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國防大學教授講述真實的抗戰》

＃185

以下為轉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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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什麼不低頭？國防大學教授講述真實的抗戰（句句在理，句句真話！）

2015-08-31 徐焰 政商內參

徐焰，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軍銜，軍事史專家，軍事學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國防大學軍事歷史學科帶頭人。中國軍事科學學會歷史分會副秘書長。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日本防衛大學等講學。

本文是徐焰教授發表在《同舟共進》上的一篇足夠真正喚醒國人的力作，句句在理，句句真話！

中國在上世紀進行的抗日戰爭，幾十年來一直是激發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教材，這是應當也是必然的。不過，在一段時期，宣傳口徑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這使得今天遇到現實爭端時產生了困惑。

客觀地說明當年中國抗戰勝利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多數人才能冷靜客觀地正視中日矛盾的歷史由來，從而在目前的爭端中以理性的態度愛國。

1、毛澤東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有很客觀的評價

毛澤東在接待外賓時的講話，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有很客觀的評價。

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同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到中國在抗戰中的作用時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當年中國太貧弱，雖有大國之名卻無大國實力，只是以持久戰拖住日本。世界上打敗法西斯的主力軍是誰呢？從實力看還是蘇、美、英三國。

過去一些教育口徑，恰恰違背了毛澤東這一客觀評價。國內有些人着力宣傳抗戰重大意義的動機雖是好的，卻不談中國因貧弱而導致戰力有限。至於宣傳“主力軍”、“主戰場”而引用的一些數據，按科學的史學態度來分析並不嚴謹，甚至存在偷換概念的錯誤。

如有些人搞不清軍語中“死亡”與“傷亡”是不同概念，將中國“傷亡”3500萬人（其中死亡2000餘萬人）說成“死亡3500萬人”，並就此說中國超過蘇聯是二戰中犧牲最大的國家。殊不知蘇聯宣布的犧牲2700萬（俄羅斯有一數據是2650萬），是純粹的死亡數，並沒有加上2000萬以上的負傷數字，蘇聯才是二戰中犧牲最大的國家。

有人統計中國戰場上消滅日軍的數字，是根據日本戰後承認在關內戰場累計傷亡了133萬（戰時日軍極少有人被俘），加上在東北戰場和中國人在緬甸戰場上的戰果，得出了“消滅日軍150萬人”的數字。這一算法雖有其根據，卻忽略了日軍傷員治癒後重返戰場的人數，並不完全準確。

按照戰爭統計學的原則，對一場戰鬥或戰役消滅敵軍的統計，可以把死、傷、病、俘相加，這是敵人的淨減員數。對一場持久的戰爭的殲敵數若是按每場戰役、戰鬥的總數相加，往往會造成大量重複統計而高於實際數，這是因為傷病員過一段時間多數能歸隊。例如有時一個士兵在一場戰爭會負傷多次，若將此人在各次戰役的擊傷數累計，幾人的數字其實就是一個人。因此，若要科學地計算一場持久戰爭中一個國家的損失，應該計算的是其“不可彌補損失”，即死亡、被俘（而且是未釋放的）或重傷殘廢者的累計。

前些年一些宣傳抗戰成果的文章中，列舉出一個所謂中國戰場消滅日軍占日本戰爭中軍隊損失“三分之二”的虛誇比例。從統計學角度看，這個比例是用偷換概念的方式（把“傷亡”與“死亡”兩個不同概念混淆後相對比）算出來的，即用中國軍隊造成日軍150萬人的“傷亡”同日軍戰爭中總“死亡”212萬人相除。其實按可比的數據看，中國戰場上日軍的死亡共45萬人，只占其戰時死亡總數的22%。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僅有中國這一個交戰國，另有蘇聯這個發生過局部戰事卻主要採取軍事對峙的潛在敵國，還可以說中國是東方對日作戰的主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四年間，中國戰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確如毛澤東所說的，只是“一個支隊”。

2、對日作戰美國展示了最強實力，戰後處置日本才掌握了主導權

包括中國抗戰史在內的戰爭史證明，不僅落後就要挨打，而且落後和衰弱的國家即使獲得戰勝國地位，最終也沒多少發言權。國人感到悲哀的是，抗戰勝利前夕美英蘇三國商議戰勝日本後的利益分配時，居然拿中國的領土權益（包括外蒙古問題）做了交易，國民黨政府還不得不屈辱地接受，導致戰勝國的領土損失面積比戰敗國還大。

在戰爭問題上的發言權，最終靠實力決定。中國在抗戰時國力衰弱，掌國柄的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當時連美國政府也這樣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還多數是游擊性質的部隊，這就決定了對日作戰主要是以持久戰方式拖住對手。

