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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围绕中国作协名单的文坛领导权争夺战 |
| | 前中国当代文坛“第一人”唐达成所走过的路，折射出中国文学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作家的命运都被中国政坛、文坛的大事件所左右，但很少有像唐达成这样，其命运与中国政坛、文坛的大事件直接交织——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
老高按：最近明镜历史网分多篇连载陈为人所著《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的段落，让我想起六、七年前读这本好书的感受，不禁想在这里介绍其中的章节。
一般人对“唐达成”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他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坛“第一人”——不是说他的成就造诣执中国文学之牛耳，而是说他一度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最高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从前很长时间之内各级作协主席都只是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挂名而已，“党是领导一切的”，作协的党组书记，才是作协的真正一把手。现在女作家铁凝当了作协主席，又是中央候补委员，估计她会兼任作协党组书记——若她不是党组书记，那么她这个主席，也就只是挂名而已。
唐达成没当几年作协党组书记，1989年“六四”后他黯然下台，宣告了政治命运的终结。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大起大落，却不是第一次忽跃忽跌。陈为人所著《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是唐达成的第一本传记，先后由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和香港的明鏡出版社出版。敍述的就是这位文学评论家如何以自己的泪与汗，写下生命中一场又一场悲喜剧，以及文坛半个世纪风雨交加的篇章。
唐达成（1928─1999）以文学批评起家，崭露出色才华，特别是1957年发表《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更被认为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振聋发聩之论”。当时有人对他说：“你哪里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为时不久，他就因“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被清理出文坛，成为“文化异端”分子，划为“右派”。锋芒毕露的文学评论家由此开始了向忍辱负重的文坛官僚的转变。
“文革”后，唐达成在文坛仕途上迈出重要一步：受命批判作家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苦恋》中藉人物之口说：“祖国啊，我爱你，但是你爱我吗？”这个提问被视为直接挑战党的权威，兹事体大，当时分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纷纷出马，大批《苦恋》。写作这篇批判文章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二唐”——唐达成与唐因的头上。在八易其稿的艰难历程后，《批〈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刊载於1981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唐达成在文坛中的份量得到了飞跃性提升。1984年底，在高张“创作自由”旗帜并招惹左派人士口诛笔伐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由於宗派势力和政治势力的角力与妥协，唐达成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国文坛的一把手。
文坛内很快就有了“一仆三主”之说，即唐达成不过是周旋於张光年、贺敬之、王蒙“三主”之间的“仆人”而已。唐达成“骑虎难下。他不由自主，又不甘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於是有几分清醒便有几分痛苦，越清醒则越痛苦，左顾右盼，左右为难，强颜欢笑，身心交瘁”，最后的岁月充满“良知的挣扎和精神的突围”（邵燕祥评语）。在严峻的“六四”前，他终于毅然给自己盖棺论定。中国文坛各路人马在评价唐达成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唐达成就个人品质而言，臻於完善。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是唐达成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山西劳动时结识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唐达成的忘年交，历任太原《工人文艺》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发表过中长短篇小说多篇。身为唐达成的挚友，作者不仅有着丰富的个人回忆，而且研读了唐达成生前的工作笔记、发言稿、调查报告、检查、思想汇报、档案、未发表的文稿、和他人的书信往来约600万字。此外，作者亲自访问有关人员70余人，获得近200个小时的采访录音，呕心沥血，终于完成这部50余万字的传记。
陈为人并没有打算写一本为传主唐达成歌功颂德的书，而是从唐达成的经历，透视中国文学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作家的命运都被中国政坛、文坛的大事件所左右，但很少有像唐达成这样，其命运与中国政坛、文坛的大事件直接相交织——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
就事件而言，唐达成经历过1957年“反右”，1962年大连会议，以及改革开放后“为文艺正名”、批《苦恋》、周扬、胡乔木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极端评价的第四次作代会；富有中国特色的京西宾馆会议风波和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直至举世瞩目的1989年“六四”风波中是辞职还是罢官的谜团，不一而足；
