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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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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挖到陕北“肃反” 的老根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一书作者温相告诉我：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陕北“肃反”，是中共高层后来交锋乃至政治运动的源头之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1954年“高饶联盟”，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以小说《刘志丹》为导火索的大清洗，直到“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某些人事浮沉，都可在陕北“肃反”中找到解读的钥匙 ◆温相／高伐林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一书，2008年10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将一段刀光血影的惨烈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该书的作者温相认为，笼罩在重重黑幕下的陕北“肃反”，既是从中共创始前后就肇始的党内恶斗的延续，又是中共高层后来交锋乃至政治运动的源头之一。无论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1954年“高饶反党联盟”，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以小说《刘志丹》为导火索的大清洗，都可以看作是这场“肃反”的引申和变异；要认识“文革”中毛泽东先后整垮刘少奇和林彪，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些人事浮沉，也都必须在陕北“肃反”中找到解读的钥匙。这本书沿著两大线索——陕北肃反和高饶事件展开，不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做出了颠覆成说的解读。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出版之后，作者温相写下了关于写作体会的署名专文，深有感触地说，深具毛泽东特色的“肃反”，完全不同于苏区时代其他宗派首脑搞的那一套肉体消灭，最突出的一点是“高屋建瓴”地横扫受难者的精神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你对一切绝望，也让其他人对你绝望。处在一个双重绝望的困境的人要么向肃反者低头，要么精神全部崩溃”。温相并书面回答了我的采访提问，这些文字都于2008年9月、10月，刊载在多维媒体集团旗下各家媒体。这里，我重新贴出他对我的答问，并摘录其专文的部分段落，作为附录。

温相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明镜出版社）

“光辉历史”听多了引起疑问　　高伐林：你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机缘的触发下，对“陕北肃反”感兴趣的？　　温相：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父亲收到刘志丹烈士陵园送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基本都是碑刻图片，内中有周恩来一首诗的拓片：“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周恩来一生写诗不少，留下来的不多，陈毅说过，能做好总理，不一定能做好诗人。周恩来就在这句“讽劝”下笑著接受了陈毅的意见（据陈昊苏回忆）。但周的这首诗不但留下来了，还被一部分记忆锁定，其中包括我。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人叫做刘志丹，而且记住了周恩来的这首诗，上中学写作文专门引了前两句，还受到老师的称许，说引用得当。　　我认识的长辈当中有几位同西北闹革命和肃反的重要人物郭洪涛、张秀山、张明远、郭峰、张劲夫等人关系不错，有的甚至和他们一道共事多年。比如说郭洪涛，我就很早便得知他的大名以及他的“光辉”历史——这需要加引号：这“光辉”是在历史真相没有完全揭开的情况下自我塑造的光辉。　　高伐林：我是读了你的书才知道“郭洪涛”这个名字，得知他虽然资格很老，1935年2月就担任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长、秘书长，陕北省委书记；1936年后历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但他却是陕北“肃反”的最主要干将之一，迫害了不少中共干部。　　温相：是啊，“光辉历史”听得多了，反而引起了疑问。　　看看刘志丹陵园提供的图片，就知道这位“人民的英雄”死后哀荣是不得了的：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李维汉、朱德、李富春、叶剑英、贺龙、陈云、徐向前、王稼祥、李鼎铭等党内党外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有题词。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共还只是在野党，但如此之多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革命首领的身后竟然这般大动干戈的纪念，本身也说明了这位地方首领的不同凡响。　　然而，这位不同凡响的刘志丹到了建国以后反而沉寂下来了。

