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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薄熙来免职有感：自由派，请为左派维权 |
| | 如果左派人士因为其言论（包括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的言论）而权利受到侵害，民主自由派人士应该为他们仗义执言，而不应仅仅欢呼。“绝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的权利”的思想，应该不打折扣地成为民主自由派人士的信条。否则，若彻底压倒了、清除了左派声音，中国再次清一色，大祸就真的不远了！
过去的20小时的中国政坛，实在是戏剧性太强了——这样的过山车般急转直下，在我的有生之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带着另一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前往重庆，在大会上宣布，他们的政治局中的同事，仅仅在一个月之前还大出风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到滇池喂鸟的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由张接任。全球顿时炸了锅。
没想到，我周围的朋友竟然如此超高度地关注此事，明明新泽西与重庆相隔万里，八百杆子也打不着，可我家里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有的朋友消息灵通，从国内得到“独家内情”，告诉我，薄熙来和妻子谷开来律师在北京被软禁，接受调查问话；而摘掉其乌纱帽的决定，是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拍板，因为胡从薄熙来3月9日在重庆代表团公开讨论会上的发言嗅到了危险气息。
又接到电话，获知与薄熙来夫妇关系密切的几位商界大腕，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都已经被传唤问话；致使薄的商界朋友圈惶惶不可终日，有的想立即出国，被海关拦住……
（这些有鼻子有眼的“独家内情”究竟真实性如何？连告诉我的朋友都声明：未经证实。）
还有朋友来电，探讨薄熙来被免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唱红打黑”迎合、怂恿、集结了左派势力？是从大连到北京再到重庆，自己和家属、党羽们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形成利益集团，落下太多把柄？是在重庆自行其是，大搞独立王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干扰中央部署？是出了王立军出走美国总领事馆这样的严重政治事件，作为书记，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最后这一条，恰恰也就是李源潮在重庆党政干部大会上所公开说的。
也有朋友来电——此朋友是如假包换的自由派人士——对当前中国局势的发展感到忧虑，觉得自由派在温家宝讲话和薄熙来免职这两件利好喜讯之后的表现，让他大失所望。
我听了如逢知音：太对了！我也正是这样想！
坦率地说，我个人对薄熙来印象不佳，对他一心搞出“重庆模式”的许多做法早就摇头，此人动用公权力掀起“唱红”高潮，在“打黑”中违反法治的种种举措，更是让我不齿。最近我反覆谈到要认真研究“文革”发生的机制、社会基础、思想根源，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其针对性和参照系，正是薄某人的许多做法和说法。
但这次他被免职，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与芦鹤的愿望有点类似：希望薄熙来是因贪腐而被拿下，希望他的垮台，敲起为害中国的众多权贵利益集团的末日丧钟。也希望他的垮台，不至于障蔽中国现在面临的许多严重的“真问题”。
在左右之争的层面上，我希望薄熙来免职事件，能让自由派所信奉的普世价值进一步深入人心，广被四海；左派朋友能有机会反思毛泽东倒行逆施的危害，毛泽东路线发展到顶点的“文革”的教训能转化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
但我不希望、我非常担心，左派被执政者运用强权“消音”——左派的园地被关闭，左派人士被封口，对于中华民族来讲，绝非福音！
而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已经被关闭。据说一些过去一段时间非常活跃的左派人士，也享受到了自由派人士（所谓“异议人士”）多年以来被软禁、被监视、个人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和限制的待遇。虽然还不能说已是普遍现象，但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今天有位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炎黃春秋》的执行主编、《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左派被取缔，中国只剩了自由派，那还是自由派吗？
这句话只是大意，我没有查到原文，但我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一思想。
如果左派人士因为其言论（包括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的言论）而权利受到侵害，挨整受压，民主自由派人士应该为维护他们的权利而仗义执言，而不应该欢呼。“绝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的权利”的思想，应该不打折扣地成为民主自由派人士的信条。否则，若彻底压倒了、清除了左派声音，中国再次成了“清一色”，大祸就真的不远了！
在我读到的对于此事的评论文章中，社会学家孙立平的看法让我心仪。转贴于下。望各位深思、再思、三思。自由派人士在这一关头，应该说什么？做什么？
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一份冷静。首先，无论重庆事件的结果如何，重庆模式面对的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去了“西来”，还会有“东去”；第二，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了撑大政治空间的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现，因此，不应从“削藩”的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情。
而关于重庆模式我主要有两点看法：即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可能读者朋友会对我这样的说法感到迷糊，我的意思有这样两个层面：
第一，不能仅仅因为现在重庆出了事情（可能是严重的事情）就否定重庆模式。我之前曾说过，“尽管我也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但我不同意说现在重庆模式已经倒掉。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重庆模式能不能倒掉，不取决于重庆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形成用正确的办法面对正确问题的新模式”。不管前市委书记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民众在现实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前书记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形成这样的模式，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满足社会中的某种现实需求。我非常有一种担心：由于否定重庆模式而导致对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以及民众要求的忽视。我的确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的，那么，为什么我没有公开反对重庆模式？就是由于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一再强调，重庆模式能不能被彻底否定，得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力挺广东模式的。
第二，我也反对仅仅根据重庆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肯定重庆模式。这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都是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希特勒上台仅仅比罗斯福晚一两个月，面对的都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没有有效解决当时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就业等）？1949年后，我们用铁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没有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黄、赌、毒”）？但我们能仅仅根据这些就肯定这样的模式吗？显然不能。问题在哪里呢？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而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我也正是在这样意义上看待广东模式的（见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乌坎事件的文章）。因为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当然我并未认为广东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正如我过去一直强调的，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只有解决机制的问题，才有未来的前景。
从历史上看，在制止了一种趋势之后，可能面临的都不是一种选择。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启一场真正的改革，朝向世界主流文明迈进。
近期文章： 反省“文革”或许刚刚认真开始 杨奎松教授谈中国革命与苏共的关系 不忍卒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苦难纪实 刘青山張子善怎样成为正面典范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门开了一条缝 今天关心历史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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