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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圍繞中國作協名單的文壇領導權爭奪戰 |
| | 前中國當代文壇“第一人”唐達成所走過的路，折射出中國文學界幾十個寒暑的折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幾乎所有作家的命運都被中國政壇、文壇的大事件所左右，但很少有像唐達成這樣，其命運與中國政壇、文壇的大事件直接交織——歷史的戲劇性造成唐達成命運的荒誕性
老高按：最近明鏡歷史網分多篇連載陳為人所著《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的段落，讓我想起六、七年前讀這本好書的感受，不禁想在這裡介紹其中的章節。
一般人對“唐達成”這個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他曾經是中國當代文壇“第一人”——不是說他的成就造詣執中國文學之牛耳，而是說他一度是中國當代文壇的“最高領導”：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從前很長時間之內各級作協主席都只是請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掛名而已，“黨是領導一切的”，作協的黨組書記，才是作協的真正一把手。現在女作家鐵凝當了作協主席，又是中央候補委員，估計她會兼任作協黨組書記——若她不是黨組書記，那麼她這個主席，也就只是掛名而已。
唐達成沒當幾年作協黨組書記，1989年“六四”後他黯然下台，宣告了政治命運的終結。這是他生命中最後一次大起大落，卻不是第一次忽躍忽跌。陳為人所著《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一書，是唐達成的第一本傳記，先後由美國的溪流出版社和香港的明鏡出版社出版。敍述的就是這位文學評論家如何以自己的淚與汗，寫下生命中一場又一場悲喜劇，以及文壇半個世紀風雨交加的篇章。
唐達成（1928─1999）以文學批評起家，嶄露出色才華，特別是1957年發表《煩瑣公式可以指導創作嗎？——與周揚同志商榷》，更被認為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振聾發聵之論”。當時有人對他說：“你哪裡和周揚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為時不久，他就因“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事件被清理出文壇，成為“文化異端”分子，劃為“右派”。鋒芒畢露的文學評論家由此開始了向忍辱負重的文壇官僚的轉變。
“文革”後，唐達成在文壇仕途上邁出重要一步：受命批判作家白樺寫的電影劇本《苦戀》。《苦戀》中藉人物之口說：“祖國啊，我愛你，但是你愛我嗎？”這個提問被視為直接挑戰黨的權威，茲事體大，當時分管意識形態領域的幾乎所有頭面人物紛紛出馬，大批《苦戀》。寫作這篇批判文章的“歷史重任”，最終落到“二唐”——唐達成與唐因的頭上。在八易其稿的艱難歷程後，《批〈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刊載於1981年10月7日《人民日報》。唐達成在文壇中的份量得到了飛躍性提升。1984年底，在高張“創作自由”旗幟並招惹左派人士口誅筆伐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由於宗派勢力和政治勢力的角力與妥協，唐達成脫穎而出當選為中國文壇的一把手。
文壇內很快就有了“一仆三主”之說，即唐達成不過是周旋於張光年、賀敬之、王蒙“三主”之間的“僕人”而已。唐達成“騎虎難下。他不由自主，又不甘隨波逐流，同流合污，於是有幾分清醒便有幾分痛苦，越清醒則越痛苦，左顧右盼，左右為難，強顏歡笑，身心交瘁”，最後的歲月充滿“良知的掙扎和精神的突圍”（邵燕祥評語）。在嚴峻的“六四”前，他終於毅然給自己蓋棺論定。中國文壇各路人馬在評價唐達成時，幾乎眾口一詞，認為唐達成就個人品質而言，臻於完善。
《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作者陳為人，是唐達成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山西勞動時結識的文學青年，後來成為唐達成的忘年交，歷任太原《工人文藝》編輯，山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秘書長，山西省青年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發表過中長短篇小說多篇。身為唐達成的摯友，作者不僅有着豐富的個人回憶，而且研讀了唐達成生前的工作筆記、發言稿、調查報告、檢查、思想匯報、檔案、未發表的文稿、和他人的書信往來約600萬字。此外，作者親自訪問有關人員70餘人，獲得近200個小時的採訪錄音，嘔心瀝血，終於完成這部50餘萬字的傳記。
陳為人並沒有打算寫一本為傳主唐達成歌功頌德的書，而是從唐達成的經歷，透視中國文學界幾十個寒暑的折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幾乎所有作家的命運都被中國政壇、文壇的大事件所左右，但很少有像唐達成這樣，其命運與中國政壇、文壇的大事件直接相交織——歷史的戲劇性造成唐達成命運的荒誕性。
就事件而言，唐達成經歷過1957年“反右”，1962年大連會議，以及改革開放後“為文藝正名”、批《苦戀》、周揚、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之爭：“好得很”和“糟得很”兩種極端評價的第四次作代會；富有中國特色的京西賓館會議風波和中顧委幫助張光年的生活會，直至舉世矚目的1989年“六四”風波中是辭職還是罷官的謎團，不一而足；
就人物而言，由於唐達成所處位置，與文壇上好幾個歷史時期的風雲人物都是零距離接觸：與周揚、丁玲；與張光年、賀敬之；與王蒙、馬烽、瑪拉沁夫、梁曉聲……形成錯綜迷離的人際交往。由於上個世紀後50年間政治與文藝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等人的政壇沉浮，也都成為唐達成命運跌宕的大背景。正因為這個原因，這部唐達成的傳記，展現的是中國文壇上個世紀後5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上升為一部國家的文學史，一部民族的心靈史。
