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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访杨继绳（下）：为什么我要调查大饥荒 |
| | 杨继绳在查阅资料中，深感当时各地有良知的官员和记者，冒著巨大的政治风险，记录、汇报了不少真实情况，虽然这些报告，一直被密藏在档案柜中。他弄清了自己父亲饿死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这不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墓碑》是一部集体记忆之书，是为三千多万受难者所写的墓志铭
◆高伐林
（续上篇）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证历史重大事件、能采写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杨继绳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运。
“我当记者时，就很羡慕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另一个美国记者说过：我看到历史在我面前爆炸，我将爆炸的历史变成永恒。这些对我鼓舞很大。当记者一定要写重大事件。”杨继绳告诉我。
《震撼世界的十天》，我也读过，记叙俄国十月革命如火如荼的最初几天的所见所闻。曾几何时，十月革命的呐喊声中诞生的共产主义苏俄一朝崩解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过：广阔的活动空间才能成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像李光耀尽管视野和能力非凡，但是在蕞尔小国新加坡，他能成就的事业终究有限。我想，同理，杰出的记者，也靠跌宕起伏的时代来造就。如果赶上一个按部就班、波澜不兴的时代，他空有一身本事，也难有非凡作为。有大抱负的中国记者应该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曾纪泽语）。如果说，思想解放运动成就了刘宾雁，那么，可以说，改革开放深化年代成就了杨继绳。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政者，正也。子帅一正，孰敢不正？
老同学继绳
吴官正可能对这句话不高兴，从此断了联系。
得罪了李瑞环
批评杨继绳的不止是中宣部长，天津主政的领导人也批过杨继绳。杨继绳告诉我，他在天津新华分社当记者时经历了四届市委书记，对其中三届的工作写过批评文章，招来了不少是非。1979年初，他写了《陈伟达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很高兴，称赞小杨不错，提出要调他去“协助我抓工业”，杨没有应允。李瑞环来天津后，八十年代初杨在《天津日报》写了篇杂谈《学历·知识·才能·贡献》，在学历至上的年月指出这四者是不能画等号的，最后要看贡献。学历不高而自视很有才能的李瑞环觉得很对口味，要调杨去市委研究室当副局级调研员。不料，1987年、1988年杨继绳查了很多资料，听取了金融界朋友的意见，写了四篇揭示天津经济地位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这第二经济高地正在下沉；还写了一系列述评，其中一篇《孤岛的困窘》：是将天津比作物价“人造孤岛”。他以火柴为例，指出低价并非成本低，而是大量财政补贴造成，“孤岛效应”导致火柴外流、限产、短缺，表面上稳定了物价，实质是违反经济规律、影响经济改革。
这下得罪了急欲有亮眼政绩的李瑞环，据杨继绳所知，李瑞环在会上、见外宾时忿忿地说了九次：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是光荣的孤岛！
“六四”后李瑞环上调北京进了政治局常委，有几个朋友告诉杨继绳，听见李瑞环聊天时说过好几次：天津有个杨继绳，反对我，后来一查，他是个书呆子！
杨继绳后怕：幸亏没有调到天津市机关去工作。
《亚洲周刊》还披露过一件杨继绳的轶事：有一次，驻天津部队66军搞军事表演，天津分社的记者被请上了主席台，军长跟记者一一握手。但因为杨几次揭露了驻军的问题，军长走到他跟前不仅不握手，还瞪了他一眼，杨继绳也回瞪了军长一眼，事后他笑著说，这是“以眼还眼”。
最惭愧当时竟没感到很大痛苦
这位1940年出生的“退休老记者、在任副社长”，用他带著浠水乡音的普通话，对我语速极快地回顾著他的记者生涯，尤其是他调查、写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经过。这本书在香港四个月就印行了四版，继续畅销不衰，“在香港和海外中文书市上就非常不错了！”
历史感与现实感——这两方面，在杨继绳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他在作为一名记者时，采写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如何克服难题，主导他、鼓舞他的信念，就是自己是在记录历史，有站在历史高度俯瞰的自觉；那么，当他书写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之际，在脑海中念兹在兹要针对、要针砭的，恰恰就是现实。
杨继绳强调：历史与新闻是相通的，相通点就是一个字——“信”，“信”，就是真实。当了40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三真”原则始终不变。
我问：你为什么会想起写《墓碑》这本书？
杨继绳说得很平实：1997年，我写的《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后，再写什么？中国值得写的重大事件太多了，“反右”，“文革”，写的人已经很多，我一想：大跃进大饥荒国内还没有人写大部头啊，这样就选择了这个题材，一干就是上十年，1999年之后光收集材料，就花了三四年。
其实，杨继绳选择这个题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大跃进－大饥荒的岁月，给他投下过浓重的阴影。虽然他对我语调轻松地说“大跃进那时我正在长个儿，就没有长起来”，但其实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父亲就死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
杨继绳在回答《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回忆：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塆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出了三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塆。走到塆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著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唯有牺牲多壮志’（毛泽东诗句）么。”
跟毛跟得紧，百姓就遭殃
调查大饥荒，难度可想而知。杨继绳告诉我，写这本书完全是个人的业余时间。“我是新华社记者，有这个身份带来的方便。我往往是出外采访，完成任务后再待几天，搜集材料来写这本书。到图书馆、资料室泡几天，搜寻材料并抄录、复印下来，也采访了一些人。”
他跑了很多当年的重灾区，像安徽蚌埠、凤阳，河南信阳……仅在四川一地，光是把查到的资料复印下来，他就自己掏了一千多元。
六十年代灾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死人百万的河南信阳，杨继绳是抽时间专程去的。杨继绳告诉我，当年新华社驻信阳的记者已经退休，陪着自己去找知情人。信阳市委宣传部却拒绝让他查阅历史资料，杨继绳没辙，就先到基层、农村跑了一个星期，采访各种当事人、目击者，请他们口述历史。后来回到郑州，他请河南省委秘书长签了字，才再去资料馆，查到了许多当时的文件、内部简报。