中國是同日本作戰最久的國家，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十年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便在東北開始了局部抗戰。1937年日本在盧溝橋戰事後曾叫嚷“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以為能速戰速決征服中國，結果深陷泥潭，雖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卻在正面戰場受國民黨軍抵抗，後方又有共產黨游擊隊襲擾，拖了八年不僅不能取勝也無法自拔。不過，中國因力量衰弱，在日本戰敗前也無力實施全面反攻。看一下日本宣布投降時中國的戰略要地如北平、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還都在日本占領之下，這種戰場形勢與“勝利者”的地位相符嗎？客觀地講述這段歷史，應說明中國1945年戰勝日本是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不能單講本國戰場的作用。

過去宣傳抗戰，一些口徑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帶有片面性和虛誇性。如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宣布的戰果往往充滿吹噓，對一潰千里等敗績則儘量掩飾。新中國成立後因與美國對立並需要強調“人民戰爭”的威力，較少談美國在太平洋戰場的戰績，而把地道戰、地雷戰等游擊戰描繪成打敗日軍的主要方式。改革開放後，大陸方面對國民黨抗戰給予了肯定，不過一些媒體又襲用台灣書籍中的吹噓資料，對整個中國戰場的作用大力抬高。這種教育對振奮民族精神也許有些作用，但從長遠看卻會使相當多人對此類宣傳從整體上產生不信任感，使他們反而容易聽信反面的歪曲宣傳。

仔細研究日本在二戰中的兵力分布，可看出它因輕視中國而在多數時間未投入主力。日軍只是在1940年之前的兩年把多數陸軍師團投入關內，針對蘇聯的關東軍卻保持着最精銳部隊（對付滿洲的抗日游擊隊主要使用偽軍、偽警），軍費投資重點又是準備對美英作戰的海軍。日本因工業和財力落後於西方強國，有限的投入只能保證其航空兵和戰艦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陸軍裝備遠遠落後於美英蘇德等國。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後，不僅幾乎全部海軍投入對美作戰，陸軍精銳也陸續投入南洋。看一下戰爭末期日軍的兵力分布：在本土和南洋對付美、英的兵力為550萬，在滿洲和朝鮮對抗蘇聯的兵力為92萬，在中國戰場（當時偽滿地區不包括在這一戰場）兵力為110萬。若說中國是當年對日戰爭的“主戰場”，公正地講應在後面加上“之一”。

如果查一下日本在戰爭中的損失，大多數也是美軍造成。戰時日本假報過數字，戰後其靖國神社卻能查到每個戰死者的靈牌，加上政府要按實數發撫恤金，其厚生省統計185萬軍人戰死（如加上此後拘押中的死亡則總數達213萬）是準確的。具體看一下死者分布：日軍在中國關內八年作戰死亡為40萬（宣布投降後又死亡了5萬人）。日軍在滿洲死亡共9萬，絕大多數系蘇軍造成。在緬甸死亡16萬，除少數為中國遠征軍擊斃外，多數系英軍造成。其餘120萬“戰歿者”，都死於同美軍交戰的太平洋戰場，其中在菲律賓便死了49萬。

美軍在太平洋島嶼戰中能大量擊斃日軍，並成建制全殲日本不少軍、師團單位（這樣其傷病員也大多會死亡），是因為美軍擁有占絕對優勢的火力和技術裝備。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般只能零打碎敲，沒有全殲過一個師團、一個旅團，連殲滅聯隊（團）級單位也僅在騰衝這樣的個別地區出現過。保全了建制的日軍，便能將大量傷病員後送治療，各部隊經補充也能恢復戰力。至於海戰方面，當年中國海軍未打過一次海戰便自沉，空軍力量也弱，戰爭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本大中型戰艦。日本海軍的幾十艘戰列艦、航空母艦和巡洋艦絕大多數都沉入海底，又基本上是由美軍造成。

過去一些宣傳說蘇聯軍隊“殲滅了日本關東軍”，從史實看也不大準確。蘇軍確實長期牽制了日本關東軍主力，最後宣戰又對日本形成了比原子彈爆炸更大的震懾，使日本御前會議於蘇聯參戰次日作出在保留天皇制的條件下投降的決定。若從戰場實際看，蘇軍對日作戰僅八天，關東軍在主力尚存的情況下即奉命停止抵抗，隨後蘇軍即轉入“受降”而不是“殲滅”作戰。蘇聯對日作戰出力雖不算多，卻在處置日本時比中國有更大發言權，這恰恰是其國力軍力遠強於中國的體現。

日本除了在海外戰場遭受重大損失，本土也遭受了猛烈轟炸，包括落下兩顆原子彈，這些全系美軍造成。中國在抗戰時沒有攻擊日本本土的能力，蘇軍出兵只攻擊了滿洲、朝鮮和日本北方島嶼（按蘇聯講法這些島原來曾屬俄羅斯）。日本宣布投降時，只有擁有強大海軍的美軍能夠開入日本境內並單獨實施占領。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就會明白美國在打敗日本時展示了最強的力量，戰後在處置日本時也就掌握了主導權。