我讀這部沉甸甸的大書，覺得更珍貴的是，該書將筆觸深入到一個被權力左右、又不甘被左右的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人格裂變的慘烈。哲學家克爾愷郭爾說：“一種人是因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種人是因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唐達成自己說：“我是受着兩種痛苦的煎熬”。他的才華和思想被扼殺，被深藏，所體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上個世紀後五十年的整體無奈。
唐達成在一生中，無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還是被迫做不想做的事，都堅守了內心的道德底線，在關鍵時刻激發出了勇氣。身為正部級中國作協負責人，唐達成在“六四”期間以作協黨組和書記處名義三次簽發嚴正聲明，呼籲政府“正確對待學生運動”。如他自己所說：“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人們的激情熱情被無情地消耗了，浪費了。只以為厭倦了，麻木了，醉生夢死行屍走肉了。誰曾想，一息尚存，心臟只要還在搏動，血總還是熱的。”
這部長篇傳記的精彩章節很多，但考慮到許多文壇之外的讀者，對文壇內部既雞零狗碎又你死我活的紛爭或許並不會有多少興趣，我就選了如下這一段落：圍繞1984年年底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人事安排，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與時任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光未然）為首的兩大派的明爭暗鬥。兩位都是中國著名詩人，賀敬之寫出過長詩《雷鋒之歌》，張光年更是《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而且，我有幸還認識賀敬之夫婦、張光年父子——但當時我作為文學小青年，當然是對賀、張彼此爭鬥的內幕一無所知。而對唐達成，在他還沒有當選為作協黨組書記的時候，我也與他有過一面之交，與他單獨談過一個小時。
這裡選的文字，恰恰沒有多少涉及傳主唐達成的內容。為便於讀者閱讀，我刪節了部分枝蔓；文中標題，均為我所擬。
明鏡出版社版《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
爭奪文壇領導權的明爭暗鬥
陳為人，選自《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
醒悟了的周揚沒法讓老部下都醒悟
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是1984年12月29日開幕，1985年元月5日閉幕，這次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是跨了年度，就其所發生的問題，產生的影響，引起的爭議，波及的時間跨度，都可稱之為是“跨世紀”的。這次代表大會，要選出新一屆理事會，選出新的主席團、主席、副主席，書記處，而且還要產生新一屆黨組班子。凡是涉及權力更迭，人事調整的會，勢必不會是一個“輕鬆活潑的大會”，“團結繁榮的大會”。這次大會，從1983年6月2日，中央批准中國作協召開“四大”的請示報告，會期幾經變更，人事安排名單一變再變，一直拖延至1984年底，籌備時間長達一年半，其難產可見一斑。作為“七大群團”之一的作協，主席、副主席、主席團只是一個名份，真正的實權是掌握在黨組手裡。所以，圍繞新一屆的黨組班子，由誰掛帥，由哪些人組成，前後僅大的方案即有四種。在四個大方案中，小的變動更是層出不窮，即使想勾勒出一個輪廓，也得費一番筆墨。唐達成的位置來之不易。
束沛德（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在作協四大上當選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老高注）向我作了這樣一個輪廓介紹：
中組部、中宣部搞了一個人事安排小組，作協參加兩個人，一個唐達成，一個我。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郁文任組長，秘書長叫沙洪，形成一個九人人事安排小組。……事先，領導班子的名單要徵求多方面的意見。因為我和唐達成兩人當時已是作協黨組成員。至於我們兩人參加人事安排小組是作協的意見，還是上面中宣部賀敬之他們的意見？現在也弄不清楚。……從開始，一直也沒考慮黨組書記安排唐達成，曾考慮過張光年再留任一屆，做好過渡；也有過由賀敬之中宣部副部長兼任作協黨組書記的方案；有一段時間，還有把馬烽調回來當黨組書記的打算；後來，又考慮王蒙，那時候王蒙已經是中央委員。……弄得人眼花繚亂的。……黨組裡是不是留下馮牧，書記處考慮不考慮葛洛，以老帶新的意思。名單排列，唐達成、鮑昌兩個書記處常務書記，下來是葛洛、我。一開始名單上沒有葛洛，後來怎麼又加上了。還有張鍥要進書記處，……1983、1984年醞釀的名單，從維熙是王蒙建議的，鮑昌是賀敬之建議的……裡面有些來龍去脈。
束沛德一提起個線頭，就展現出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
事情大概還得從上屆作代會說起，看看昔日的兩大板塊如何向今天的兩大板塊演變。
劉錫誠（文藝評論家、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分黨組書記——老高注）是這樣說：
1979年，文藝界的鬥爭是很激烈的。……周揚從1977年復出後，第一次在《人民文學》的座談會上就作檢討。他還流淚，很真誠的。人們對周揚好感，覺得他有自我反省精神。而林默涵從來沒有一點自我檢討的意思。他還對周揚的自我檢討不滿，說，1957年的反右，又不是你周揚定的，你有什麼權力代表中央檢討、道歉？林默涵這個人非常倔，耿直，他不會耍兩面派，也從不背後整人。所以大家都仍然很尊重他。直到後來分成左、中、右，大家仍覺得那就是他的性格。……當時鬧得很厲害的時候，周揚把這幫子人，因為都是他的人麼，都召集到他的家裡，想彌合這些分歧。周揚在他安兒胡同的家裡，讓這些人開展自我批評，互相交換意見，據說開了八次會，都沒有解決。1981年前後，周揚在一次黨員領導骨幹的會上講，這邊敬之、白羽，那邊光年、荒煤，你們都要作自我批評。那時候周揚還想維持住一個團結的整體，因為他們都是在周揚領導下工作過的人。