就人物而言，由於唐达成所处位置，与文坛上好几个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都是零距离接触：与周扬、丁玲；与张光年、贺敬之；与王蒙、马烽、玛拉沁夫、梁晓声……形成错综迷离的人际交往。由于上个世纪后50年间政治与文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人的政坛沉浮，也都成为唐达成命运跌宕的大背景。正因为这个原因，这部唐达成的传记，展现的是中国文坛上个世纪后5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上升为一部国家的文学史，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我读这部沉甸甸的大书，觉得更珍贵的是，该书将笔触深入到一个被权力左右、又不甘被左右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裂变的惨烈。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唐达成自己说：“我是受着两种痛苦的煎熬”。他的才华和思想被扼杀，被深藏，所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的整体无奈。
唐达成在一生中，无论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还是被迫做不想做的事，都坚守了内心的道德底线，在关键时刻激发出了勇气。身为正部级中国作协负责人，唐达成在“六四”期间以作协党组和书记处名义三次签发严正声明，呼吁政府“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如他自己所说：“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人们的激情热情被无情地消耗了，浪费了。只以为厌倦了，麻木了，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谁曾想，一息尚存，心脏只要还在搏动，血总还是热的。”
这部长篇传记的精彩章节很多，但考虑到许多文坛之外的读者，对文坛内部既鸡零狗碎又你死我活的纷争或许並不会有多少兴趣，我就选了如下这一段落：围绕1984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与时任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光未然）为首的两大派的明争暗斗。两位都是中国著名诗人，贺敬之写出过长诗《雷锋之歌》，张光年更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而且，我有幸还认识贺敬之夫妇、张光年父子——但当时我作为文学小青年，当然是对贺、张彼此争斗的内幕一无所知。而对唐达成，在他还没有当选为作协党组书记的时候，我也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与他单独谈过一个小时。
这里选的文字，恰恰没有多少涉及传主唐达成的内容。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删节了部分枝蔓；文中标题，均为我所拟。
明鏡出版社版《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争夺文坛领导权的明争暗斗
陈为人，选自《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醒悟了的周扬没法让老部下都醒悟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是1984年12月29日开幕，1985年元月5日闭幕，这次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跨了年度，就其所发生的问题，产生的影响，引起的争议，波及的时间跨度，都可称之为是“跨世纪”的。这次代表大会，要选出新一届理事会，选出新的主席团、主席、副主席，书记处，而且还要产生新一届党组班子。凡是涉及权力更迭，人事调整的会，势必不会是一个“轻松活泼的大会”，“团结繁荣的大会”。这次大会，从1983年6月2日，中央批准中国作协召开“四大”的请示报告，会期几经变更，人事安排名单一变再变，一直拖延至1984年底，筹备时间长达一年半，其难产可见一斑。作为“七大群团”之一的作协，主席、副主席、主席团只是一个名份，真正的实权是掌握在党组手里。所以，围绕新一届的党组班子，由谁挂帅，由哪些人组成，前后仅大的方案即有四种。在四个大方案中，小的变动更是层出不穷，即使想勾勒出一个轮廓，也得费一番笔墨。唐达成的位置来之不易。
束沛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在作协四大上当选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老高注）向我作了这样一个轮廓介绍：
中组部、中宣部搞了一个人事安排小组，作协参加两个人，一个唐达成，一个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任组长，秘书长叫沙洪，形成一个九人人事安排小组。……事先，领导班子的名单要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因为我和唐达成两人当时已是作协党组成员。至于我们两人参加人事安排小组是作协的意见，还是上面中宣部贺敬之他们的意见？现在也弄不清楚。……从开始，一直也没考虑党组书记安排唐达成，曾考虑过张光年再留任一届，做好过渡；也有过由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方案；有一段时间，还有把马烽调回来当党组书记的打算；后来，又考虑王蒙，那时候王蒙已经是中央委员。……弄得人眼花缭乱的。……党组里是不是留下冯牧，书记处考虑不考虑葛洛，以老带新的意思。名单排列，唐达成、鲍昌两个书记处常务书记，下来是葛洛、我。一开始名单上没有葛洛，后来怎么又加上了。还有张锲要进书记处，……1983、1984年酝酿的名单，从维熙是王蒙建议的，鲍昌是贺敬之建议的……里面有些来龙去脉。
束沛德一提起个线头，就展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事情大概还得从上届作代会说起，看看昔日的两大板块如何向今天的两大板块演变。
刘锡诚（文艺评论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分党组书记——老高注）是这样说：
1979年，文艺界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周扬从1977年复出后，第一次在《人民文学》的座谈会上就作检讨。他还流泪，很真诚的。人们对周扬好感，觉得他有自我反省精神。而林默涵从来没有一点自我检讨的意思。他还对周扬的自我检讨不满，说，1957年的反右，又不是你周扬定的，你有什么权力代表中央检讨、道歉？林默涵这个人非常倔，耿直，他不会耍两面派，也从不背后整人。所以大家都仍然很尊重他。直到后来分成左、中、右，大家仍觉得那就是他的性格。……当时闹得很厉害的时候，周扬把这帮子人，因为都是他的人么，都召集到他的家里，想弥合这些分歧。周扬在他安儿胡同的家里，让这些人开展自我批评，互相交换意见，据说开了八次会，都没有解决。1981年前后，周扬在一次党员领导骨干的会上讲，这边敬之、白羽，那边光年、荒煤，你们都要作自我批评。那时候周扬还想维持住一个团结的整体，因为他们都是在周扬领导下工作过的人。
