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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张炜（上） |
| | 中共“第五代”中，少了一个本来仕途上大有前景的名字——张炜。刚踏上政坛的张炜，爽朗中透出老成；告别了权力的张炜，机敏中洋溢朝气。他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张炜牢牢攥紧命运的缰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
◆高伐林
自从邓小平提出了三代“核心”之后，“第几代”的说法慢慢普及了：江泽民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胡锦涛、温家宝算“第四代”，眼下正跃跃欲试要接班的，是“第五代”。关于“第五代”，人们的议论越来越多，明镜出版社最近还专门推出了一本《第五代》。
“第五代”中，少了一个本来大有希望的名字——张炜。
提起张炜，人们都知道他在1989年5月下旬“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的壮举：为抗议当局派兵镇压学生，宁可舍弃政坛锦绣前程，愤然递上辞呈——如果不是这样，55岁的张炜很可能是今天向中国最高权力层攀登的第五代领跑者。
但是人们却不一定知道，在“六四”枪声响过以后他被审查、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与他离了婚，不到五岁的独生子得了十分凶险的白血病。如果说这还不够，孩子在化疗过程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全身黄疸，医生警告：若不停止化疗，对孩子肝脏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永久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
张炜，可算是倒霉到家了。
2006年8月下旬，时年51岁的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来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转型的研讨会，我抽空跟他做了一次长谈。离第一次在未名湖畔见到他，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说，当年的他，爽朗中透出老成，现在的他，则是机敏中洋溢朝气——虽然额顶已经童山濯濯。近三十年岁月，张炜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他牢牢攥紧命运的缰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他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正当提为硚口区教育局中教科副科长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很快担任了北大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不愿留校，到天津工作，“而立”之年前后，在这个直辖市的一连串领导岗位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跃：团市委书记，天津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天津外经委主任……直到“六四”事件他自己甩下头上的乌纱帽。
中国古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张炜关上了仕途之门，推开了学术之窗。他毅然申请到美国留学，拿到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之后，又转到牛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应聘到剑桥大学任教。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高伐林摄）
在死神的夹击中突围
我首先对张炜问起他儿子：“他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张炜回答：“完全好了！白血病治好了，肝炎也治好了。幸亏当初走了出国这一步棋！”
张炜1993年来到美国，最急迫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出国？动这个念头，就是因为孩子陷入了绝境。”
儿子得的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煎熬了两年多，在一次输血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这是后来在美国才确诊的，在国内时，医生只判断出肝脏出了麻烦，但难以确诊是甲肝、乙肝、还是丙肝？不同医院的医生给过他三种诊断结论，不敢肯定是丙肝，因为一说是“丙肝”，就牵涉输血的责任事故——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对输血的血液进行检测。
张炜铭感不已：“六四”后虽然他还是“戴罪之身”，但天津市委前后两任主要负责人对他的儿子治病很关照，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两次通过天津经贸委主任转告张炜：若孩子需要在北京看病，有任何困难可以去找他；至于他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更是不顾公安部门的威胁，帮助他四处为孩子求医……
两种病凶险夹击，直接严重威胁孩子的生命。一位姓赵的主治大夫将严酷的事实告诉这位心力交瘁的年轻父亲：保肝与治疗白血病直接冲突，在中国，别无良策，为了保肝，必须停止针对白血病的化疗。白血病患者得了肝炎若还要继续化疗，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是死于肝脏。但是化疗并没有完成啊，难道就眼睁睁看著白血病继续发展？
张炜忧心如焚。他不甘心。1992年夏天在天津举行关于少儿血液病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北京的专家也来了不少，他又去请教他们。他们分析了孩子的病情后说，中国暂时还没有条件突破两种病的夹击，要在这种情况下挽救生命，只能去西方医学发达国家。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义无反顾。张炜行动起来，一面联系美国的医院，筹措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治疗费用；一面向当局申请带孩子出国治病。美国那一头倒是很快落实了：在美国的北大某校友帮助联系，将他和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其教授，教授许诺可以从项目经费中解决一些孩子的医疗费用。而中国放行的这一头，他却处处碰壁。“天津没有人敢批准我。当时市里一个靠镇压学生提拔起来主管公安的负责人说：‘张炜想出国？门儿都没有！’我特别生气：这不是拿我儿子做人质吗？”
为孩子办护照也是一大摊麻烦事——儿子虽然没有离开过他一步，法律上却是判给前妻的，而前妻并未知会他和孩子，就已经出国，杳无音讯。为了得到她的签字认可，张炜不得不付出大海捞针的精力。
过五关、斩六将，张炜总算带著孩子跨出了国门。“到了英国才最后治好肝炎。不过医生做肝穿刺查出，因为长时间没得到适当治疗，已经局部有了纤维化。”张炜告诉我，这个时年20岁的小伙子，正在英国一所大学念经济，“是他自己选的专业。”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982年，张炜（左二）与北大同宿舍的同学毕业合影。（张炜提供）
我理解党委当时压力也很大：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一派比较开明，理解学生的要求，像韩天石、马石江等人，本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长期从事青年工作。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时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后来才入党去了延安。他一辈子很坎坷，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毛泽东整肃下去，直到“文革”后才重被起用。党委另外一派的意见是，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竞选，参加进去就更是错误。那天晚上我对他俩也袒露心扉：我觉得竞选路子是对的，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也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精神——这当然还是从比较正统的党员的角度来说的，我当时还是属于党内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吧；另外，从我自己来讲，还是很有志向、抱负的年轻人么，特别希望受到一次锻炼，碰到这样事关中国民主、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要放过？
