华不去韩国了内幕》，经向李跃华求证：此文属于伪造李跃华头像、伪造对话，用心险恶，完全把李跃华推到政府对立面。

李跃华说：我不是神医、也不是骗子，我只是从临床、从实践中、从自己身上摸索出了医学界不太受关注的东西，刚好这些东西在疫情上派上用场了，对病毒确实是有作用的，”病毒确实是医学界的老难题，如果我们能够突破，继续验证，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李跃华事件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他的个人经历、疫情期间救人、非法行医问题、苯酚穴位疗法，临床试验、还有医疗制度等，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标本。现在社会各界有很多人关注，其中有不少是医疗系统的人士。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医生朋友的来信，国内三甲医院执业医师、多年临床一线实战的正规医师顾经宇，他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对李跃华事件的看法。

一个医生谈李跃华事件：谁都不是局外人

我公开表达对李跃华事件的看法，我身边有不少熟人婉转地质疑我：怎么为李说话呢。我不讨论李跃华“非法”行医的问题，这件事看似“闹剧”背后，有深层的意义，事件中老百姓更关注的是效果，是法外的情和理，是在走投无路时、如何自救、求救、得救。

我作为一名内临床医生，在实际工作中，我接过太多的电话和咨询，他们咨询我时，根本不管我是哪个专科，而是什么问题都问，心脏病、肝脏病、肾脏病、甚至妇科病……。

当一个人亲自得了新冠肺炎，到处打电话、无人医治、一床难求、崩溃绝望的时候，他愿不愿意让李跃华来试一试呢？他愿不愿意让一个有医师证的产科医生试一试治肺炎（其实她不会治肺炎）？甚至，他愿不愿意按照网友发给他的某个可笑的建议试一试？

我见过太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大话不腰疼的人，实际在求生的时候，比别人更怕死、更卑微、更低级、更不顾一切。

在疫情密集期间，微博上，求助多到数不过来。在医疗资源爆仓的情况下，我们能苛责谁？我看了太多崩溃的求助，没有床位，又能苛责谁？

关于李跃华的“穴位注射”，这种疗法本身确实在临床上有使用，至于能否用苯酚穴位注射治疗新冠肺炎？是苯酚的作用？还是穴位注射的作用？这个疑问有待科学的考察考证。

有人说李跃华的治疗方法未经验证。那请问：面对新冠肺炎，哪个治疗方法是早已得到了验证？面对新冠都是试验，区别在于有没有披上“官批”的外衣。同样是试验，凭什么有的被推荐、有的被拒绝？凭地位吗？凭头衔吗？反观李的注射疗法，至少他曾在自己身上试验过无数次。至少目前没有报道说他的疗法哪怕是耽误了谁。所以，不要进行双重标准的指责。

当然，我更想谈谈这起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

社会意义1：生命由谁做主？

社会上那些走投无路的病人，有没有权力自己决定找李医生治疗？——扩展而言，对于任何疾病，当一个病人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病人有权利定自己找谁治疗吗？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死一搏吗？甚至：病人能不能自己做主、把性命托付给所谓的民间高手？ 

社会意义2：如何奖罚分明？

现在骗子太多太多了、虚假宣传太多太多了。如何才能奖励真正的救治、惩罚虚假欺骗呢？这个话题，今天肯定无法全面讨论。我相信大家都能一致的观点是：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各种行骗、各种作恶的监管不力、惩罚太低，比如：各种预付费的会员卡，突然之间商家关门了，无数用户投诉无门，甚至发展为一条龙服务的骗局——关键不在于有人骗，而在于对恶人的监管不力、惩罚太低。 

社会意义3：医生出手救人，应考虑生命第一，还是不违规第一？

当病人自己决定找某人治疗时，如果当前的法规不允许某人（即使是正规在职医生）治疗，这时生命权第一位？还是不违规第一位？医生决定出手救人的权力能放大或哪怕被临时许可吗？

社会意义4：如何及时获得尝试性治疗的合法途径？

此次疫情中，不仅仅是李跃华这样民间医生，也有大牌医师的困境，他们受困于制度、非常无力。我们要亟待推动的是对于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难治病开展尝试性治疗的快速许可制度。