就像丁玲阵营“分化”出唐达成等人一样，周扬的“统一战线”也迅速地发生变化，进行重新组合。以后，经历“两部作品和一家刊物”（两部作品为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白桦的《苦恋》；一家刊物，指让《时代的报告》停刊）；“三个平反和一篇文章”（三个平反是：为胡风、冯雪峰、丁玲的三个平反问题，以及批判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以及从清除精神污染到京西宾馆会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原来周扬、丁玲对峙的两大板块，逐渐演化为张光年、贺敬之对峙的两大板块。而这明显的两大板块中，又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犬牙交错。第四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就是在这么一种大态势下展开。
两大板块犬牙交错 张光年的日记中写得平静如水，然而从这平静中，也不难看出波光涟漪：
1983年6月2日 星期四 晴
……冯牧电话：中宣部部务会开了两次，贺敬之作了措词激烈的发言。……作协“四大”请示报告已批下：“请贺敬之同志多协助各项筹备工作”。
1983年6月7日 星期二 晴
……3时半参加党组会，讨论召开“四大”有关问题，决定为此最近召开书记处会，7月召开分会工作会议。我强调各项筹备工作争取贺敬之同志领导，重要的请他拍板，并请文艺局派人参加三个筹备组。
1983年6月10日 星期五 晴
……下午3时半至7时，贺敬之来我处谈了三个半小时，这是柯岩（贺的夫人，时任《诗刊》副主编）事先约好的。……谈到召开“四大”筹备工作，按批示由他领导并拍板。他说日内将邀束沛德等到文艺局商谈。……
1983年6月14日 星期二 晴
……晚朱子奇电话告之：下午他参加了贺敬之召集作协党组（包括列席的孔、葛）开会，听取作协“四大”筹备意见的汇报，认为7月召开工作会议不利，不如先分头下去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后再开，易于求得一致。冯在会上对党组工作有倦勤意（不想干了）。
1983年7月5日 星期二 晴
……作协为筹备“四大”召开的工作会议，明天开幕。我接受冯牧建议，明天不用参加，而在今天下午去（铁狮子胡同）招待所看望外地同志。……
1983年7月6日 星期三 晴
上午九点三刻，贺敬之同志来谈，……无其它重要内容；……我谈的：“四大”后坚决辞职，请组织上早些考虑人选。……
1983年8日5日 星期五 晴 热
……上午与周扬同志漫谈，我说服他不要反对我辞去作协党组书记职务，他对我提出的理由表示同情，但不赞成完全辞去。……
1983年8日26日 星期五 阴
看了葛洛留下的文艺局署名的宣传工作会议材料《关于文艺情况和工作安排意见（讨论稿）》，感慨万端，益增辞职决心。
1983年9日14日 星期三 小云
上午接北京朱子奇电话，告以：最近邓力群邀党组同志（冯牧滞穗未参加）谈作协“四大”问题，主张大会延至12月下旬开会，先选好代表，……
1983年9日30日 星期五 晴
上午9时，中宣部工作组王慧敏、刘林（干部处长）、雍文华、赵铁信及朱子奇、唐达成、冯牧相继来，济济一堂。王慧敏组长就该组来作协调查两个半月（个别谈话三十八人，座谈会三次，整理书面材料二十九份）的结果，向作协党组领导做了近三个小时的系统介绍，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作协工作、党组、党组成员及其它领导的缺点及弱点，也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工作组还介绍了作协许多同志对我个人的意见，讲了许多好话，同时指出因年纪大，身体不好，接触人受局限，“耳根子软”，耽误事情。有些同志主张我还应在党组挂名，多数意见是：“不忍心再拖住他。”有的提出贺敬之兼，有的主张唐达成继任，我表示赞成并感谢，于是念了写给中宣部并中央要求免去作协党组书记职务的报告，连同致邓力群、郁文、贺敬之三同志的信，郑重拜托王慧敏同志转交。……
1984年2月25日 星期六 雾
上午9时，按照事先约定的，贺敬之、王蒙先后来，贺有话要谈，拉王陪同。贺主要谈了……（二）人事安排小组提出今后由贺兼作协党组书记，调马烽来参加领导，我对调马烽、排冯牧的做法提出异议。
1984年2日26日 星期日 晴
……我向他（冯牧）扼要介绍了昨天贺敬之所谈内容。……他主张要调马烽，就尽快调来，参加筹备“四大”包括起草报告，免得临时返工。有情绪，可也有道理。……
1984年2月28日 星期二 晴
……下午3时半，张僖、谢永旺应邀来谈。我向他们扼要传达了作协下届人事安排设想（党组只剩他二人不了解）。张僖想不通，表示要离休。（说人事室已为我、张僖、王翔云三人申报了离休，怪事！）谢认为书记处变动太猛，表示焦虑。
1984年5月10日 星期四 晴
……下午唐达成、束沛德同来，……我表示不赞成这种搞法，……党组交接班办法要重新考虑，我现在不赞成贺兼作协党组书记的办法。……
张光年的日记，写得掩饰而含蓄。我们只从他提出辞职的举动中，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一股情绪的流露。后来，张光年在1985年2月6日党组会上的一次发言，对辞职的真实意图就表达得十分明显了。“83年夏天，宣传工作会议的纪要出来后，我读了，为此而提出辞职。其中提到一系列批判题目。一、对形势估计悲观，所以展开一系列批判。1、人道主义；2、无为而治；3、现代派；4、赵丹遗言；5、黄山笔会，鼓浪屿会议。……总的看来就有个对文艺工作的估计。而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现在可以很清楚，是与中央的估计有尖锐矛盾的。因此做法措施也不会很准确。”
而贺敬之的说法就比较明朗和激烈了。贺敬之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说：
“在作协四大之前，我去看张光年，张光年跟我讲了两件事情，我听了以后，就对光年同志觉得很遗憾了。原来还是比较一致的。一个就是作协的班子问题，他跟我讲，因为过去我是他的下级了，所以他讲得很不客气。”
笔者插话问贺敬之：“以前他是你的领导，可后来你们两人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你是中宣部分管文联、作协的副部长，他就算是作协党组书记，也还是在你领导之下，怎么和你谈话，仍然是一种俯视训斥的口气？”贺敬之答：“是呀，完全是那么一种口气。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架子，可能还是原来那样。他跟人说话，却完全是：‘啊……怎么能这样呢……’一幅官腔。”笔者又问：“他后来对你的态度，是不是与你们的位置打了颠倒，你跃居他之上，使他心理产生不平衡所致？”贺敬之答：“那我不好说这个话。”
随后，贺敬之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
“张光年对我说，贺敬之同志啊，作协的班子你们还要征求我的什么意见呢？你们不是已经都定了么，你们要把丁玲捧出来。我说，怎么是我们要捧出来，丁玲原来不已经是副主席了嘛？他打断我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把丁玲抬出来，文艺界就大乱了。我说，她是一个老太太，怎么就能大乱了呢？很清楚了嘛。你们把马烽搞出来，马烽就是丁玲的人嘛。……还有这个，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马烽和江青的关系？我说，这件事我是参加处理的，因为正式报到中央来了，我是正式请山西省委作了调查，这是没有问题的。副主席有很多名，马烽确实我提了，我还提了孙犁。我说，无论从资格上讲，从成就上讲，这两位同志都应该吸收进来。与此同时，我是有这么一个意思，马烽同志就到北京来工作。但是还没有定，还不是党组，就是主席、副主席。他们就这么敏感。马烽同志，在文艺界本来就有那么大影响，他已经不仅是在文章中，在讲话中也是讲‘四个坚持’的。所以有那么一些人就觉得气味不对，就传谣说他在大寨的时候，跟江青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是莫须有的。提马烽的人还有一个你想不到，是巴金同志。巴老提出副主席里面应该有马烽。我跟张光年同志讲，不是这样，副主席里面巴金同志也提到马烽。”