我问了他们一句话——你可以看出我还是很正统的！——我问：你们来，是传达党委的正式的决定，还是你们个人对我的劝告？他们说，是党委一部分同志的看法。我说，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只要党委没有做决定禁止我参选，我仍然要站出来。他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北大12月3日预选，从20多个竞选人里选出前三名作为候选人进入正式选举，胡平得2812票，王军涛得2400票，张炜得1723票，三人胜出。12月11日正式选举，要从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两名人民代表，结果胡平第一，3467票，王军涛第二，2964票，张炜第三，2052票。学生总数为5976人，必须要过半数2988人才能当选，只有胡平过了线，于是再选……
张炜落选了，但是他赢得了众多同学的信任，包括他的竞选对手王军涛的尊重。王军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王军涛还写道：八十年代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借鉴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有权罢免学生会干部。
张炜这一批学生骨干，今天在各个领域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李克强，是中共中央委员、辽宁省委书记；汪康懋，是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教授、新加坡交易所总裁顾问；王军涛，是著名的“政治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周青，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百人计划”引进教授、博导；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业教授，一度被中共指为“台湾间谍”……
当时北京和外地高校学生竞选人民代表一浪高一浪，而当局则手忙脚乱，十分被动，甚至发生不少冲突。最严重的，是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不满校党委钦定候选人，到省委请愿，省委书记毛致用避而不见，学生集体绝食并派代表到北京上访。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一方面三令五申压制学生竞选要求，另一方面向最高决策层夸大学生在竞选中的某些不满言论—19年后他们也是这么干，酿出惊世惨案。受其压力，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改革派领导人也表示了否定竞选的态度，胡耀邦甚至指责这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北大竞选也被上面盯上了，党内有人要求查处。风声日紧，张炜却学不会明哲保身，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竭力解释和分辩，维护北大和竞选。他不满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场，担心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负责人听信他们的汇报，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多到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信是用普通邮件发走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指望听到什么回音，”多年以后张炜在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然而“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教育部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
张炜告诉我：“在竞选中我没有完全跟从学生情绪——这是我当时思想的局限，我后来认识到：王军涛、胡平在竞选中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当时我与王军涛接触比较多，一方面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敏锐思想所折服，但也担心他的许多主张在党内完全不可能被接受。我采取的态度比较折中，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总之当时我还是寄希望共产党能够领导全面改革。我这样讲，大家感觉得我没有哗众取宠，不像有些人拿‘我不是党员’来拉选票。在竞选结束以后不久，我在北大党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北大党委委员，那是学生第一次成为党委委员。”
天津市新来的年轻人
但张炜也发现，虽然党内改革派一直在保护他，党内保守派却还是觉得他“大逆不道”、“出格”。“留校当团委书记我就得卷入意识形态，但我的性格是有话就讲，还是到基层去干点实事好。我去找校、系两级领导，希望让我到边疆去。韩天石书记说，你的愿望我很理解、很支持，但你这样一腔热血，处理事情又不讲究方法，你到了下面不一定能成功啊。”
张炜坚持要走，爱护他的北大和经济系领导，向有关方面推荐这个人才。当时在任的天津市长（张炜当时执意不提名字，但我们都心照不宣，说的就是胡启立——高注）早就知道他，听说这件事，就对马石江说，让张炜来我们天津吧，我们安排他去基层锻炼。
天津市领导本来确实打算安排他到工厂，但当时市里正开人代会，张炜就留在市政府机关参与起草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结束后，这位市长离开天津上调中央，接任市长（张炜当时也不提名字，但我们也知道，说的是李瑞环——高注）就将张炜留在市政府研究室，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提拔为研究室负责人。
几个月后天津调整青年干部，张炜虽然不情不愿，还是被提拔到团市委当书记了——那正是王兆国、胡锦涛在团中央担任一二把手的年月。张炜当时有一个很长的发言，被人整理出来发表在《青年研究》杂志上。他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共青团是中共的助手，但不应该人云亦云，而要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他明确提出来不能当“马屁虫”：当“马屁虫”，没人跟你走，你怎么当“党的助手”？
但他感到自己的性格、思路与团中央未必在同一个轨道上。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写到了自己亲历的一幕：
1983年12月，张炜参加团中央的工作会议，快结束时，胡耀邦、胡启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书记。正值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推行“清除精神污染”，不少地方党委要求团组织配合，“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团组织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所谓‘勾肩搭背’的行为，还有的省委要求团委带人到人家家里去查抄所谓‘黄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当耀邦等人要求我们汇报时，一部分胆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几位胆大一些的团省委书记不客气地列举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现的怪现象。”
他那时对中央领导层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分歧，全然不知。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耀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过头了。”
“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耀邦虽然开明，毕竟不是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却是“人家穿什么衣服”还是要“管一管”的王兆国。张炜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不是一路人。
1987年，时任天津开发区主任张炜向胡启立、万里等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汇报。（张炜提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炜与赵紫阳合影。（张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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