　　谢子长和刘志丹在中共党史书中并提，但《高层恩怨与习仲勋》用大量史料揭示：谢子长站在左倾路线立场上，多次向上级密告刘志丹是“右倾”“富农路线”，导致刘被整肃，差点被处决。刘志丹的先见之明　　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认定的西北三位主要革命领袖，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高饶事件以后，刘志丹也受了牵连，回忆他的文章、文字屈指可数，阎红彦写了一篇《纪念刘志丹谢子长》，里面还不点名地影射批判刘志丹，可见刘志丹当时的实际地位。这时候的刘志丹和鲁迅差不多一个样子，都是表面上尊崇，其实是冷落…… 　　高伐林：对鲁迅并不能算冷落吧？“文革”前到“文革”后，书出了不少，研究和纪念文章、活动也持续不断——当然，是按照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来“重新发现”鲁迅。　　温相：对，利用鲁迅的光环打击对立面，但实际上避而不谈其一生追求的精神实质。“文革”结束以后的30多年，可曾有过一部专门描述刘志丹生平活动的影视作品？只有两部电影——《北斗》和《陕北牧歌》里面隐隐约约地露了一点：《北斗》中，只有周恩来解救刘志丹的那一小段而已。据说这个片子在上映之前就打政治官司，上映以后官司一直也没有断过。再后来，就是电视剧《刘志丹与谢子长》、《延安颂》。其中《延安颂》里面有个插曲，有刘志丹主动自投罗网的那段。　　高伐林：恐怕1962年小说《刘志丹》的“文字狱”，让人们不敢踏入这个“雷区”，是原因之一。　　温相：唯一一部描写刘志丹的小说给打成了“反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本身就是一大发明。刘志丹是西北革命的领袖，可刘志丹生前最信赖的战友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黄罗斌，分别成了建国后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祭坛上的牺牲品——你看看鲁迅信任的那些人：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等，不是当了“右派”就被打成“反革命”，可谓异曲同工！从这些表面上看似乎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就可以发现刘志丹到底在某些高层人物心目中处于何等地位。　　那么，是不是刘志丹得罪了谁？得罪了某些决策的最高首脑？也不是。毛泽东对刘志丹还是有些好感的，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至于邓小平，恐怕同刘志丹都没有谋面，更谈不上直接的好恶了。　　高伐林：你如何解读这种表面尊崇、实际冷落的原因？　　温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刘志丹本人的印象如何，而在于对刘志丹这个人思想上的认同与否。刘这个人虽然是中共的地方首领，但在他的言行中，能看到某些思考或者说主要精神是比较“前卫”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刘志丹死前同习仲勋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了这么一段：　　“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我觉得刘志丹的这句话几乎可以算作一句“政治谶语”，中共建国后三十年的政治历程几乎一点不差的走上了他生前最担心的极左路途。　　你看，刘志丹说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这点和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信中提到的一模一样，而且这句话也最让毛泽东忌讳，为什么忌讳？无非是触到了痛处。　　还有这句：“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这句话活脱脱地映射出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种种蛮干。据李锐考证，毛本人虽然自奉是马克思、列宁在中国的传人，但其本人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屈指可数，大约只精读过那么有限的两三本，而且毛始终在经济建设等问题上，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刚愎自用、任性而为，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冒进等等，给中国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深远的灾难，至今没有完全肃清。　　刘志丹是在东征之前同习仲勋说的这些话的，指责的矛头不可能是针对毛泽东，那时候的毛泽东还不具备领袖全党的地位；刘志丹也不可能预知几十年后中共会走这样的险途。但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他从陕北肃反中得出的切肤之痛，得出的血的教训。这与刘志丹一生反感“左”的东西，反感“宗派”，反感利用宗派情绪来打击异己的“肃反”有著直接关联。刘志丹说：“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种种作为不正是给这句话做注脚吗？毛本人最后不正是“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吗？刘志丹骨子里的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反封建，其实鲁迅也是一样。惟其如此才会与毛的思想格格不入，而他们的信徒也才会接二连三地遭到毛的清洗、清算。毛泽东对罗稷南不是说过，假如鲁迅活到建国后无非沉默和坐牢两种可能吗？