马烽就这样莫名其妙，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场角逐之中。在我对马烽的访谈中，马烽也谈到这个问题。
“第四次作代会的时候，筹备了好长时间，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人选问题，主席、副主席哪些人，委员哪些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推荐，他们综合。大概推荐我当副主席的还不少。为什么不少？我主持过第四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而且在创作上，我回了山西还写了些作品。推荐我当副主席的人员里面主要有三个人：谢冰心、丁玲、巴金。巴金和我一块出过国，他来过太原，我们陪著他去大同云岗，是在1964年。他1963年还和我一起去了日本一趟。后来，他老婆萧珊也来过，她是《收获》的编辑，来组稿。住在我们家，和我关系也可以。冰心两次和我出国，像老大姐一样，人家觉得我这个人品还可以，解放区培养起来的年轻作家，也应该挂上一个，老中青都应该有。丁玲嘛，也提了。丁玲这一提就坏了，大概上去以后，就说这个人不行嘛。据说是张光年传出来的，最早是周扬说的。到周扬那儿，他是丁玲的人呀，张光年奉命就传达下来。所以，从筹备组那儿就传出来了。这就把我免啦。
“我和丁玲有啥关系呢？黄志刚是我们晋绥的，我来山西的时候，就和管我们的史纪言说，你们文艺界就是弄派性呢。在延安时候就是鲁艺和文抗。后来周扬上台以后，文抗的基本上都打成右派了。丁玲、艾青、白朗、舒群、写《八路军军歌》的公木都打成右派了。这也是我后来非离开北京的原因。我一个小萝卜头跟谁呢？跟谁近了也不行。到北京看这个，把那个惹恼了，看那个，又把这个惹恼了。我谁也不看。我才不愿意回这个北京。”
围绕作协新班子名单，各方激烈较量
于是，围绕著作协“四大”的名单，两大板块剧烈冲撞，各自施展手段。
中组部、中宣部派出的人事安排小组，通过一份《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班子设置的补充意见及征求意见的安排》的报告，经邓力群、贺敬之审阅批准，开始了大范围的征求意见行动。从1983年12月初，分别由郝一民、王敏、王慧敏等分赴广东、上海、辽宁等地征求意见。沙洪、赵鼎新、张少庭、刘林等同志在北京征求有关同志意见。并把各地各方面征求回来的意见，编了十几期《情况反映》。
我无法全部摘录这些《情况反映》，如果部分摘录又怕给人造成断章取义或者厚此薄彼的误解。因为这些《情况反映》，反映的都是极为敏感的人事问题。谁推荐谁了，谁非议谁了，谁说的话抱著怎样的企图，谁反映的情况又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总之，全部引无法容纳；部分引又似乎有倾向性之嫌。所以我干脆一句不摘录，光抄录一下这些《情况反映》分发的范围。
发：习仲勋、宋任穷、胡乔木、胡启立、乔石同志，中组部陈野萍、王照华同志，中宣部部长、副部长、顾问、秘书长，干部局、文艺局，人事安排小组成员。
也许人数不算很多，但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分量之重，谁也掂量得出。
张光年对人事安排小组的一举一动是非常关注的，束沛德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
“要说起来，中间还有这么一段，张光年对我们俩（束与唐达成）有了些意见。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人是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会开得很多，我出去了两次，一次是到东北，一次是到武汉，征求对作协、文联领导班子的意见，回来以后写成简报。当时中宣部一个常务副部长经常到会上去，这个会先考虑作协的班子，后考虑文联的班子，会上么，可能会提到这个人那个人，我和唐达成呢，也是一种机械性吧，当时一再强调，人员没有定下来，不要往外传，不要过早地，这方面呢，后来光年呢，嫌我们跟他通气不够，就是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组的会的情况。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开一次会就到你那里去，当然了，可能我们脑子里还有点框框吧。”
我问：“张光年作为本届党组书记，中宣部、中组部的人，关于人事安排，他们同张光年不通气？”
束沛德：“那当然还是要通气的。一段时间，最后形成一个什么结果了，再征求他的意见。会议上是一个工作班子，他要不断地提出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机构怎么设置，班子哪几个人，它有个过程。也可能提到。比方作协要设常务理事会，主席、副主席到底老的留哪几个，新的要加几个，形成个意见后才能跟张光年见面。……
“这里面，可能，……（束沛德的话说得有些吞吞吐吐了）……可能也涉及到，贺敬之与张光年、冯牧之间，在反精神污染上，已经形成了……已经有些意见。所以在某些密切地配合方面，有些，听说贺敬之同他们有段时间都不说话了。所以四代会前，负责层之间的矛盾，降到我们这一层，……（束沛德又停顿了。难言之隐？）我们不是每开一次会议，不便马上回来就……当然我们还是，我们也不会在张光年面前隐瞒什么，忌讳什么，还没轮到我们说的时候，就这个呀那个呀，张光年已经知道了。后来，张光年对人事安排小组的作法有些意见，也是有些他的不同的看法的。最后，这个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上至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呀、万里呀、习仲勋呀，包括乔石、胡启立都会参与意见。”
从马中行（唐达成的夫人——老高注）的日记中，也可看出张光年对人事安排小组的敏感：
昨天，达成准备了一天整党对照检查，晚上念给我听，半夜三时他才全部改完，又念给我听。……今天上午，达成作了对照检查。别人提意见：……光年说，人事安排小组时，他对达成有意见，达成不信任他，也不跟他通气。达成说，上边有纪律。
在唐达成的工作笔记中，1985年1月26日记载著张光年在唐达成整党对照检查后的一段发言：“……这个人事安排与中央精神相对立，这应该与我们商量。应该找人支持、撑腰。不找我商量，这种畏难我就不同情了。”后来，张光年在给中宣部整党工作提意见的发言中，表达得就更为明确了：“人事安排问题，1、不符中央意图；2、不合文艺界人心。”
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张光年确实没有少动脑筋，这点，从他日记上也得到反映：
1984年5月15日 星期二 晴
……下午3时半王蒙应邀来谈，他对中宣部最近一些过分的措施也觉费解。谈到作协党组，他主张唐达成挑第一把手担子，他愿全力支持，但不参加党组。………
1984年5月19日 星期六 多云
上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送来“亲收绝密件”（今年28号文件）：《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中组部工作汇报后提出的重要意见》，其中规定年龄已过的中央级及省、市第一把手，明年党代会前退下来，换上六十岁以下的优秀干部。这是个喜讯，中宣部、作协、文联的领导班子问题都不难解决了。作协党组王蒙不愿干，就让唐达成干吧。