就像丁玲陣營“分化”出唐達成等人一樣，周揚的“統一戰線”也迅速地發生變化，進行重新組合。以後，經歷“兩部作品和一家刊物”（兩部作品為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白樺的《苦戀》；一家刊物，指讓《時代的報告》停刊）；“三個平反和一篇文章”（三個平反是：為胡風、馮雪峰、丁玲的三個平反問題，以及批判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以及從清除精神污染到京西賓館會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原來周揚、丁玲對峙的兩大板塊，逐漸演化為張光年、賀敬之對峙的兩大板塊。而這明顯的兩大板塊中，又呈現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犬牙交錯。第四次作代會的籌備工作，就是在這麼一種大態勢下展開。
兩大板塊犬牙交錯 張光年的日記中寫得平靜如水，然而從這平靜中，也不難看出波光漣漪：
1983年6月2日 星期四 晴
……馮牧電話：中宣部部務會開了兩次，賀敬之作了措詞激烈的發言。……作協“四大”請示報告已批下：“請賀敬之同志多協助各項籌備工作”。
1983年6月7日 星期二 晴
……3時半參加黨組會，討論召開“四大”有關問題，決定為此最近召開書記處會，7月召開分會工作會議。我強調各項籌備工作爭取賀敬之同志領導，重要的請他拍板，並請文藝局派人參加三個籌備組。
1983年6月10日 星期五 晴
……下午3時半至7時，賀敬之來我處談了三個半小時，這是柯岩（賀的夫人，時任《詩刊》副主編）事先約好的。……談到召開“四大”籌備工作，按批示由他領導並拍板。他說日內將邀束沛德等到文藝局商談。……
1983年6月14日 星期二 晴
……晚朱子奇電話告之：下午他參加了賀敬之召集作協黨組（包括列席的孔、葛）開會，聽取作協“四大”籌備意見的匯報，認為7月召開工作會議不利，不如先分頭下去了解情況，交換意見後再開，易於求得一致。馮在會上對黨組工作有倦勤意（不想幹了）。
1983年7月5日 星期二 晴
……作協為籌備“四大”召開的工作會議，明天開幕。我接受馮牧建議，明天不用參加，而在今天下午去（鐵獅子胡同）招待所看望外地同志。……
1983年7月6日 星期三 晴
上午九點三刻，賀敬之同志來談，……無其它重要內容；……我談的：“四大”後堅決辭職，請組織上早些考慮人選。……
1983年8日5日 星期五 晴 熱
……上午與周揚同志漫談，我說服他不要反對我辭去作協黨組書記職務，他對我提出的理由表示同情，但不贊成完全辭去。……
1983年8日26日 星期五 陰
看了葛洛留下的文藝局署名的宣傳工作會議材料《關於文藝情況和工作安排意見（討論稿）》，感慨萬端，益增辭職決心。
1983年9日14日 星期三 小雲
上午接北京朱子奇電話，告以：最近鄧力群邀黨組同志（馮牧滯穗未參加）談作協“四大”問題，主張大會延至12月下旬開會，先選好代表，……
1983年9日30日 星期五 晴
上午9時，中宣部工作組王慧敏、劉林（幹部處長）、雍文華、趙鐵信及朱子奇、唐達成、馮牧相繼來，濟濟一堂。王慧敏組長就該組來作協調查兩個半月（個別談話三十八人，座談會三次，整理書面材料二十九份）的結果，向作協黨組領導做了近三個小時的系統介紹，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基礎上，指出作協工作、黨組、黨組成員及其它領導的缺點及弱點，也提出了改進的建議。……工作組還介紹了作協許多同志對我個人的意見，講了許多好話，同時指出因年紀大，身體不好，接觸人受局限，“耳根子軟”，耽誤事情。有些同志主張我還應在黨組掛名，多數意見是：“不忍心再拖住他。”有的提出賀敬之兼，有的主張唐達成繼任，我表示贊成並感謝，於是念了寫給中宣部並中央要求免去作協黨組書記職務的報告，連同致鄧力群、郁文、賀敬之三同志的信，鄭重拜託王慧敏同志轉交。……
1984年2月25日 星期六 霧
上午9時，按照事先約定的，賀敬之、王蒙先後來，賀有話要談，拉王陪同。賀主要談了……（二）人事安排小組提出今後由賀兼作協黨組書記，調馬烽來參加領導，我對調馬烽、排馮牧的做法提出異議。
1984年2日26日 星期日 晴
……我向他（馮牧）扼要介紹了昨天賀敬之所談內容。……他主張要調馬烽，就儘快調來，參加籌備“四大”包括起草報告，免得臨時返工。有情緒，可也有道理。……
1984年2月28日 星期二 晴
……下午3時半，張僖、謝永旺應邀來談。我向他們扼要傳達了作協下屆人事安排設想（黨組只剩他二人不了解）。張僖想不通，表示要離休。（說人事室已為我、張僖、王翔雲三人申報了離休，怪事！）謝認為書記處變動太猛，表示焦慮。
1984年5月10日 星期四 晴
……下午唐達成、束沛德同來，……我表示不贊成這種搞法，……黨組交接班辦法要重新考慮，我現在不贊成賀兼作協黨組書記的辦法。……
張光年的日記，寫得掩飾而含蓄。我們只從他提出辭職的舉動中，似乎隱隱地感覺到一股情緒的流露。後來，張光年在1985年2月6日黨組會上的一次發言，對辭職的真實意圖就表達得十分明顯了。“83年夏天，宣傳工作會議的紀要出來後，我讀了，為此而提出辭職。其中提到一系列批判題目。一、對形勢估計悲觀，所以展開一系列批判。1、人道主義；2、無為而治；3、現代派；4、趙丹遺言；5、黃山筆會，鼓浪嶼會議。……總的看來就有個對文藝工作的估計。而由此而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有關。現在可以很清楚，是與中央的估計有尖銳矛盾的。因此做法措施也不會很準確。”
而賀敬之的說法就比較明朗和激烈了。賀敬之在我對他的訪談中說：
“在作協四大之前，我去看張光年，張光年跟我講了兩件事情，我聽了以後，就對光年同志覺得很遺憾了。原來還是比較一致的。一個就是作協的班子問題，他跟我講，因為過去我是他的下級了，所以他講得很不客氣。”
筆者插話問賀敬之：“以前他是你的領導，可後來你們兩人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你是中宣部分管文聯、作協的副部長，他就算是作協黨組書記，也還是在你領導之下，怎麼和你談話，仍然是一種俯視訓斥的口氣？”賀敬之答：“是呀，完全是那麼一種口氣。我這個人也沒有什麼架子，可能還是原來那樣。他跟人說話，卻完全是：‘啊……怎麼能這樣呢……’一幅官腔。”筆者又問：“他後來對你的態度，是不是與你們的位置打了顛倒，你躍居他之上，使他心理產生不平衡所致？”賀敬之答：“那我不好說這個話。”
隨後，賀敬之又回到剛才的話題上。
“張光年對我說，賀敬之同志啊，作協的班子你們還要徵求我的什麼意見呢？你們不是已經都定了麼，你們要把丁玲捧出來。我說，怎麼是我們要捧出來，丁玲原來不已經是副主席了嘛？他打斷我的話，我告訴你，如果把丁玲抬出來，文藝界就大亂了。我說，她是一個老太太，怎麼就能大亂了呢？很清楚了嘛。你們把馬烽搞出來，馬烽就是丁玲的人嘛。……還有這個，這個你不會不知道吧？馬烽和江青的關係？我說，這件事我是參加處理的，因為正式報到中央來了，我是正式請山西省委作了調查，這是沒有問題的。副主席有很多名，馬烽確實我提了，我還提了孫犁。我說，無論從資格上講，從成就上講，這兩位同志都應該吸收進來。與此同時，我是有這麼一個意思，馬烽同志就到北京來工作。但是還沒有定，還不是黨組，就是主席、副主席。他們就這麼敏感。馬烽同志，在文藝界本來就有那麼大影響，他已經不僅是在文章中，在講話中也是講‘四個堅持’的。所以有那麼一些人就覺得氣味不對，就傳謠說他在大寨的時候，跟江青怎麼怎麼樣。但實際上，是莫須有的。提馬烽的人還有一個你想不到，是巴金同志。巴老提出副主席裡面應該有馬烽。我跟張光年同志講，不是這樣，副主席裡面巴金同志也提到馬烽。”
