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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英雄”（上） |
| |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被笔者问及的专家学者，都不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具备预测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我这个人哪，怕过谁？我这么想了，就这么干了！”
◆高伐林
改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来年。这是并不算短的历史跨度，不仅微观上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例如当时的绝密函电陆续解密、当事人的回忆陆续问世，而且从宏观上看，足足有三代中国人，将他们的命运提供给后人，作为重新审视“西安事变”意义与后果的重要参照。
笔者在数年之间访问“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后代、海内外近代史学者和中共党史工作者，数度探访“西安事变”的重要场所如张杨指挥部、捉拿蒋介石的华清池、软禁蒋介石的高公馆，以感受当时的环境气氛，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位学者说得好：有很多事，单凭自身显示其是非；有很多事，得靠空间判定其对错；有很多事，更需时间证明其祸福。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固然无法预见数十年间或正或负的连锁反应、更无法对之负责，但是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不可能不预测风险、评估得失。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被笔者问及的人，都不认为张学良具备预测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我这个人哪，怕过谁？我这么想了，就这么干了！”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曾说：“张学良晚年不去中国大陆，是他一生中唯一聪明正确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一生中的其他选择都是错误的！
“西安事变”的两位发动者，张学良（左）与杨虎城。（资料图片）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正住在华清池五间厅的这一套间。听见枪响，他翻过后墙，攀上后面的山坡。（高伐林摄）
张学良走上中共道路的引路人
笔者采访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的外孙女、《罗章龙文集》的整理者之一罗星原时，她提醒我，罗章龙的战友黎天才是张学良的重要幕僚，是最早向他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的引路人，而罗章龙更直接推动张学良发动兵变。
罗章龙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1月，中共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秘密来华，挟共产国际的圣旨，以清算李立三路线为由，强力支持他的学生王明上台。罗章龙等人认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几个人，决议和人事更动不符党章，不具合法性，拒绝承认，另行组成“中央非常委员会”。以罗为首的这批人被称为“叛徒”“分裂主义者”，被“革出教门”。其中就有黎天才，又名李渤海，他原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来成为罗章龙“非常委员会”的北方区委员之一。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会说三条渠道：
第一，在上海委托李杜，接洽中共及共产国际。1936年通过宋庆龄牵线，中共党员刘鼎被派来张学良帐中当代表。
第二，通过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他于1934年7月加入中共，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渠道，后因张另有了下述更直接的途径而中止。
第三，是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王以哲手下的团长高福源。彭德怀要他去甘泉劝降，去后67军王以哲军长却要与他见面，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张表示愿与中共全权代表商谈共同抗日，于是引出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罗章龙文集》中的说法，却将张学良与中共的思想交往推早了好几年：黎天才1929年被捕，被营救出狱后到张学良行营担任秘书。1935年夏天，已经脱离中共、到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罗章龙，在青岛海水浴场与黎邂逅，随后跟在张学良军队里工作的好几个昔日战友恢复往来。张学良专程前往开封与罗章龙密谈。
罗章龙对张罗首次密谈的时间记为“1936年春”，而他的文集整理者认定时间应为1935年4月23日（因当时报载这天张学良行程是午前因公务到开封，晚上到河南大学），还说是罗有意把“时间写错”（见《罗章龙文集》下册，706页）。
罗章龙为何要把“时间写错”？整理者并未解释。但如果“张罗首次密谈”为1935年4月，那就在罗章龙与黎天才重逢之前了。
罗章龙记叙，张学良说来访意图是“希望彼此谈谈关于打开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罗还说：从这次谈话之后，西安与开封双方间信使往还络绎相属，最后初步决定两项计划，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
罗章龙言下之意，似乎认为张学良决定包括发动兵变的两项计划，是因为与他“信使往还络绎相属”磋商的结果。这未免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吧——罗章龙当时已经既无人马，更无武装，身后也没有苏联、共产国际，仅为一介教书匠，张学良难道被他一忽悠，就决定发动兵变？
《罗章龙文集》中有一篇题为《罗章龙谈西京兵变》的附录，是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资料汇编，其中有罗自撰文稿，也有未完的手稿，还有后人的补充文字。其中谈到张学良来探访罗章龙的用意，从行文语气上看是罗章龙自己写下的，与上述说法却有相当大出入，而且更为可信：
“汉卿（即张学良）来汴，‘代表东北大学，请您讲学。’说罢，秘书面交东大聘函而退。”“双方谈话开始，他介绍东北大学情况，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
这篇附录中还写到罗章龙后来到西安回访，见张学良于私邸，毫无拘束地畅谈。在应邀作演讲之后，张学良还亲自驾机，带他上天遨游华山。
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编写组长、著有《张学良传》的张魁堂，引述存于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也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29年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到东北任私人秘书兼讲武堂教官，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罗章龙文集》中记载为“中央委员”，后任罗章龙的北方区非常委员会书记——高按）做张的机要秘书。黎天才等三人都曾是共产党人，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学说有了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潘、吴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学良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每天上下班乘车要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别墅里，张也要他们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罗章龙生前从未对外人透露过自己与西安事变的瓜葛，仅晚年同家人谈到，后人根据其口述回忆而于1990年代中期罗仍健在时写了《关于“西京兵变”之补充》，其中也称：张学良“请中共党员吴汝铭担任他的马列主义教师”。(见《罗章龙文集》下册，709页）但语焉不详，也没有写从何得知。不能排除是从张魁堂那里听到——张曾于1992年拜访罗章龙并留下名片，很有可能对罗转述了《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
黎、潘、吴等只能算是“前共产党人”——他们此前都已被捕脱离了中共。学者杨奎松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共有关档案中，包括其在东北军的秘密党组织的报告中，都未发现黎天才等人在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当中起过任何作用。黎天才关于张学良研读马列理论的说法迄今只是孤证，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但张身边早有一些前中共骨干，他看重他们，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兴趣，应是可能的。
为何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中共，还要按照中共的意图行事？这是因为，他们脱离中共有各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但他们长期持有的向往社会平等、正义、为劳苦人民求解放的价值观念，仍然在内心起作用。“文革”中很时髦的一句话是“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却恰恰相反：“组织上出了党，思想上没有出党”。
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时，黎天才任政训处处长。据黎记述：张学良“曾想组织一个独立政党”，“什么纲领政策，以及政党组织，都由我写成方案。”
当时中共给张学良派的代表是刘鼎，张通过刘鼎与中共多次联系，却从来没有对刘鼎透露辅导自己学马列的黎天才，可见在张的心目中，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是不必或不应让刘鼎乃至中共得知的。当张学良积极申请参加中共时，身边始终潜伏著这个神秘的黎天才，张的文电多出自黎的手笔。罗章龙说：张杨起事通电全国的八点主张，“电文由黎天才执笔，修改文字后发出”；司马璐披露，“西安事变”结束，张学良瞒著周恩来送蒋介石回南京，唯一的知情者就是黎天才。
司马璐说：黎天才后来被中共处决。
我们有理由推测，张学良与罗章龙、与这些身旁的前中共干部接触，不会对中共党内极为残酷、不择手段的派系倾轧毫无耳闻。但是他还是要参加中共。1935年，当张学良得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之后，引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话说：“不患中国有共产党，却患中国有假共产党。”那么，张学良申请入党时，心里是否明确，想加入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他是真的认同这个党所标榜的主义，还是认同这个党所使用的手段？
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英雄（下）
汪精卫与张学良（上）——读史札记
汪精卫与张学良（下）——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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