1984年6月15日 星期五 阴
……下午王蒙来，……我提出请他担任新党组书记，列入我提的名单，他坚持只同意任党组组员，愿全力支持唐达成。
1984年6月29日 星期五 晴 （高至35度）
……王蒙来电话：贺敬之日前访他，自诉有很多为难之处。他决定不调马烽了，也不提自兼作协党组书记，而劝王蒙接班。王辞谢，表示支持唐达成接班，贺赞成唐，对冯牧意见仍很大云。……
1984年7月10日 星期二 阴
上午翻阅了今春日记，回忆一些事情，为向仲勋同志汇报，记下几条备忘录。
仲勋同志秘书来电话，邀我下午3时半去谈。
下午准时去勤政殿，范民新秘书说仲勋头晕，大夫去了。我说不谈了，范说习一定要我等他。如是再三。我与范秘书漫谈一小时后，习被人搀扶来了。我说“今天不谈了”。他说“要谈”。我说只谈十分钟，结果谈了一个小时。我谈的少，他谈的多，也很重要。他赞成作协“四大”12月开，要给中央写个报告，他表示支持。我说要为作协党组提出参考名单，他说“对了！”我扶他送我出门，劝他回家休息。他说谈的这些，他要告诉耀邦。他走路不稳，我很担心。
1984年7月13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党组会。……会上，我首先扼要介绍了与习仲勋同志谈话中有关召开“四大”及另提新党组名单的内容。
下午王蒙来。他已从冯牧处得知我同仲勋谈话要点。……
1984年8日15日 星期三 晴
唐达成、束沛德来。……贺敬之没时间同他们谈，只让梁光第转告，贺此刻不能批，作协要找中央同志批也好。他俩还谈了“人事安排小组”即将上报作协党组、主席团等名单。……
历史进展的线条是纷繁的。在此期间，曾被人称之为“冯老大、贺老二”的贺敬之与冯牧两兄弟，由睡一个炕沿，钻一间防震棚的亲密无间，变得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聪明绝顶的王蒙与反复无常的胡乔木之间，那层扑朔迷离的关系以及对整个事态发展的影响；杨子敏进入中宣部任文艺局代局长，在张、贺两大板块的挤压中，如何手足无措，感慨万端，张光年对杨子敏由“寄予厚望”到“令我很失望”的过程；以及在此期间，朱子奇、张僖、蒋子龙、张锲等等等等众多人物，如太阳系中的众多星球，既有公转轨迹，又有自转轨迹，形成了一个群星灿烂而又浩瀚飘渺的银河大系。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传记可以穷尽。
从维熙（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样对我谈到他的进入党组：
“考察名单从来没找我谈过话，所以我认为就没有考察过我。至少应该跟我谈话的，但从来没有找过我。……我在北京作协就安安静静地写我的东西。这中间，胡乔木给我来过两封信，其中也没谈这件事，只是谈我的作品。一个《北国草》，一个《雪落黄河静无声》，这信我一直保留著。……所以我进作协党组，既意外又突然。在我同辈人里面，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刘绍棠，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按说他比我更有资格，我知道他跟胡耀邦关系又比较近，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胡耀邦就比较喜欢他，大概他太锋芒毕露，也太狂妄。是不是觉得从维熙比较憨厚呀？其实他们只看到我的一面，另一面，我跟贺敬之照样也拍桌子。”
从维熙的话使我想到许多尽在不言中的潜台词。我想到胡乔木在这个时期突然给从维熙写信的含义；想到胡乔木与王蒙非同寻常的关系；还想到张光年日记中提到，王蒙最后一刻提名了从维熙。我无法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只能隐隐感觉到：各种用力，最终因相悖、抵消、借力、合力，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用力方向。最后名单的形成，恐怕无论是对苦心经营要延续自己控制的张光年，还是对不露声色要体现自己意志的王蒙，都有始料未及之处。或者说是，因为顺应某些一闪即逝的偶然因素而顺水推舟的结果。总之，历史进程中充斥著偶然性，也许其中蕴含著某种必然。这种偶然与必然的交织辨证，使人们更多地产生“不到火候不揭锅”的谨慎，以及“夜长梦多”的担心。所有这些突变，对于组织部门按部就班、严格慎重的对干部的考察程序，就显得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而对一系列漫长过程中的考察之人和引荐之人就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张光年与贺敬之斗法逐渐占了上风
张光年、贺敬之双方，在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的名单问题上，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难以统一到一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张光年在这场“斗法”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贺敬之说：“刘白羽和张光年他们原来很接近的，关系也挺好。后来刘白羽同志讲，张光年这个人很厉害，张光年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极善于看风使舵，借助风力，收到效果。”贺敬之尝到了张光年的厉害。
诗人邵燕祥在与我的访谈中，如此说到贺敬之：
“从1981年底，就开始反自由化。贺敬之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局局长，还当中宣部副部长，1981年前，贺敬之和他老婆柯岩呀，基本上找的位置，还是支持呀，保护呀，……但到1982年初，有一个事情呢，使他们给自己重新定位。就是1982年波兰瓦文萨团结工会事件。就是胡乔木提醒党中央，存在这么一种敏感的大的倾向。1956年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也曾提醒全党，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后来，1981年的秋天，10月、11月、12月的时候，胡乔木、陈云提出这么个问题。1982年，邓力群在中宣部传达两个文件，一个七号文件，一个九号文件。七号文件是关于新闻、广播、出版的一些重新规定，九号文件是要取缔非法组织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了起起伏伏的批《苦恋》呀，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呀。从这个时候起，贺敬之就决心紧跟邓力群，邓力群那个时候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
“因为此段时间我和贺敬之老婆在《诗刊》共事，从她的话里话外呀，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些许诺，有些交易。就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以后，邓力群将会更加得势，他是要取胡耀邦而代之。1987年就是这样的势头，有种说法，邓力群是影子内阁。他们在下面有种种的活动，就是要把邓力群推上去。邓力群和宋平是陈云在延安组织部时的两员爱将。邓力群更加上升之后，他所空出的位置，贺敬之将可望得到。进而进入书记处，成为分管文教的书记兼中宣部长。从此，就更加死心塌地的，甚至过去说过的话也都不算数了。”