馬烽就這樣莫名其妙，身不由己地被捲入這場角逐之中。在我對馬烽的訪談中，馬烽也談到這個問題。
“第四次作代會的時候，籌備了好長時間，中宣部直接領導的。人選問題，主席、副主席哪些人，委員哪些人，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大家都可以推薦，他們綜合。大概推薦我當副主席的還不少。為什麼不少？我主持過第四次青年作家代表大會，而且在創作上，我回了山西還寫了些作品。推薦我當副主席的人員裡面主要有三個人：謝冰心、丁玲、巴金。巴金和我一塊出過國，他來過太原，我們陪著他去大同雲崗，是在1964年。他1963年還和我一起去了日本一趟。後來，他老婆蕭珊也來過，她是《收穫》的編輯，來組稿。住在我們家，和我關係也可以。冰心兩次和我出國，像老大姐一樣，人家覺得我這個人品還可以，解放區培養起來的年輕作家，也應該掛上一個，老中青都應該有。丁玲嘛，也提了。丁玲這一提就壞了，大概上去以後，就說這個人不行嘛。據說是張光年傳出來的，最早是周揚說的。到周揚那兒，他是丁玲的人呀，張光年奉命就傳達下來。所以，從籌備組那兒就傳出來了。這就把我免啦。
“我和丁玲有啥關係呢？黃志剛是我們晉綏的，我來山西的時候，就和管我們的史紀言說，你們文藝界就是弄派性呢。在延安時候就是魯藝和文抗。後來周揚上台以後，文抗的基本上都打成右派了。丁玲、艾青、白朗、舒群、寫《八路軍軍歌》的公木都打成右派了。這也是我後來非離開北京的原因。我一個小蘿蔔頭跟誰呢？跟誰近了也不行。到北京看這個，把那個惹惱了，看那個，又把這個惹惱了。我誰也不看。我才不願意回這個北京。”
圍繞作協新班子名單，各方激烈較量
於是，圍繞著作協“四大”的名單，兩大板塊劇烈衝撞，各自施展手段。
中組部、中宣部派出的人事安排小組，通過一份《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班子設置的補充意見及徵求意見的安排》的報告，經鄧力群、賀敬之審閱批准，開始了大範圍的徵求意見行動。從1983年12月初，分別由郝一民、王敏、王慧敏等分赴廣東、上海、遼寧等地徵求意見。沙洪、趙鼎新、張少庭、劉林等同志在北京徵求有關同志意見。並把各地各方面徵求回來的意見，編了十幾期《情況反映》。
我無法全部摘錄這些《情況反映》，如果部分摘錄又怕給人造成斷章取義或者厚此薄彼的誤解。因為這些《情況反映》，反映的都是極為敏感的人事問題。誰推薦誰了，誰非議誰了，誰說的話抱著怎樣的企圖，誰反映的情況又為了達到什麼目的。……總之，全部引無法容納；部分引又似乎有傾向性之嫌。所以我乾脆一句不摘錄，光抄錄一下這些《情況反映》分發的範圍。
發：習仲勛、宋任窮、胡喬木、胡啟立、喬石同志，中組部陳野萍、王照華同志，中宣部部長、副部長、顧問、秘書長，幹部局、文藝局，人事安排小組成員。
也許人數不算很多，但影響之大，範圍之廣，分量之重，誰也掂量得出。
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一舉一動是非常關注的，束沛德介紹了這樣一個情況：
“要說起來，中間還有這麼一段，張光年對我們倆（束與唐達成）有了些意見。因為當時我們兩個人是人事安排小組成員，會開得很多，我出去了兩次，一次是到東北，一次是到武漢，徵求對作協、文聯領導班子的意見，回來以後寫成簡報。當時中宣部一個常務副部長經常到會上去，這個會先考慮作協的班子，後考慮文聯的班子，會上麼，可能會提到這個人那個人，我和唐達成呢，也是一種機械性吧，當時一再強調，人員沒有定下來，不要往外傳，不要過早地，這方面呢，後來光年呢，嫌我們跟他通氣不夠，就是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組的會的情況。當然了，我們不可能開一次會就到你那裡去，當然了，可能我們腦子裡還有點框框吧。”
我問：“張光年作為本屆黨組書記，中宣部、中組部的人，關於人事安排，他們同張光年不通氣？”
束沛德：“那當然還是要通氣的。一段時間，最後形成一個什麼結果了，再徵求他的意見。會議上是一個工作班子，他要不斷地提出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見，機構怎麼設置，班子哪幾個人，它有個過程。也可能提到。比方作協要設常務理事會，主席、副主席到底老的留哪幾個，新的要加幾個，形成個意見後才能跟張光年見面。……
“這裡面，可能，……（束沛德的話說得有些吞吞吐吐了）……可能也涉及到，賀敬之與張光年、馮牧之間，在反精神污染上，已經形成了……已經有些意見。所以在某些密切地配合方面，有些，聽說賀敬之同他們有段時間都不說話了。所以四代會前，負責層之間的矛盾，降到我們這一層，……（束沛德又停頓了。難言之隱？）我們不是每開一次會議，不便馬上回來就……當然我們還是，我們也不會在張光年面前隱瞞什麼，忌諱什麼，還沒輪到我們說的時候，就這個呀那個呀，張光年已經知道了。後來，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作法有些意見，也是有些他的不同的看法的。最後，這個人事安排小組提出的名單，上至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呀、萬里呀、習仲勛呀，包括喬石、胡啟立都會參與意見。”
從馬中行（唐達成的夫人——老高注）的日記中，也可看出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敏感：
昨天，達成準備了一天整黨對照檢查，晚上念給我聽，半夜三時他才全部改完，又念給我聽。……今天上午，達成作了對照檢查。別人提意見：……光年說，人事安排小組時，他對達成有意見，達成不信任他，也不跟他通氣。達成說，上邊有紀律。
在唐達成的工作筆記中，1985年1月26日記載著張光年在唐達成整黨對照檢查後的一段發言：“……這個人事安排與中央精神相對立，這應該與我們商量。應該找人支持、撐腰。不找我商量，這種畏難我就不同情了。”後來，張光年在給中宣部整黨工作提意見的發言中，表達得就更為明確了：“人事安排問題，1、不符中央意圖；2、不合文藝界人心。”
面對如此嚴峻的態勢，張光年確實沒有少動腦筋，這點，從他日記上也得到反映：
1984年5月15日 星期二 晴
……下午3時半王蒙應邀來談，他對中宣部最近一些過分的措施也覺費解。談到作協黨組，他主張唐達成挑第一把手擔子，他願全力支持，但不參加黨組。………
1984年5月19日 星期六 多雲
