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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租界：闻起来臭，吃起來香的臭豆腐 |
| | 在中国存在了一百年的租界，既是破门而入的强盗，又是前行引路的先生；既是灰色染缸，又是红色摇篮；既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又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大本营；既是土匪流氓的蜗居地，又是革命志士的藏身所；既是冒险家和殖民者的乐园，又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讲坛
◆高伐林
写过两篇关于中国人求得洋人保护的博客短文（实际上只是长按语而已）：《另一种视角看待85年前“4·12”政变》《从王立军、陈光诚躲进美国使领馆说起》，转载推荐了几篇讲述一些革命者争取洋人庇护的故事。不得不承认：要是没有美、英、日、俄等外国的保护，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批著名人物，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都会早早丢了性命，中国走向进步、走向现代化的事业，也会遭到大得多的挫折。
写了那兩篇按语，意犹未尽。除了跑到使馆、逃到外国，还有一个题目，也应该说道说道：租界。
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廷失败，被迫打开国门，不得不屈从强权，开放通商口岸，租界也就随之诞生——1843年，在上海率先有了租界。后来，陆陆续续，西方国家在中国若干大城市，一共设了26个租界。
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民国政府陆续废除了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相关特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汪精卫政权率先宣布在自己管辖区域，收回租界；1945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收回外国在中国（未包括香港和澳门）的所有租界和租借地。租界至此画下了休止符。
从1843，到1945，租界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它是中国领土，但又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成为“国中之国”。而这个“国中之国”又居住着大批中国人。租界和中国政府管辖地段，往往仅有一河之隔或者道路相连。租界，使得中国的一统天下，出现了一道罅缝。
我从出生，到读完大学去北京工作之前，一直住在汉口俄租界的一条僻静小街上。那条街，因为欧式风格的建筑较多、较集中，现在被武汉市有关部门划成了“街头博物馆”，好多建筑物上挂了牌子，被当成了值得炫耀一番、吸引遊客的事。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提起“租界”，除了在西方帝国主义强权之下的民族屈辱，我完全不懂得租界对中国的演变还有什么更复杂、更丰富的含义。
那时，我懵然不知：从有租界之日起，造反者、革命党，一遇危险，首先想往外国人管辖的租界里跑；若在租界里被捕获呢？他们祈愿千万别让租界法庭引渡给中国当局……
这是为什么？我在此前的文章按语中写了：难道“洋大人”更是“青天”？外国人对中国人，难道比“血浓于水”的中国人对中国人更亲近、更关怀备至、更负责任、更能排忧解难？当然不是。英美西方人和日本人与中国人相比，就人性而言，都是差不多的，没有高低轩轾之分。他们有私心，有野心，有劣迹，有暴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能让许多遇到麻烦的中国人更信任的，其实只有一条：他们更讲规矩。租界内洋人再凶恶，总得走个“正当的法律程序”。假如落到中国当局手里呢？轻则不由分说，就地正法，重则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还不仅如此。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有了更多的观察和思考：租界，在从满清到北洋、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系统中，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灰色政治空间；也成了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样板。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政府被迫准许外国人来华经商、行医、办学、旅行和传教。这些外国人遭遇到法律纠纷，比如刑事和民事案件，应该由哪个法院并用什么法律来审理呢？
中国当局为维护主权，主张要由中国衙门、按中国法规来审理；但洋人却断然说“No”，要由他们设立机构、按他们本国法律断案。洋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无法接受中国衙门里的刑讯逼供。中国各地的衙门、监狱和刑场上，鞭杖之声、惨叫之声此起彼伏，还有剥皮抽筋、鞭笞火烫、凌迟砍头等酷刑层出不穷。那些戴着沉重的枷锁被铐在官府门前示众，或被五花大绑地插着牌子游街的罪犯，无不让这些西方人瞠目结舌——尽管他们前一百年、两百年，自己的故国其实也是如此。
西方列强凭借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在租界内设立了领事法庭（Consular Courts），规定租界内的外国人违法犯罪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各国驻沪领事自行审理；随后，1868年4月，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这个特殊司法机关，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共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
读中学时，读到鲁迅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且介”？何解？鲁迅自己解释说，这些杂文大都是在半租界里（日租界扩展延伸的地段）写成的，他从“租”“界”二字里各取其一半，就成了“且介”。那时，我对鲁迅在生命最后十年里竟然是从上海日租界里、在外国人庇护之下，向租界外的中国政府投掷“匕首和投枪”，没有一点微词——在帝国主义巢穴中从事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战斗在敌人心脏”，利用帝国主义法规来保护自己，在我看来是多么聪明勇敢、多么值得自豪的事！