写到此处，我需要客观公正地为贺敬之说几句。在唐达成二十多本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贺敬之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讲话。我看到，在处理刘宾雁问题时，他发表了这样一番话：“要适应气候，但不要大起大落。”贺敬之在中顾委生活会上批判他的对立面张光年时，说出的是这样一段话：“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能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左反右。”从这些话中，我看到贺敬之清醒、正派的一面。这也是人本质本性本色的一面。当然无庸讳言，贺敬之也是现实中的人，作为党的一名高级领导人，他必然有领会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一面。我还注意到贺敬之在青年作家创作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培养的是接班人，不是掘墓人。”在1984年初，中宣部部署整党工作的会议上，贺敬之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是砸锅还是补锅，这不仅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更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这又是人的党性、思想觉悟的一面，是组织性、原则性的一面，也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面。
人的一生往往会面临多次选择。选择之时即命运转折之机。这里不仅仅是有价值观念的取向问题，更有生存利益的权衡问题。对人的本性而言，价值取向很难超越利益权衡。
当然，无论冠以什么名目的选择，其本质是生存的选择，但其中也体现性格的因素。要不然在同样是生存的选择上，有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著；而有人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变通。同样为诗人出身的张光年、贺敬之，在这场选择中显示了性格的迥异。大概同为诗人，也有“豪放派”、“婉约派”风格之分。
陈丹晨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唐达成在张光年家里开会，亲耳听张光年说，那次唐达成说我们还要调一些干部，张光年说，干部问题么，不要著急，要看清楚是自己人，再往进调。自己人，什么叫自己人？因为作协那些头头，我不说结党营私啦，他们非常讲这个东西。”
唐达成信奉的不拉帮结派，不参与团团伙伙的处世准则，受到了冲击。
唐达成还有一句话就说得比较袒露了。唐达成说：“我大概确实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张光年推荐我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政治的判断，要说难也真难，要说简单其实十分简单。英明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政治的高度智慧表现在最简单的逻辑推理之中。”
束沛德代唐达成而言：“我们就处在，这面，党组书记是张光年管；那一面，中宣部是贺敬之分工抓作协，所以我们呢，也得不断地到贺敬之那里去汇报工作，要求我们作协这个事那个事应该怎么怎么办。有唐达成一个人去的，也有我和唐达成两个人到贺敬之那里去。开始那一段呢，贺敬之没有落选，好像还好一点，对我们两个人么，因为工作关系么，该怎么汇报怎么汇报，该把情况带回来就带回来。这一段还可以。四大以后这个问题就尖锐了。”
贺敬之在与我的访谈中，提供了唐达成对他说的这么一段话：
“……我说，达成，最近你这精神状态不怎么样啊？唐达成对我说，我跟你说心里话吧，他讲，在许多问题上，你是按中央的精神办的。也都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你也是按部委会上的决定来办的。但是我后来感到很困难了。我在你这里办公室听到的是一种中央的精神，可是我回去后听到的还有另一种中央的声音。使得我无所适从，左右为难。我也不好说在你这里听到的不是中央精神，可回去后则成为另一种。我也不好和你具体讲。……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84年底，85年初，他就跟我不怎么来往了。有一次，他跟我讲，上一次我跟你讲有两个中央精神。现在我觉得，你所理解的执行的这个中央精神是从文件上来的，实际上还有你所不了解的。这我就恍然大悟了。”
马烽在1984年9月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团结问题，加强团结，不团结有几种原因：一、是历史原因；二、是运动的后遗症；三、是小道消息太多，传来传去很走样，也不利团结。前两年好像有两个司令部发出来的话。搞得下面不知听谁的好。希望能有所解决。团结问题不解决，会对文艺界有影响。有意见也应该按组织手续来提出，摆到桌面上来解决。”
“文革”的过来人都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稀里糊涂站错队，懵懵懂懂跟错人”。想不到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了这么些年，人们仍然面临久治不愈的如何“划线站队”。
贺敬之说：“后来的京西宾馆会议，就使我更加恍然大悟了。”
京西宾馆“黑会”？
下面是《诗人贺敬之》里的一段话：
从（京西宾馆）座谈会一开始，特别是进行到丁玲、赵寻发言当天，会外就传出谣言：说这是一个背着中央开的“黑会”，“整人的会”，是“加大马力搞‘清污’的动员会”，并传说“有一个一百多人的批判名单”，说“贺敬之要把丁玲捧上台”，更为耸人听闻的是：“赵寻在会上公开反对胡耀邦！……”
贺敬之对此全然不知。他对整个会议的进行感觉良好，认为座谈会上有不同意见发表是思想活跃的表现，经过这次会上的交流沟通，会后再继续努力，逐步统一认识，增进团结不是不可能的。
与会的同志普遍反映也是如此。当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的唐达成同志在两年多以后——1987年5月一次会上发言回顾说：“我作为京西宾馆会议的参加者，确实没有感到这次会议要整人。后来我听说有同志就此向中央送了材料，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但如果认为这次会议想整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恰当的。”
当时，连会外流言也还未听到的贺敬之，更不会知道唐达成同志说的“有同志就此向中央送了材料”。突然，文艺局的同志紧急告诉他，中央办公厅通知要马上报送座谈会的全部文件和简报，已报的还要增加若干份。紧接著，通知贺敬之到中南海开会。
贺敬之按时到达中央书记处会议室，耀邦同志、邓力群同志和其他几位有关同志都已到场。
耀邦同志先开口：“你们正开的这个会，我们不知道。贺敬之同志，你先不要说，说也无非是解释。你们的会怎么收场？如果你们不行，只有中央去收了。时间不多，你先听别人发言。”