上午，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送來“親收絕密件”（今年28號文件）：《中央書記處在聽取中組部工作匯報後提出的重要意見》，其中規定年齡已過的中央級及省、市第一把手，明年黨代會前退下來，換上六十歲以下的優秀幹部。這是個喜訊，中宣部、作協、文聯的領導班子問題都不難解決了。作協黨組王蒙不願干，就讓唐達成干吧。
1984年6月15日 星期五 陰
……下午王蒙來，……我提出請他擔任新黨組書記，列入我提的名單，他堅持只同意任黨組組員，願全力支持唐達成。
1984年6月29日 星期五 晴 （高至35度）
……王蒙來電話：賀敬之日前訪他，自訴有很多為難之處。他決定不調馬烽了，也不提自兼作協黨組書記，而勸王蒙接班。王辭謝，表示支持唐達成接班，賀贊成唐，對馮牧意見仍很大雲。……
1984年7月10日 星期二 陰
上午翻閱了今春日記，回憶一些事情，為向仲勛同志匯報，記下幾條備忘錄。
仲勛同志秘書來電話，邀我下午3時半去談。
下午準時去勤政殿，范民新秘書說仲勛頭暈，大夫去了。我說不談了，范說習一定要我等他。如是再三。我與范秘書漫談一小時後，習被人攙扶來了。我說“今天不談了”。他說“要談”。我說只談十分鐘，結果談了一個小時。我談的少，他談的多，也很重要。他贊成作協“四大”12月開，要給中央寫個報告，他表示支持。我說要為作協黨組提出參考名單，他說“對了！”我扶他送我出門，勸他回家休息。他說談的這些，他要告訴耀邦。他走路不穩，我很擔心。
1984年7月13日 星期五 晴
上午黨組會。……會上，我首先扼要介紹了與習仲勛同志談話中有關召開“四大”及另提新黨組名單的內容。
下午王蒙來。他已從馮牧處得知我同仲勛談話要點。……
1984年8日15日 星期三 晴
唐達成、束沛德來。……賀敬之沒時間同他們談，只讓梁光第轉告，賀此刻不能批，作協要找中央同志批也好。他倆還談了“人事安排小組”即將上報作協黨組、主席團等名單。……
歷史進展的線條是紛繁的。在此期間，曾被人稱之為“馮老大、賀老二”的賀敬之與馮牧兩兄弟，由睡一個炕沿，鑽一間防震棚的親密無間，變得分道揚鑣，勢同水火；聰明絕頂的王蒙與反覆無常的胡喬木之間，那層撲朔迷離的關係以及對整個事態發展的影響；楊子敏進入中宣部任文藝局代局長，在張、賀兩大板塊的擠壓中，如何手足無措，感慨萬端，張光年對楊子敏由“寄予厚望”到“令我很失望”的過程；以及在此期間，朱子奇、張僖、蔣子龍、張鍥等等等等眾多人物，如太陽系中的眾多星球，既有公轉軌跡，又有自轉軌跡，形成了一個群星燦爛而又浩瀚飄渺的銀河大系。那就不是一個人的傳記可以窮盡。
從維熙（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這樣對我談到他的進入黨組：
“考察名單從來沒找我談過話，所以我認為就沒有考察過我。至少應該跟我談話的，但從來沒有找過我。……我在北京作協就安安靜靜地寫我的東西。這中間，胡喬木給我來過兩封信，其中也沒談這件事，只是談我的作品。一個《北國草》，一個《雪落黃河靜無聲》，這信我一直保留著。……所以我進作協黨組，既意外又突然。在我同輩人裡面，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劉紹棠，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按說他比我更有資格，我知道他跟胡耀邦關係又比較近，在五十年代的時候，胡耀邦就比較喜歡他，大概他太鋒芒畢露，也太狂妄。是不是覺得從維熙比較憨厚呀？其實他們只看到我的一面，另一面，我跟賀敬之照樣也拍桌子。”
從維熙的話使我想到許多盡在不言中的潛台詞。我想到胡喬木在這個時期突然給從維熙寫信的含義；想到胡喬木與王蒙非同尋常的關係；還想到張光年日記中提到，王蒙最後一刻提名了從維熙。我無法了解其中的內在聯繫，只能隱隱感覺到：各種用力，最終因相悖、抵消、借力、合力，最終形成了這麼一個用力方向。最後名單的形成，恐怕無論是對苦心經營要延續自己控制的張光年，還是對不露聲色要體現自己意志的王蒙，都有始料未及之處。或者說是，因為順應某些一閃即逝的偶然因素而順水推舟的結果。總之，歷史進程中充斥著偶然性，也許其中蘊含著某種必然。這種偶然與必然的交織辨證，使人們更多地產生“不到火候不揭鍋”的謹慎，以及“夜長夢多”的擔心。所有這些突變，對於組織部門按部就班、嚴格慎重的對幹部的考察程序，就顯得非常具有諷刺意味。而對一系列漫長過程中的考察之人和引薦之人就顯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張光年與賀敬之鬥法逐漸占了上風
張光年、賀敬之雙方，在中國作協領導班子的名單問題上，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難以統一到一起。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張光年在這場“鬥法”中，逐漸占據了上風。
賀敬之說：“劉白羽和張光年他們原來很接近的，關係也挺好。後來劉白羽同志講，張光年這個人很厲害，張光年的厲害之處在於，他極善於看風使舵，藉助風力，收到效果。”賀敬之嘗到了張光年的厲害。
詩人邵燕祥在與我的訪談中，如此說到賀敬之：
“從1981年底，就開始反自由化。賀敬之當時是中宣部文藝局局長，還當中宣部副部長，1981年前，賀敬之和他老婆柯岩呀，基本上找的位置，還是支持呀，保護呀，……但到1982年初，有一個事情呢，使他們給自己重新定位。就是1982年波蘭瓦文薩團結工會事件。就是胡喬木提醒黨中央，存在這麼一種敏感的大的傾向。1956年毛澤東在匈牙利事件之後，也曾提醒全黨，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後來，1981年的秋天，10月、11月、12月的時候，胡喬木、陳雲提出這麼個問題。1982年，鄧力群在中宣部傳達兩個文件，一個七號文件，一個九號文件。七號文件是關於新聞、廣播、出版的一些重新規定，九號文件是要取締非法組織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開始了起起伏伏的批《苦戀》呀，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呀。從這個時候起，賀敬之就決心緊跟鄧力群，鄧力群那個時候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
“因為此段時間我和賀敬之老婆在《詩刊》共事，從她的話里話外呀，我感覺到他們之間有些許諾，有些交易。就是他們在這條道路上堅持下去以後，鄧力群將會更加得勢，他是要取胡耀邦而代之。1987年就是這樣的勢頭，有種說法，鄧力群是影子內閣。他們在下面有種種的活動，就是要把鄧力群推上去。鄧力群和宋平是陳雲在延安組織部時的兩員愛將。鄧力群更加上升之後，他所空出的位置，賀敬之將可望得到。進而進入書記處，成為分管文教的書記兼中宣部長。從此，就更加死心塌地的，甚至過去說過的話也都不算數了。”