这一次新冠疫情，很多医生急切地想救人。就连武汉大学药学院教授丁虹，拥有无数闪亮的头衔，疫情伊始，悲天悯人、积极思考，她想推出她的甘草酸三联方案，但反复被删，还用了所有可能的渠道向上反映…但获得的回复是“先做临床，否则违法”。还有同济医学院法医教授刘良，四处申请`进行尸体解剖，结果阻力重重，他只能通过自媒体发声，好在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终于能开展工作了。

再比如：我是三甲医院正规有证真医师，我组建了一支难治病团队，我们也思考了一套方案想上前线，但是，我们既没有丁虹教授、刘良教授的闪亮头衔，也没有两位教授那样在互联网上发声的勇气和人气，我们只能敲敲键盘写点自己的诊疗设想。 

现在的问题是：官批太难太难，所以制度需要改进。从这次事件，有值得我们推动制度的建立：尤其对于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难治病开展尝试性治疗的快速许可制度。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急需体制外的救治。

我举两个社会广泛关注的例子：

2007年11月，孕妇李丽云在北京朝阳医院分院，病危，陪行人肖某拒绝签字（后查明其实无夫妻之法律关系），医生无法救人，孕妇死亡。为什么？一个病人已经在医院了，还明明不是医疗技术救不过来，为什么却在医生眼皮底下死了？

——这就是：当时没有制度许可（更别谈保护）医生出手救人。

——这就是：体制内救治途径失效。

——这就是：事件之后出台新规：紧急情况下可以由医院负责人签字救人。

——这也是那次悲剧带给社会的重大积极意义。 

2019年，聊城假药案以及电影《我不是药神》所反映的，同样是病人难以从体制内获得续命。

请问，这时：医生有没有权力告诉病人世界上有什么药？病人有没有权力自己（想方设法从体制外）买药？

——可恰恰在法律修改前，医生和病人如果做了这类救命的事是违法的。

——你说，是该谴责医生和病人呢？还是应该赋予医生和病人自主权。

——好在，聊城事件后，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首次全面修改。

——这是多么的真正造福百姓。 

更常见的真实困境是：某病人在某县二级医院重病无法转院，自己决定请京城A专家飞刀，虽然联系上了A专家，但是，没有法规上的许可，A专家可以飞刀救人吗？——直到现在，还没有相关救治制度出现。有没有一个制度保障医生敢于出手救人？

又比如：疫情中，国颁诊疗方案反复修改（现为第6版），这就意味着最初的推荐可能并不合适。

——这就要问：临床一线医生，在诊疗病人时，如果一开始根本就不同意国颁的诊疗方案，该怎么办？他们可以自主决策吗？

——当然，摆在桌面上的回答会是：允许的。

作为一名身在著名三甲医院一线20年的正规医生，我在我的岗位上，看到许多的绝望。有的绝望，是客观的病情，人力确实无法改变。但也有很多绝望，是制度的困境，人力可以做，却无法做。

所以我们普通人，真正能呼吁的，是推动一些制度的建设。

比如：（1）当一个病人确实走投无路时，在体制内无法获得治疗时，他有权寻求体制外的救治吗？

（2）生命权vs制度，如何处理？

（3）推动制度上保护和保障医生出手救人。

（4）推动建立：（尤其对于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难治病）开展尝试性治疗的快速许可制度。 

（5）推动制度上保护和保障医生`用创新手段治疗危重病人、难治病人，而不是束手束脚地照搬指南／共识／规范——因为指南／共识／规范不适用于危重病人、难治病病人！

在我看来，李跃华至少是社会底层有爱心的普通人。我们大义凛然地处罚他，能改变什么？能拯救什么？能产生什么正能量？ 

即使李跃华的疗法真实有效、即使他证照齐全，但是，他仍然没有接诊权、他的治疗方案也不在国颁的方案内，那些走投无路的病人们，有没有权力自己决定找他打针治疗？如果李跃华接手了，还是违法违规吗？

有时只能感叹：国人的自救和救人的权力都太小了，太受限了，小到马路上扶个人都胆战心惊。而真正任性的行骗、任性作恶，自由和尺度都太大了，还太不受监管和惩罚了。 

1，疾病无情义、制度可进步。

2，处罚一两个未见实际危害的底层小民，远不如推动救命制度的建立。

我期盼：李跃华事件，能推动一些制度的建立和进步。作为临床医生，我郑重疾呼：急待从制度上确立，临床诊疗措施尤其对于危重病、久治不愈的难治病，应当由施治医生酌情决策，不受常规指南、共识、诊疗规范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