一位与会的同志首先发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显然是告状的材料不时翻看着，对贺敬之进行批评：“……你们还要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又要批这个、整那个……海内外多少项投资都抽回去了，还能这样干吗？……丁玲的事已经解决了，怎么又弄出来……还有个什么简报的事，矛头针对谁呀（意指耀邦同志）……”
贺敬之不禁怔住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弄成了这样？
接著一位同志长篇发言，一句未提告状的具体内容，只讲了自己对一切工作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认识。然后又一位同志翻出简报上登的贺敬之在座谈会上的《开场白》，挑出其中一句批评说：“不要发展，光讲坚持，这样的马列在世界上形象可不好啊！”
贺敬之实在憋不住，山东人的倔劲儿上来了，他直话直问：“耀邦同志，今天是批评我的会吧，我是不是没有发言权啦？”
耀邦同志说：“你是中央委员，谁说你不能发言？说嘛。”
为抢时间，他扼要地把座谈会的宗旨、内容、开法和进展情况作了说明，特别说到五次文代会的指导思想应是鼓劲、团结、繁荣，而这个座谈会就是为五次文代会做准备的。
在他离座要走时，贺敬之赶上去说：“耀邦同志，请等一等。有些问题还没谈，特别是我觉得有同志有误会，我希望和你谈谈。你要没时间，别的同志也行……”
耀邦表示可以：“你看和谁谈？”
贺敬之这时明确感到同刚才那位手拿告状材料的同志是谈不出结果的，就提出和胡启立同志谈。启立同志同意：“敬之同志，下去约个时间吧。”贺敬之和他并排走出会议室，情不可禁地对他嘟囔：“这算什么事啊，搞了这一场……”启立同志口气亲切地说：“老兄，没什么，不过是不该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两天后，贺敬之和胡启立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谈话。他开头就从“壶”的问题说起：“中央正确决定的方针政策，怎么会在谁那里成了不开的‘壶’？我们怎么能知道哪壶开哪壶不开？我们只应照中央正式文件办。启立同志，你们在中南海办公，可以不直接面对下边。我们在第一线，对群众的提问怎么能老是避而不答呢。文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文艺领导层中的几位同志一直不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可我一直相信他们这样是不会得到中央支持的。这两天我才知道他们那把不开的‘壶’是怎么回事。但我仍相信，这不会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的精神，更不是整个中央的精神……”
“乔木有特点：不同中宣部商量，来回地变，越级指挥”
贺敬之还和胡启立详细谈了文艺界领导层中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复杂矛盾，谈到自己了解事实真相和辨清是非的曲折过程，特别是在现实矛盾中按中央方针办事的困难……
贺敬之在访谈中，颇为感慨地对我说：
“四次作代会的时候，张光年他们就直接和中央书记处发生关系了。和习仲勋。作代会的报告起草好送给我一份。那时候，我正在开另一个会，全国宣传工作会。报告看了以后，我表示同意。因为里边基本观点还是一致的。这里边我要给你讲一下，我和张光年同志，和冯牧同志，在文艺观点上没有大的差别。……
“后来，十二届二中全会了，明确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一时期，乔木同志很活跃。批了很多的文章。打电话，而且亲自批。在这个会议不久，召开了各省省长会议。会议上专门请他讲了清除精神污染。乔木同志有这么个特点，他有什么事也不同我们中宣部商量。来回地变，越级指挥。
结果我们根本不知道，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所以我对乔木同志也是有意见。不过有意见归有意见，我对乔木同志还是很尊重的。
“……后来，我说这个上头的复杂性。开始，我也没感觉到耀邦同志会和小平同志不一致。也没想到乔木同志忽而这样忽而那样。我什么时候才知道乔木同志点了那么多的名，到省长会上讲得声色俱厉，在全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乔木同志突然给中央写个检讨。我们在第一线的同志，有时候讲些话，做些工作，跟不上中央的精神。（无奈地笑著摇头）只好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如果我不同意的话，当然也不能盲从了。乔木同志是忽左忽右的，造成了一度时期左的表现。上面下来的主要是乔木同志，几个批语，又不属实，上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时就有人提出来，在批黑龙江的那个材料上，完全不是邓力群的问题。他们往邓力群身上推。文艺界么，当然归到了我的头上。……没多久，他们就说，邓力群搞极左，中宣部搞极左，中宣部要整人，他很快就站到那么个立场上。……从一定的渠道，他们知道耀邦是不赞成搞清除精神污染的。他们知道，乔木同志是没准头的，一会儿可以这样，一会儿可以那样。因为乔木同志马上作了自我批评。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讲的这个不确实，那个也不确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所适从。
“……乔木先通过我们干部局，说现在清除精神污染，作协文联那儿问题比较多，作协这面，丁玲一些老同志提了意见的，怎么办呢？你们中宣部派两个联络组下去，要提出两个联络组的名单。以干部局为主。干部局当然找我商量了，我也补充了几个人选，大约是这样，现在我记不太准确了。
“有一天，胡乔木来了，说我们商量一下，看怎么派联络组去工作。结果我一看，把张光年也请来了。张光年来了么，我也没说什么，嘿嘿，本来说是乔木同志的指示，我想听听他有什么意见，结果张光年来了。干部局就把打印的名单给与会的每人发一份。后来，说着说着，干部局问乔木同志，这个名单怎么样？乔木说，什么这个名单怎么样？要什么名单呀！因为这个之前，请张光年发了一个言，张光年很带情绪的，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清楚，我发什么言？很带情绪的。什么名单么，光年同志刚才讲了么，没有什么必要吧。你们怎么看法呀？至于丁玲同志反映些情况，这个问题不大么，就像马路上的小石子一样，脚一踢，就踢到旁边去了嘛。这个时候我心想，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同志真难呀。
“……到京西宾馆会议这个时候，前往中央送材料，这个是冯牧同志送的。连夜的赶，很辛苦的。他给刘朝兰同志说，我们那时候的辛苦你们都不知道。在光年那儿，连夜地赶，就像当年搞秘密地下工作。我们给齐心同志讲，齐心同志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实际上是带材料给习仲勋同志送去。他跟刘朝兰讲，刘朝兰就很奇怪。刘朝兰是烈士子女，后来是彭真同志养女。
“中宣部的人还往耀邦同志那儿反映，张光年他们也反映，说我跟不上形势，所以耀邦同志还讲，你要跟得上哟，不要跟不上。我说，我怎么跟得上呢？你们上边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我当然不是这样措辞了，只是说，‘我这个人反应比较慢。我得下去好好琢磨琢磨。’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作协的这些人，绝对是搞政治的，这个很明了。而且他们不仅是思想上，在组织上也很有一套。这边是通过习仲勋，《人民日报》的秦川，天天在习仲勋那里。秦川是《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还有胡绩伟。这可厉害。（苦笑了两声）张光年还联系到李锐。每个会上都骂毛主席。还有黎之，社科院的。这些都是张光年联系的。所以到作协四大的时候，张光年到中央书记处汇报，说哪些同志不同意。……