寫到此處，我需要客觀公正地為賀敬之說幾句。在唐達成二十多本的工作筆記中，記錄了賀敬之在各個不同時期的講話。我看到，在處理劉賓雁問題時，他發表了這樣一番話：“要適應氣候，但不要大起大落。”賀敬之在中顧委生活會上批判他的對立面張光年時，說出的是這樣一段話：“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能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左反右。”從這些話中，我看到賀敬之清醒、正派的一面。這也是人本質本性本色的一面。當然無庸諱言，賀敬之也是現實中的人，作為黨的一名高級領導人，他必然有領會中央精神，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一面。我還注意到賀敬之在青年作家創作會上說的一句話：“我們培養的是接班人，不是掘墓人。”在1984年初，中宣部部署整黨工作的會議上，賀敬之說過一句類似的話：“是砸鍋還是補鍋，這不僅是一個態度的問題，更是一個立場的問題。”這又是人的黨性、思想覺悟的一面，是組織性、原則性的一面，也是人的社會性的一面。
人的一生往往會面臨多次選擇。選擇之時即命運轉折之機。這裡不僅僅是有價值觀念的取向問題，更有生存利益的權衡問題。對人的本性而言，價值取向很難超越利益權衡。
當然，無論冠以什麼名目的選擇，其本質是生存的選擇，但其中也體現性格的因素。要不然在同樣是生存的選擇上，有人是“不撞南牆不回頭”的執著；而有人卻是“浪子回頭金不換”的變通。同樣為詩人出身的張光年、賀敬之，在這場選擇中顯示了性格的迥異。大概同為詩人，也有“豪放派”、“婉約派”風格之分。
陳丹晨說過這麼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唐達成在張光年家裡開會，親耳聽張光年說，那次唐達成說我們還要調一些幹部，張光年說，幹部問題麼，不要著急，要看清楚是自己人，再往進調。自己人，什麼叫自己人？因為作協那些頭頭，我不說結黨營私啦，他們非常講這個東西。”
唐達成信奉的不拉幫結派，不參與團團伙伙的處世準則，受到了衝擊。
唐達成還有一句話就說得比較袒露了。唐達成說：“我大概確實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張光年推薦我學習一段毛主席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政治的判斷，要說難也真難，要說簡單其實十分簡單。英明領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政治的高度智慧表現在最簡單的邏輯推理之中。”
束沛德代唐達成而言：“我們就處在，這面，黨組書記是張光年管；那一面，中宣部是賀敬之分工抓作協，所以我們呢，也得不斷地到賀敬之那裡去匯報工作，要求我們作協這個事那個事應該怎麼怎麼辦。有唐達成一個人去的，也有我和唐達成兩個人到賀敬之那裡去。開始那一段呢，賀敬之沒有落選，好像還好一點，對我們兩個人麼，因為工作關係麼，該怎麼匯報怎麼匯報，該把情況帶回來就帶回來。這一段還可以。四大以後這個問題就尖銳了。”
賀敬之在與我的訪談中，提供了唐達成對他說的這麼一段話：
“……我說，達成，最近你這精神狀態不怎麼樣啊？唐達成對我說，我跟你說心裡話吧，他講，在許多問題上，你是按中央的精神辦的。也都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你也是按部委會上的決定來辦的。但是我後來感到很困難了。我在你這裡辦公室聽到的是一種中央的精神，可是我回去後聽到的還有另一種中央的聲音。使得我無所適從，左右為難。我也不好說在你這裡聽到的不是中央精神，可回去後則成為另一種。我也不好和你具體講。……後來，又過了一段時間，84年底，85年初，他就跟我不怎麼來往了。有一次，他跟我講，上一次我跟你講有兩個中央精神。現在我覺得，你所理解的執行的這個中央精神是從文件上來的，實際上還有你所不了解的。這我就恍然大悟了。”
馬烽在1984年9月中宣部召開的會議上，發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團結問題，加強團結，不團結有幾種原因：一、是歷史原因；二、是運動的後遺症；三、是小道消息太多，傳來傳去很走樣，也不利團結。前兩年好像有兩個司令部發出來的話。搞得下面不知聽誰的好。希望能有所解決。團結問題不解決，會對文藝界有影響。有意見也應該按組織手續來提出，擺到桌面上來解決。”
“文革”的過來人都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稀里糊塗站錯隊，懵懵懂懂跟錯人”。想不到歷史發展，社會進步了這麼些年，人們仍然面臨久治不愈的如何“劃線站隊”。
賀敬之說：“後來的京西賓館會議，就使我更加恍然大悟了。”
京西賓館“黑會”？
下面是《詩人賀敬之》裡的一段話：
從（京西賓館）座談會一開始，特別是進行到丁玲、趙尋發言當天，會外就傳出謠言：說這是一個背着中央開的“黑會”，“整人的會”，是“加大馬力搞‘清污’的動員會”，並傳說“有一個一百多人的批判名單”，說“賀敬之要把丁玲捧上台”，更為聳人聽聞的是：“趙尋在會上公開反對胡耀邦！……”
賀敬之對此全然不知。他對整個會議的進行感覺良好，認為座談會上有不同意見發表是思想活躍的表現，經過這次會上的交流溝通，會後再繼續努力，逐步統一認識，增進團結不是不可能的。
與會的同志普遍反映也是如此。當時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的唐達成同志在兩年多以後——1987年5月一次會上發言回顧說：“我作為京西賓館會議的參加者，確實沒有感到這次會議要整人。後來我聽說有同志就此向中央送了材料，我不知道實際情況是怎麼回事，但如果認為這次會議想整人，那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恰當的。”
當時，連會外流言也還未聽到的賀敬之，更不會知道唐達成同志說的“有同志就此向中央送了材料”。突然，文藝局的同志緊急告訴他，中央辦公廳通知要馬上報送座談會的全部文件和簡報，已報的還要增加若干份。緊接著，通知賀敬之到中南海開會。
賀敬之按時到達中央書記處會議室，耀邦同志、鄧力群同志和其他幾位有關同志都已到場。
耀邦同志先開口：“你們正開的這個會，我們不知道。賀敬之同志，你先不要說，說也無非是解釋。你們的會怎麼收場？如果你們不行，只有中央去收了。時間不多，你先聽別人發言。”
一位與會的同志首先發言。他從公文包里取出顯然是告狀的材料不時翻看着，對賀敬之進行批評：“……你們還要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又要批這個、整那個……海內外多少項投資都抽回去了，還能這樣幹嗎？……丁玲的事已經解決了，怎麼又弄出來……還有個什麼簡報的事，矛頭針對誰呀（意指耀邦同志）……”
賀敬之不禁怔住了。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弄成了這樣？