“查资料很费劲啊，那个年代的的资料，都是用缩微胶卷保存，我一只手摇，一只手抄。一抄三四天。还怕没收，带了好几个笔记本，今天用这个本，明天用那个本——他们要不让拿走怎么办？用这个办法就可以减少损失，你没收吧，只能没收我今天带去的这一本笔记。很多资料室还有规定呢，‘不准引用’、‘不准转载’……”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当代史中空前惨痛的大悲剧。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基本正常的年景、在和平发展年代里发生的惨剧。而这场大饥荒，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墓碑》叙述了各省轻重不等的骇人灾荒，也专门分析了各省为什么饿死人的比例有那么大的差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各省地形气候、地理位置、资源多寡，使灾民在饥馑中能够维生的条件有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各地的农民实际平均留粮多少——这就是农民的最低生存线。
杨继绳对我说，他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各地领导人中，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者，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较弱者，造成的灾难就相对较轻。当然，如果离心力强，也不行，那就戴不稳乌纱帽了。
我问：你写这本书，单位里没有对你造成压力吧？
杨继绳回答：我写书时没有对同事提起，但也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支持我。我要调查，要求社里开介绍信，都能顺利开出来——当然，我不便说调查“大饥荒”，而是说调查粮食政策、农业政策等。他也没有感到精神上受到周围的压力。《墓碑》这本书出来，新华社也没人问。
真话不能让百姓知道
杨继绳在查阅资料中，深感当时各地还是有不少有良知的官员和记者，冒著巨大的政治风险，汇报了、记录了不少真实情况。虽然这些报告，一直被密藏在档案柜中。他对我说，现在看，当时的一些调查报告、会议记录，保留了很多历史真相，当时新华社记者的“内参”也说了一些真话。
所谓“内参”，就是“内部参考”，是专门往上呈报、不公开发表的调查汇报。这让今天的人们感叹：真话，是不能让百姓知道的！
我问杨继绳，你当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多还是写见报的稿件多？他想了想说，写“内参”更多。他写的“内参”，后来不少被中央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转发。毕竟，真话虽然不能让老百姓得知，但能让手握重权的领导人知道真实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杨继绳告诉我，新华社与毕竟不同于一般党政机关，更宽松一些。他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近20年，“我们分社的头儿，资格很老，是延安出来的12级干部。有些稿子，他就是不太有把握，也敢签发”。
毛泽东50年代有个批示撑了“内参”的腰。杨继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记者写“内参”，通过新华社系统“通天”，各省市负责人告状，埋怨说他们不受信任，告状对新华社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出面解释说，这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是两个渠道么。新华社不是官也不是民，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另外一个渠道。这一“最高指示”保护了新华社。“不过，到运动来了，写‘内参’的记者还是要挨整。”
杨继绳叹了一声：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反思历史是为了放下包袱
通过写作这部著作，杨继绳终于弄清了他父亲饿死的那场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他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墓碑》一书，是凝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也是为3600多万受难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铭。
我问：大饥荒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多数中国人已经忘了“饥饿”的滋味，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人进入了列宁所说的“胖得发愁”阶段。《墓碑》这本书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对我这个问题，杨继绳很认真地思忖一下之后才说，共产党执政，干了一些好事，也干了很多错事，错事成了历史包袱，如何释放？不释放，包袱越背越重，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成问题。共产党如何释放这些历史包袱？
农业问题非常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中共领导搞的是农民革命嘛。中国农民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光是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就是几千个亿。在过去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不可能反抗，现在制度变了，农民对于不公的待遇，就会反抗。今天别说三四千万人饿死，就是三四千人饿死，就不得了了，三四千人饿死，也会产生过去三四千万人饿死的政治效应。
杨继绳说，我是农家子弟，种田养殖，也放过牛，我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有什么“异端思想”。“我写这些东西，是要将共产党的包袱放下来，轻装前进。我是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个农民后代，首先是中国人啊。”
我问：想必你遇到过不少读者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杨继绳不假思索地回答：“国人的历史健忘症，这正是我写作的动力！有人骂我：‘当年怎么没有饿死你？饿死你不就少一个造谣的人吗？’这不可笑，而很可悲！很多人不了解、不相信饿死人的真实历史，所以我要千方百计将问题说清楚、说准确。我的书中列出两三千个资料来源，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科训练，但我是学工的——讲理性，讲逻辑，讲实证，没有根据的东西我不会往上写。每一个材料，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都有可靠的资料做依据，而且都是官方文件、回忆录、中央领导讲话，是当时正式上报的内参和公开报导，不是拍脑袋想的，更不是道听途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立起永久的墓碑，永久地记忆下去——不是为了增加痛苦，而是为了不再重覆苦难。”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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