“唐达成在这种环境下他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可能很痛苦，后来他觉得，或者那些人告诉他，可能他们选择的路是对的。要从红头文件，中央的正式表态，本来是毫不成问题的。但是并不是那么简单。”
宣读邓力群贺电鸦雀无声，宣布周扬电话掌声如雷
后来的事情就变得比较简单了。明朗化是简单化的前提。
使事情明朗化的是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作协“四大”的工作会议，是胡耀邦的明确态度。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胡耀邦、习仲勋、胡启立、万里、乔石、郝建秀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王兆国同志和书记处研究室的领导同志。会议由胡耀邦同志主持。
唐达成的工作笔记上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记录。这个时候，又一次体现了唐达成速记的本事：
会议开始时，由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汇报了这次大会的准备情况和报告的主要内容。
接著耀邦同志讲话：今天的工作会议有三个议题：一、张光年同志的主要报告要议论一下；二、关于人事安排问题要议论一下；三、作协提出要中央的同志去讲话，讲什么，谁去讲，要具体落实。
乔木同志从广州打来了电报，他说写得好，他赞成。这是一家之言，不妨碍大家发言：
……2、报告举出了许多人的名字和许多作品的名字，称赞了许多人，列举了许多作品，我都没有看过，不知道公平不公平，会不会议论纷纷。举谁了没举谁，谁在主要地位，请你们自己很好地斟酌一下，谁榜上有名，无名，谁前谁后，都请仔细考虑一下。《水浒》上有一百O八将，也有个排座次问题，怎么定，不好办，后来天上掉下来块大石头，定了宋江就没意见了。
……如果从三十年代算起，我们党领导文艺到现在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有三个不够正常。
一、我们党对如何领导文艺，不够正常，有时好些，有时坏些，……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
二、我们党派到文艺界的领导干部与作家的关系不够正常，……过去一是派的人不适当，一是长期的习惯势力，搞行政命令、首长意志，有时我们比苏联还差，什么党组、书记、不懂文艺规律，不懂行。
三、作家之间、党与非党、地区与地区，党员与党员之间，相互关系也不够正常，敏感的东西太多，相互议论太多，伤感情太多，积存下来的东西太多。……我认为有这三个不够正常，希望加以解决。
在谈到人事问题时，胡耀邦同志说：“……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
上次关于精神污染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较早就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万里同志说：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叫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耀邦同志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同一笔记本上，还有此次会议上，众多重量级人物发言的原始记录。贺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有发言。
正是凭借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这股强劲东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反复酝酿，激烈拉锯之后，终于召开了。
中国作家协会对这次会议向社会做了这样简介：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815人，包括各地选举产生的代表563人，特邀代表124人，上届理129人，另有不出席大会的名誉代表55人。大会受到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指导，自始至终充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热烈气氛。
对于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人民日报》12月30日作了报导：
12月29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礼堂隆重开幕。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谷牧、胡启立、乔石、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会议由唐达成同志主持，并宣读了巴金同志所致开幕词。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祝词，博得代表们热烈掌声。……
下午，刘白羽同志主持大会，张光年同志作了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
1985年第二期《文艺情况》全文登载了香港《镜报》月刊1985年1月号专为此次大会发的社论《文艺界第一次反“左”》：
文艺界要反‘左’！”这是胡耀邦最近明确提出的。……这个讯息，显示北京当局将在文艺界著力清除“左”毒，开创新局面，以适应四化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需要。
这个讯息，宣告文艺界三十五年来第一次打破反右局面，将使文艺界获得真正的解放，促进文艺大繁荣局面的到来。北京文艺界人士欣喜之余，普遍赞赏这一划时代的决策，是可以理解的。
马中行的日记从个人角度，撷取了大会的一个镜头：
大会那天宣布胡乔木的贺电，会场上有三、四个人鼓了几下掌，看见无人响应，也不鼓了。会场气氛很尴尬。
接着宣布邓力群的贺电，半晌，场内鸦雀无声。
接着，又宣布周扬给大会打来的电话祝贺，会场上猛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这场面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纵或控制的。
代表们看到：胡耀邦笑了。习仲勋、胡启立也笑了。许多主席台上坐著的领导都笑了。
张光年日记也印证了这一点：“……随后宣读了胡乔木、邓力群的贺电、贺信。紧接著宣读了周扬同志从医院写来的短短贺信，突然爆发出热烈掌声。耀邦、仲勋也鼓掌笑了。”
政治家在笑什么？
 溪流出版社版《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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