接著一位同志長篇發言，一句未提告狀的具體內容，只講了自己對一切工作要服從於和服務於經濟建設中心的認識。然後又一位同志翻出簡報上登的賀敬之在座談會上的《開場白》，挑出其中一句批評說：“不要發展，光講堅持，這樣的馬列在世界上形象可不好啊！”
賀敬之實在憋不住，山東人的倔勁兒上來了，他直話直問：“耀邦同志，今天是批評我的會吧，我是不是沒有發言權啦？”
耀邦同志說：“你是中央委員，誰說你不能發言？說嘛。”
為搶時間，他扼要地把座談會的宗旨、內容、開法和進展情況作了說明，特別說到五次文代會的指導思想應是鼓勁、團結、繁榮，而這個座談會就是為五次文代會做準備的。
在他離座要走時，賀敬之趕上去說：“耀邦同志，請等一等。有些問題還沒談，特別是我覺得有同志有誤會，我希望和你談談。你要沒時間，別的同志也行……”
耀邦表示可以：“你看和誰談？”
賀敬之這時明確感到同剛才那位手拿告狀材料的同志是談不出結果的，就提出和胡啟立同志談。啟立同志同意：“敬之同志，下去約個時間吧。”賀敬之和他並排走出會議室，情不可禁地對他嘟囔：“這算什麼事啊，搞了這一場……”啟立同志口氣親切地說：“老兄，沒什麼，不過是不該哪壺不開提哪壺啊。”……
兩天后，賀敬之和胡啟立進行了將近四個小時的談話。他開頭就從“壺”的問題說起：“中央正確決定的方針政策，怎麼會在誰那裡成了不開的‘壺’？我們怎麼能知道哪壺開哪壺不開？我們只應照中央正式文件辦。啟立同志，你們在中南海辦公，可以不直接面對下邊。我們在第一線，對群眾的提問怎麼能老是避而不答呢。文藝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文藝領導層中的幾位同志一直不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精神污染，可我一直相信他們這樣是不會得到中央支持的。這兩天我才知道他們那把不開的‘壺’是怎麼回事。但我仍相信，這不會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的精神，更不是整個中央的精神……”
“喬木有特點：不同中宣部商量，來回地變，越級指揮”
賀敬之還和胡啟立詳細談了文藝界領導層中歷史上的和現實中的複雜矛盾，談到自己了解事實真相和辨清是非的曲折過程，特別是在現實矛盾中按中央方針辦事的困難……
賀敬之在訪談中，頗為感慨地對我說：
“四次作代會的時候，張光年他們就直接和中央書記處發生關係了。和習仲勛。作代會的報告起草好送給我一份。那時候，我正在開另一個會，全國宣傳工作會。報告看了以後，我表示同意。因為裡邊基本觀點還是一致的。這裡邊我要給你講一下，我和張光年同志，和馮牧同志，在文藝觀點上沒有大的差別。……
“後來，十二屆二中全會了，明確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這一時期，喬木同志很活躍。批了很多的文章。打電話，而且親自批。在這個會議不久，召開了各省省長會議。會議上專門請他講了清除精神污染。喬木同志有這麼個特點，他有什麼事也不同我們中宣部商量。來回地變，越級指揮。
結果我們根本不知道，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個，所以我對喬木同志也是有意見。不過有意見歸有意見，我對喬木同志還是很尊重的。
“……後來，我說這個上頭的複雜性。開始，我也沒感覺到耀邦同志會和小平同志不一致。也沒想到喬木同志忽而這樣忽而那樣。我什麼時候才知道喬木同志點了那麼多的名，到省長會上講得聲色俱厲，在全國造成那麼大的影響，喬木同志突然給中央寫個檢討。我們在第一線的同志，有時候講些話，做些工作，跟不上中央的精神。（無奈地笑著搖頭）只好根據我們自己的判斷。如果我不同意的話，當然也不能盲從了。喬木同志是忽左忽右的，造成了一度時期左的表現。上面下來的主要是喬木同志，幾個批語，又不屬實，上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當時就有人提出來，在批黑龍江的那個材料上，完全不是鄧力群的問題。他們往鄧力群身上推。文藝界麼，當然歸到了我的頭上。……沒多久，他們就說，鄧力群搞極左，中宣部搞極左，中宣部要整人，他很快就站到那麼個立場上。……從一定的渠道，他們知道耀邦是不贊成搞清除精神污染的。他們知道，喬木同志是沒準頭的，一會兒可以這樣，一會兒可以那樣。因為喬木同志馬上作了自我批評。他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他講的這個不確實，那個也不確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無所適從。
“……喬木先通過我們幹部局，說現在清除精神污染，作協文聯那兒問題比較多，作協這面，丁玲一些老同志提了意見的，怎麼辦呢？你們中宣部派兩個聯絡組下去，要提出兩個聯絡組的名單。以幹部局為主。幹部局當然找我商量了，我也補充了幾個人選，大約是這樣，現在我記不太準確了。
“有一天，胡喬木來了，說我們商量一下，看怎麼派聯絡組去工作。結果我一看，把張光年也請來了。張光年來了麼，我也沒說什麼，嘿嘿，本來說是喬木同志的指示，我想聽聽他有什麼意見，結果張光年來了。幹部局就把打印的名單給與會的每人發一份。後來，說着說着，幹部局問喬木同志，這個名單怎麼樣？喬木說，什麼這個名單怎麼樣？要什麼名單呀！因為這個之前，請張光年發了一個言，張光年很帶情緒的，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清楚，我發什麼言？很帶情緒的。什麼名單麼，光年同志剛才講了麼，沒有什麼必要吧。你們怎麼看法呀？至於丁玲同志反映些情況，這個問題不大麼，就像馬路上的小石子一樣，腳一踢，就踢到旁邊去了嘛。這個時候我心想，我們這些在下面工作的同志真難呀。
“……到京西賓館會議這個時候，前往中央送材料，這個是馮牧同志送的。連夜的趕，很辛苦的。他給劉朝蘭同志說，我們那時候的辛苦你們都不知道。在光年那兒，連夜地趕，就像當年搞秘密地下工作。我們給齊心同志講，齊心同志是習仲勛同志的夫人，實際上是帶材料給習仲勛同志送去。他跟劉朝蘭講，劉朝蘭就很奇怪。劉朝蘭是烈士子女，後來是彭真同志養女。
“中宣部的人還往耀邦同志那兒反映，張光年他們也反映，說我跟不上形勢，所以耀邦同志還講，你要跟得上喲，不要跟不上。我說，我怎麼跟得上呢？你們上邊一會這麼說一會那麼說——我當然不是這樣措辭了，只是說，‘我這個人反應比較慢。我得下去好好琢磨琢磨。’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作協的這些人，絕對是搞政治的，這個很明了。而且他們不僅是思想上，在組織上也很有一套。這邊是通過習仲勛，《人民日報》的秦川，天天在習仲勛那裡。秦川是《人民日報》社長、總編。還有胡績偉。這可厲害。（苦笑了兩聲）張光年還聯繫到李銳。每個會上都罵毛主席。還有黎之，社科院的。這些都是張光年聯繫的。所以到作協四大的時候，張光年到中央書記處匯報，說哪些同志不同意。……