3、正視國家病弱才能客觀看待歷史，振奮民族精神要靠科學理念

國家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又是理性化。一個民族要振奮人心、凝聚內部，自然需要突出英雄主義和宣傳自己的戰績，不過對自身的歷史病弱和敗績也不應迴避，如同古人所說的那樣——“知恥近乎勇”。歷史從來是多稜鏡，國人對抗戰史要從多個角度看，才能知道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艱難；同時了解民族的傳統病弱，如此方能以更為理性的教育鞭策後人為強國夢而努力。

客觀地回顧抗戰，首先要看到當時的中國是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後的農業國，面對工業強國日本的大舉入侵，能夠堅持八年全面抗戰，最後與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一起將日本打敗，眾多志士仁人的英勇奮鬥確實值得後人大力頌揚。如今國人歌頌抗戰英雄，主要應弘揚他們頑強持久奮戰的精神，誇大戰績則屬畫蛇添足。

講抗戰史又不能避開當時中國的病弱，這不僅體現為經濟和科技水平落後，也表現為當政的國民政府的腐朽。如南京保衛戰時11萬守軍面對同等數目的日軍進攻，僅5天便全軍崩潰且官兵亂跑，結果多數人當了俘虜慘遭屠殺。國人應譴責日軍在南京屠城的暴行，同時不能迴避守軍保國衛民的無能。再如抗戰期間以國民黨副總裁為首的大批軍政官員投日組織偽政權，政府軍有60萬人降敵變成偽軍，這種民族恥辱是不應諱言的事實。

抗戰結束前夕，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大勢已去，在中國戰場的強勢地位卻並未改變，1944年春至1945年初“打通大陸交通線”攻勢仍將國民黨軍打得敗退千里。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中國戰場可能崩潰，急於請求蘇聯參戰，因而在雅爾塔會議上用中國領土權益同蘇聯做交易。戰後不少日本人認為“只敗給了美國”，對中國不肯服氣，原因不言自明。

現代科學要注重定量分析，戰史分析的科學性應體現為準確考證戰績和損失數，不能使用誇張或歪曲的資料。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全面抗戰開始前中國政府統治區年產鋼不過4萬噸，日本卻達580萬噸。當時中國處於四分五裂狀態而對國民產值無法統計，1936年國民政府財政收入僅為可憐的11.9億元法幣（折合4億美元），同年日本財政收入則超過100億日元（折合30億美元）。再看當時美國的實力，又遠非中日兩國可比。美國戰時年最高鋼產量超過8000萬噸，年財政收入達1000多億美元。戰爭中實力對比是決定因素，中國作為戰勝國享受不到應有待遇，還受到其他盟友欺凌，其原因只有用定量分析才能解釋。

若不進行定量分析而只搞定性宣傳，對抗戰的戰果加以誇張，就會顧此失彼、自相矛盾。例如許多國人就不理解：為什麼戰敗的日本對中國不服氣且長期否定侵略罪責呢？中國為什麼無法得到日本的賠款最終只好放棄呢？了解美國的實力及其單獨控制日本的實際，人們才會明白，1948年美國宣布日本可免除賠款義務後，蘇聯、英國和中國國民黨當局看到索賠無望只好放棄，1972年中國政府在對日邦交時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難以改變的事實。

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處置日本時沒有多少發言權，也就難以索回一些喪失的領土權益。例如原屬台灣的釣魚島在1895年馬關條約後落入日本之手，抗戰勝利後由美軍控制而未歸還中國。1970年美國在向日本“歸還衝繩”時，又將此島交給日本管理。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時，毛澤東、周恩來決定對釣魚島問題予以擱置，鄧小平和後來的中國領導人也沿襲這一決策。2012年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發難激化矛盾時，許多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不知道中國當年雖有戰勝國之名，卻未收回那片島嶼的事實，誤以為是現在“受欺負”。

過去幾十年宣傳教育的事實證明，只有正面教育或片面的解說，會導致受教育者在思想上非常脆弱且經不起風浪，一旦遇到現實與正面宣傳不相符，便會出現大批偏激的充滿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憤青”。同樣，如果不搞正面宣傳，否定當年的奮鬥史且一味貶低先輩，又會導致媚外和民族虛無主義。看一下如今社會的思想狀況，恰恰是這兩種傾向都在滋長，這又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出全面、科學地宣傳歷史的重要性。