中共的“建党大业”，其实也有赖于上海的租界。中共好几个主要创办人陈独秀、李汉俊等都住在法租界——很多人去朝圣的中共“一大”会址，就坐落在当时的法租界内。那时正是北洋政府执政，对政治犯的迫害从未停止。上海租界便是进步人士活动比较理想的场所，声称保护结社、新闻自由的租界当局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分别被关了22天和5天，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大洋100元、400元了事。 我们家所在的租界，也为中共做出过贡献：党史上有重要一笔的1927年“八七会议”共产国际决定撤下陈独秀、换上瞿秋白，就是在我家附近召开的。 不过，据有关资料，革命党人对租界始终痛骂和声讨——用周大伟在《租界的法律故事》（刊于中国《法治周末》）中的比喻：“在这些人眼里，租界像是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特香。” 周大伟引申开来，复述了一位老家在山东牟平的著名法学教授所讲的往事：100多年前，教授家乡附近有个村子，毗邻早年德国殖民者管辖的胶州湾属地（也可算“租界”吧）。村民们为寻求“洋旗”保护，趁着月黑风高，偷偷地将“租界”地标向后移动，以便将自己的村子也包括在内。这不是“挟洋自重”，甚至可斥之为“汉奸”吗？周大伟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这种行为似乎完全可以被理解和原谅——民间公认的生存法则是“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啊。
不管怎样，租界一直是梗在中国人内心的隐痛。谁不记得那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呢：上海外滩公园前竟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它成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个最明显、最典型的标志，也是动员民众反帝反侵略的最生动有力的反面教材。
不过，究竟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告示？争论未休。从历史档案中，至今没有查到直接的记载，没有人拍下过任何现场照片。有个别学者声称亲眼见过这个告示牌，但依然缺乏相关的有力证据。
最近在编《新史纪》杂志过程中，接触了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的一些文章。他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提及：当年洋人限制华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华人不守公德，踏草掐花。据说有史料记载，在外滩公园允许华人凭券入园后，不少人不顾公益，不听劝阻，在里面狎妓作乐、损毁花木、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大小便等，致使公园管理当局恼怒不已。
周大伟引用了另一条资料：1913年，后来当了毛泽东的首任岳父的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这样写道：“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杨昌济还说，西方人虽然是欺人太甚，但中国人如果不改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无湔洗之期”。
周大伟说：“可见，除了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平等权利的‘外省型反应’以外，还有另一种呼吁国人尊重公德、改良习俗的‘内省型反应’。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尤其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里，一直存在这样的清醒反省。但是，在‘五四’以后的激进革命的喧嚣声中，尤其是在1928年外滩公园取消对华人入园的限制后，洗刷耻辱的祝捷声完全淹没了这类微弱的清醒反省。”周大伟不无调侃地说，“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的上述理性反省文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婿后来成了‘开国领袖’而获得彰显和传播”。
华洋一系列冲突，最初就是这样，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扩张的背景下展开，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方相对落后并极端保守，而另一方相对先进并竭力渗透的持久碰撞态势。租界让中国人见识了多少新鲜花样啊，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律师，什么叫司法独立（虽然并不像其本国那么完整），什么叫陪审制……封闭排外保守的中国专制司法体系逐渐解体，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开始为中国社会逐渐接纳，租界起到了中介作用，起到了典型引路的功效。
从周大伟的文章还得知：为什么昏庸保守的慈禧太后会在1900年底（光绪26年）就下诏书启动晚清的司法改革？原来租界竟也是驱动力之一：清廷强烈希望早日废除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但中国的法律只有早一天和西方法律“接轨”，清廷才有理由早一天让西方各国交出领事裁判权。周大伟说：“这个驱动力如此之大，甚至到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境况。”让慈禧太后始料未及的是，晚清的司法改革不仅仅触及了传统的诉讼审判制度与方式，而且直接冲击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体系，成为整个社会走向近代文明重要步骤。
周大伟文章的最后两段话，文采斐然，精辟深刻，忍不住要照抄如下：
……租界在中国境内发挥的作用过于复杂，其复杂的程度可以超出人们的任何想象。任何人试图对其做出简单的归纳，都可能挂一漏万、失之偏颇。它既是破门而入的强盗，又是前行引路的先生；既是灰色的染缸，又是红色的摇篮；既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又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大本营；既是土匪流氓的蜗居地，又是革命志士的藏身所；既是强者傲慢的小天井，又是弱者觉醒的大舞台；既是冒险家和殖民者的乐园，又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讲坛；人们可以说出一万个理由谴责它是罪恶的深渊，也可以说出一万个理由赞美它是文明的窗口。
就是在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租界里，中国近现代的科技、司法、教育、医疗、新闻、城市规划管理、工商管理以及女权意识、市民意识、法治意识、公共道德意识等等成果，像涓涓细流，通过租界所体现的西方文明，点点滴滴地扩散开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冲突，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在反抗、挣扎、调适和妥协中，东西方共同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
四年没有回到我的故乡了。今年若回去，当用新的眼光，来重新仔细打量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的前“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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