“唐達成在這種環境下他有一個選擇，這個選擇的過程可能很痛苦，後來他覺得，或者那些人告訴他，可能他們選擇的路是對的。要從紅頭文件，中央的正式表態，本來是毫不成問題的。但是並不是那麼簡單。”
宣讀鄧力群賀電鴉雀無聲，宣布周揚電話掌聲如雷
後來的事情就變得比較簡單了。明朗化是簡單化的前提。
使事情明朗化的是1984年12月20日中央書記處討論中國作協“四大”的工作會議，是胡耀邦的明確態度。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胡耀邦、習仲勛、胡啟立、萬里、喬石、郝建秀等中央領導同志，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王兆國同志和書記處研究室的領導同志。會議由胡耀邦同志主持。
唐達成的工作筆記上對這次會議有詳盡的記錄。這個時候，又一次體現了唐達成速記的本事：
會議開始時，由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同志匯報了這次大會的準備情況和報告的主要內容。
接著耀邦同志講話：今天的工作會議有三個議題：一、張光年同志的主要報告要議論一下；二、關於人事安排問題要議論一下；三、作協提出要中央的同志去講話，講什麼，誰去講，要具體落實。
喬木同志從廣州打來了電報，他說寫得好，他贊成。這是一家之言，不妨礙大家發言：
……2、報告舉出了許多人的名字和許多作品的名字，稱讚了許多人，列舉了許多作品，我都沒有看過，不知道公平不公平，會不會議論紛紛。舉誰了沒舉誰，誰在主要地位，請你們自己很好地斟酌一下，誰榜上有名，無名，誰前誰後，都請仔細考慮一下。《水滸》上有一百O八將，也有個排座次問題，怎麼定，不好辦，後來天上掉下來塊大石頭，定了宋江就沒意見了。
……如果從三十年代算起，我們黨領導文藝到現在也有半個多世紀了，但有三個不夠正常。
一、我們黨對如何領導文藝，不夠正常，有時好些，有時壞些，……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
二、我們黨派到文藝界的領導幹部與作家的關係不夠正常，……過去一是派的人不適當，一是長期的習慣勢力，搞行政命令、首長意志，有時我們比蘇聯還差，什麼黨組、書記、不懂文藝規律，不懂行。
三、作家之間、黨與非黨、地區與地區，黨員與黨員之間，相互關係也不夠正常，敏感的東西太多，相互議論太多，傷感情太多，積存下來的東西太多。……我認為有這三個不夠正常，希望加以解決。
在談到人事問題時，胡耀邦同志說：“……人事名單如果是黨的部門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是無效性的。……”
上次關於精神污染問題，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思想工作者是人類的靈魂工程師，因此理論戰線，文藝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聲勢。後來我們發現較早就剎車了，這個問題以後不提了，根本不提了。萬里同志說：我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麼叫自由化，說不清楚，以後提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腐蝕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遺毒，就很夠了。耀邦同志說，我同意這個意見，精神污染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這個提法，讓它慢慢消失。……
同一筆記本上，還有此次會議上，眾多重量級人物發言的原始記錄。賀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並有發言。
正是憑藉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這股強勁東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經過了近兩年的反覆醞釀，激烈拉鋸之後，終於召開了。
中國作家協會對這次會議向社會做了這樣簡介：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815人，包括各地選舉產生的代表563人，特邀代表124人，上屆理129人，另有不出席大會的名譽代表55人。大會受到黨中央的直接關懷和指導，自始至終充滿了“大鼓勁、大團結、大繁榮”的熱烈氣氛。
對於這次會議的開幕式，《人民日報》12月30日作了報導：
12月29日上午九時，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京西賓館禮堂隆重開幕。胡耀邦、萬里、習仲勛、谷牧、胡啟立、喬石、薄一波等中央領導同志以及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出席開幕式。會議由唐達成同志主持，並宣讀了巴金同志所致開幕詞。胡啟立同志代表中央書記處向大會致祝詞，博得代表們熱烈掌聲。……
下午，劉白羽同志主持大會，張光年同志作了題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的報告。
1985年第二期《文藝情況》全文登載了香港《鏡報》月刊1985年1月號專為此次大會發的社論《文藝界第一次反“左”》：
文藝界要反‘左’！”這是胡耀邦最近明確提出的。……這個訊息，顯示北京當局將在文藝界著力清除“左”毒，開創新局面，以適應四化建設和經濟改革的需要。
這個訊息，宣告文藝界三十五年來第一次打破反右局面，將使文藝界獲得真正的解放，促進文藝大繁榮局面的到來。北京文藝界人士欣喜之餘，普遍讚賞這一划時代的決策，是可以理解的。
馬中行的日記從個人角度，擷取了大會的一個鏡頭：
大會那天宣布胡喬木的賀電，會場上有三、四個人鼓了幾下掌，看見無人響應，也不鼓了。會場氣氛很尷尬。
接着宣布鄧力群的賀電，半晌，場內鴉雀無聲。
接着，又宣布周揚給大會打來的電話祝賀，會場上猛然掌聲如雷，經久不息。
這場面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縱或控制的。
代表們看到：胡耀邦笑了。習仲勛、胡啟立也笑了。許多主席台上坐著的領導都笑了。
張光年日記也印證了這一點：“……隨後宣讀了胡喬木、鄧力群的賀電、賀信。緊接著宣讀了周揚同志從醫院寫來的短短賀信，突然爆發出熱烈掌聲。耀邦、仲勛也鼓掌笑了。”
政治家在笑什麼？
 溪流出版社版《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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