4、當年未能讓日本對戰爭悔罪，如今只能以自強處理中日關係

國家間的關係，最終以實力和利益來決定。1945年以前的半個世紀間，日本不斷侵略和欺負中國，戰敗後又長期不承認侵略罪行，關鍵因素是中國實力不濟，實力最強的美國又在戰後多方庇護日本。

許多國人多年來總是憤慨於日本政要大都否認侵略罪行且參拜靖國神社，不理解為何德國能深入反省歷史日本卻不能。要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客觀地回顧歷史。對傳統說法“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宣傳再做深究，就能看到當年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其實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保留國體”。美國從減少自身傷亡和戰後牽制蘇聯的戰略需求出發，對此表示同意，導致頭號戰犯天皇裕仁及其重臣繼續在位，甲級戰犯岸信介（即現在的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戰後還長期任首相。直至現在，日本政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這些戰犯的後人，他們怎麼可能清算當年的侵略罪行？

對比1945年德國和日本戰敗的情況，可看出其根本區別在於納粹政權已被盟軍徹底消滅，戰後的東德、西德政權都是盟國扶起的原反法西斯人士執政。日本戰敗後，元首和政府卻都保留下來，戰後只是聽命於美國，對內政進行了一些“民主改革”。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後，美國又把建立美日軍事同盟視為亞洲政策的基石，為此實行在政治上、經濟上扶助日本的政策。1951年美國主持的舊金山和會，便把中國排除在外，這個會議通過的對日和約只談讓日本放棄南海島嶼、台灣，而不談將其歸還中國，這就種下了“台獨”和南海爭端的種子。

由於有美國大力幫助，1950年日本的經濟產值便超過100億美元而恢復戰前最高水平，1970年更超過2000億美元。因此，日本當局和相當多國民對打敗自己又加以扶植的美國又敬畏、又感激，對華態度則始終追隨美國。由於美日軍事同盟對新中國構成最大戰略威脅，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考慮對日政策，主要是爭取日本人民，以削弱日美同盟關係。

戰後美國單獨占領日本，如何追究戰爭責任實際由美方最後決定。戰爭剛結束時，重建的日本共產黨和一些左翼派別曾在國內發起過清算天皇、財閥戰爭罪行的運動，卻受占領軍壓制，而多數國民則依舊受神道教思想束縛，故這場運動只造成些聲勢而未收到多少實效。1946年至1948年東京審判的對象主要限於“光頭軍閥”，雖追究了東條英機等一些次要戰犯（有人把東條英機說成“二戰三元兇”是不了解日本戰時歷史），卻放過了最主要的戰犯，而且沒有清算當年在侵略戰爭起支柱作用的財閥。戰後日本政界仍由這些財閥起主要作用，這也決定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必然持續右傾化。

自上世紀50年代起，日本出現了持續幾十年的“經濟起飛”，民眾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左翼運動在70年代後逐漸陷入低潮，右翼勢力卻依仗着經濟底氣重新滋長。看到這種難以改變的事實，蘇聯最先於1956年恢復對日邦交，不再提戰爭遺留問題（蘇方在北方四島已占了便宜也不願再談）。中國1972年對日復交時，也只能從現實出發。後來中國政府和民間雖經常提到日本侵華暴行，對一些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殺加以駁斥，卻也不可能改變日本政府和社會主流的歷史觀。

追溯二戰結束時的歷史可以看出，若想讓日本社會清算並真正承認侵略罪行，必須在戰後清算各級戰犯並改變當權者。由於美國的包庇和日本社會的局限，這一歷史機遇業已喪失。現在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人多已不在世，就普通日本民眾而言，部分老年人還存留一點對華歉疚感，中青年則大都不願再追究當年的戰爭責任。看一下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民間測驗，對中國有好感的人比例還較高。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現在，日本民意測驗顯示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在降低，重要原因就在於年輕一代對華沒有負疚感，且認為本國受中國打壓。當然，日本出現這種社會思潮，根源又在於其當政者對中國崛起的不安，因而進一步追隨美國並煽動反華情緒。

歷史作為一面鏡子，總是由今人來照。在明治維新和甲午戰後，“日強中弱”的形勢導致日本幾十年持續侵華。當年中國取得抗戰勝利，卻因國力衰弱並未贏得戰敗者的尊重。戰後日本在軍事上雖無獨立地位，卻在經濟上長期對華居於優勢，結果中日邦交恢復後中國曾處於受援國地位。現在中國實力增強使得亞洲出現了中日“兩強並立”，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刺激了日本當權者要加強同美國的聯盟。由此看來，近年中日關係出現的緊張恰恰說明了中國已經崛起，並真正讓日方有了些敬畏心理。對一向有着崇強凌弱傳統的日本來說，中國越發展、越強大，才能真正獲得它的尊重。我國國內對抗戰史的回顧和宣傳，也要努力做到全面客觀，這才有助於國人以更科學、理性的方式認識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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