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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痛恨卍符号却并不反感锤子镰刀的原因何在？ |
| | 人们并不把红色国家极权主义与纳粹极权主义同等看待，在很多人心目中，纳粹德国是真正的魔鬼，共产苏联则是被妖魔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像社会公平、人人平等，对于大多数人——不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吸引力，要比纳粹德国赤裸裸的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主张要强大得多
曾经在欧洲走过一些地方。无论到哪里，都不会看见人们标榜法西斯的logo——卍徽章；但是只要稍加留心，却能发现许多锤子镰刀图案的标记：帽子上，T恤衫上，招贴画上……在前红色国家的首都布达佩斯，去城郊参观将许多共产时代的雕塑集中起来的“革命公园”，那里就出售许多这一类的商品；在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都能发现这一类小饰品、工艺品，少数是那个时代的古董遗物，多数是商家投放市场的仿制品——之所以仿制，当然也是因为有这种需求。我女儿在德国教书一年，回到美国时也带回不少这一类纪念品：“紅歌”音像制品，旗帜，书籍。
难怪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序言”中写道：“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卍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正是通过这种随意的观察，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围。因为在这里，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同样是大屠杀，同样是集中营，同样是极权主义，人们的认识是如此不同，原因何在？如果说，中国人现在还生活在红色政权之下，了解的真相、真实的好恶受到很多制约；那么，西方人并非如此呀？西欧、北美的知识分子应该早就知晓极权主义的内幕；就是前苏联和东欧，也变色20年了，大量内幕早已解密，骇人听闻的史实（例如卡廷森林事件、东德的“斯塔西”等等）不断在揭发，他们还出了那么多好书、好电影，何以对锤子镰刀这一类图腾，并无像对卍徽章那样的深恶痛绝？
安妮·阿普尔鲍姆还举了一些学者文人的例子：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不光彩关系使他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但是萨特在斯大林反人类罪在很大程度上曝光后继续歌颂斯大林主义，却没有使他名声受损。我还可以补充类似事例：人们对与纳粹有瓜葛的卡拉扬颇有非议，却对与斯大林也有瓜葛的肖斯塔科维奇放过一马。
原因显然也不是左派的极权主义危害较轻：虽然苏联与中国没有毒气室和焚尸炉，但是红色高棉居然虐杀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强！我在华盛顿看过浩劫博物馆，在柬埔寨看过“白骨塔”，直觉毛骨悚然；但是中国真要建起“文革”博物馆，难道残酷血腥的程度会比那些逊色吗？
人们并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与纳粹极权主义同等看待，甚至许多人并不把前者视作极权主义——尽管斯大林杀的人比希特勒还多（中国大饥荒死人更多，但原因复杂，姑且不论），人们却并不太在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共产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相提并论的：纳粹德国是真正的魔鬼，共产苏联则是被妖魔化，才有了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对苏共、苏联的无限惋惜，感叹“却无一人是男儿”。
想去想來，我只想到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像社会公平、人人平等，对于大多数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纳粹德国那种赤裸裸的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主张要强大得多。尽管斯大林与毛泽东这些人付诸实践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安妮·阿普尔鲍姆感叹锤子镰刀等等革命符号的市场化，类似的现象，在中国怕不比在前苏联、欧洲严重百倍千倍！中国甚至以红色旅游作为标榜，红色纪念品、红色主题餐厅、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像章、绿军装、红宝书……更别提“红歌”“红书”“红剧”“红影”了。也该像安妮·阿普尔鲍姆那样问一句：是不是“时至今日，认识‘文革’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仍然没有完全到位”？
下面我转载几篇孙立平探讨极权主义和举国体制的短文。许多人都知道孙立平这个名字，这位清华大学教授是我早就非常敬佩的中国著名学者，最近才知道，他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读博士时的论文导师，习近平十八大接任后，孙教授就被戏称为“国师”，但他仍是一介知识分子，没有依附于政治权力。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一种新的统治形态
孙立平，作者博客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极权主义的能量
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孙立平，作者博客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何以可能？
孙立平，作者博客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可以在一时之间轰轰烈烈，成果辉煌。于是有时也会引来无数人们的艳羡，据说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有一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羡慕不已。势利的学者也会不失时机地营造一些美好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例。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随便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习的。因为它背后需要一种体制。
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一种极为自负的体制。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体制。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前三十年是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改造了社会；同样地，也是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后三十年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发展了经济。而现在又要把这种自负进一步地推进到所谓“中国梦”。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体制化的结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举国体制。这种举国体制在体育、经济发展和救灾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其实，明白了体育，也就明白了中国经济。明白了金牌，也就明白了GDP。
举国体制是总体性权力的产物。它建立在两个东西的基础之上。一是权力的全面控制和渗透能力，二是社会各个部分的不能独立运转。因此，举国体制只存在于总体性社会中，在专制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专制社会调动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举国体制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发展体育赢金牌是如此，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一切出于政治考量，为此不惜违反自然规律，不惜在其他的方面付出代价。
举国体制的第二个特征，是运动式的运作方式。有人将这些年的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文革”，就是这个意思。正如童大焕所指出的，想不到文革中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经济挂帅”的指导下，这种“文革”的做法仍在大行其道，只不过那时候是“政治挂帅”，实行的是“政治文革”，今天则是“经济挂帅”，实行的是“经济文革”。
举国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全面调动资源，用尽一切手段。比如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拆迁中，政治与行政的手段，暴力的甚至黑社会的手段，社会的手段甚至株连九族，经济的手段等等，轮换交替使用。这因为权力是总体性的，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直系亲属停职停薪，停止子女上学等作为威胁手段，其他的社会是无法做到的。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举国体制与此前的举国体制不一样的。新的举国体制是在催生了市场，并用权力重组了市场因素之后形成的。如果对这种举国体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内部的具体机制：
（1）动员机制：可以体育、救灾、盛会和高铁为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制度模式通过新举国体制延伸出来的；
（2）动力机制：可以以强制拆迁为案例，看看权力驱动与市场驱动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
（3）控制机制：可以以舆论和互联网为案例，权力和市场式如何配合的。现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在体制上将两种机制整合在一起，既是权力式的，又是市场式的；
（4）吸纳机制：可以以两会为案例，看看是如何对社会精英进行吸纳的；
（5）整合机制：如组织系统；
（6）汲取机制：可以以房地产为案例，看看政府与企业是如何作为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汲取社会财富的。
这种举国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其成就的原因在此，其弊端的根源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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