习仲勋夫妇与儿子习近平、习远平。

法官和历史学者靠的都是证据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刘志丹两个关系比较亲近的战友习仲勋、张秀山在建国后的命运多舛，也就很好理解了，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么个道理。中国号称“反资本主义”，喊了差不多一个甲子了，可是，这几十年下来拿的是什么东西来反资本主义呢？李维汉晚年，1980年5月24日，同邓小平有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谈话，也是他的个人反思：　　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制度那篇讲话中也吸收了李维汉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所喊的所领导的“反资本主义”（或者说“反修正主义”）正是用封建主义的那套东西来反对资本主义，所以，非但不会领导大家走到一个比较光明的地带，反而越来越走入死胡同，越来越走向反面。而毛的这些东西，不要看他打著什么“反特权、反官僚”等等旗号，究其内里，早在三十年代的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肃反以及陕北“肃反”过程中就已经先行试验过了的。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百代都行秦政制”。　　高伐林：你在研究、写作当中，接触了大量史料包括很多人的回忆录，这些材料不仅彼此矛盾，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你判定真伪的依据是什么？　　温相：历史研究者有时候与法官一样，所谓“天道无亲、史笔无情”，法官要把一个案子办成铁案，依靠的是证据；历史学者要把历史的真相铺陈开来，依靠的还是证据。有些事情法官可能做不到，而史官却能够做到。　　高伐林：你研究这段历史并写出来的主要意图是什么呢？　　温相：就是为了“揭盖子”，揭露真相、揭穿谎言。　　这里我说的“揭盖子”，有揭“大盖子”、“小盖子”之分。先说“小盖子”：党史研究中的为尊者讳这类现象非常普遍，比如说陕北肃反这件事的缘起其实与谢子长有著很深的渊源，但因为谢子长早在延安时期就被党内树立为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所以，后来的党史教科书中是绝口不谈他与刘志丹之间的是非恩怨的。再比如朱理治这个人，中共党史介绍他的篇幅很少，说到肃反这段往事，也没有直接点他的名字，只是含糊地说“中央驻西北代表团领导同志”，近年以来，朱理治的一些事情逐渐披露出来，可一样也是为尊者讳。我举个例子，最后抓捕刘志丹是谁决定的？《朱理治传》的作者喋喋不休地为他辩解说：朱在审讯张秀山的时候便发现情况有异常，乃决定停止杀人，停止审讯云云。那么，这是什么时候？是1935年10月3日，可两天以后刘志丹仍旧被诱捕，这说明了什么？1955年4月，“高饶事件”之后中央在北京饭店再次召开有关西北历史问题的座谈会，当时高岗已经死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当事人也都承认，抓刘志丹的决定是三个人做出来的：朱理治、程子华、戴季英，起主要作用的或说主要拍板人，就是朱理治。这个座谈会的内容，《朱理治传》作者不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专门提及？是健忘若此？显然不是。　　那么，“大盖子”又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中共政治肌体中两个根深蒂固的毒瘤，一个是“肃反”，一个是宗派。这两个毒瘤始终缠绕著中共，它们是同恶相济、朋比为奸的。正因为有了宗派，才会有“肃反”；正因为搞了“肃反”，宗派才会顽固生存下去。中共党内“肃反”和宗派的代表人物表面上要首推王明、张国焘，但他们在对“肃反”的融会贯通上则远不及毛泽东，或者说他们对于“肃反”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而毛则把“肃反”这种形式挥洒自如地融化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中。还将写一部苏区“肃反”史　　高伐林：揭70年前陕北“肃反”的盖子，对于21世纪的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温相：毛泽东曾经有一段语录：“国民党怎么样？看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看国民党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段话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史的某些人物和事件。陕北肃反可以说集江西肃反、鄂豫皖肃反、湘鄂西肃反之大成，实行时间最短危害却最为酷烈、打击面最大，不但差点要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这些人的性命，如果延续下去也必然要了中共的性命。然而，就这么一段悲惨的历史长期得不到真实的解读，长期以来被一些人用双手掩盖，不但掩盖，而且还采用了“瞒与骗”的手段蒙蔽大家，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2004年2月第一版）中有个叫做马韦谨的干部（县级市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曾经发出一段感慨：“世界上最坏的人怎么会进了共产党？又怎么会当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该书第84页）同样的质疑如果放在“肃反”这件事上也同样可以发出类似的感慨：“为什么每次党内肃反杀掉的几乎都是有本事、有能力、有才华、有见解、有道德的人？而那些本身劣迹斑斑的人却能挥舞著屠刀随意对别人砍杀却不受到任何有力的指责呢？这种悲剧为什么会绵延不绝的始终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长期上演呢？”比如说鄂豫皖肃反杀害的许继慎、曾中生，湘鄂西肃反杀害的段德昌以及陕北肃反差一点被杀害的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人无不如此。难道说这样沉重的话题不值得我们今天做认真的思考吗？所以，作为后来者，我自觉有必要把这段历史搜检出来，告诉大家，让读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它，判断它，反思它。　　多维：你下一步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温相：我准备写一部苏区“肃反”史。《高层恩怨与习仲勋》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头，只是叙述了陕北“肃反”；而江西苏区“肃反”、湘鄂西“肃反”、鄂豫皖“肃反”包括湖西“肃托”我都将在下一部书《苏区肃反史》中详细谈及。【温相小档案】　　目前担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兼中方首席代表。
　　曾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供职。参与起草《中国资本市场十年发展纲要》，曾在《人民日报》、《金融时报》、《金融体制改革》、《文史知识》、《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等报刊上发表专业论文三百多篇，其中部分文章获奖，有的文章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从1997年开始在新华社所属报刊上开设个人专栏。代表作包括《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纵横谈》、《中国国债市场面面观》、《毛泽东研究》、《晚年林彪》、《帝国杀戮——清代皇族政治斗争史》等。（2008年10月）

附录：

为什么我要翻出70年前的陕北肃反旧帐《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作者温相写作谈（摘录）

郭洪涛经不起进“炼丹炉” 　　历史研究者有时候与法官一样，所谓“天道无亲、史笔无情”。法官要把一个案子办成铁案，依靠的是证据；史学者要把历史的真相铺陈开来，依靠的还是证据。而且，有些事情法官可能做不到，而史官却能够做到。……考实历史实在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而“考实”本身也就像一座“炼丹炉”一样，所有的历史都要在这里经过锤炼之后才能彻底地沉淀下来，凝固起来，才能够称之为“历史”，否则只能是伪史。因此说“新党史写实派”实际上就是一批“炼丹”技师，在他们的烘烤烧灼下，历史才能剥离其伪装，显露出其本源。　　中央电视台在1997年9月22日的《东方时空》节目中播出有关郭洪涛的访谈，我看就应该来一番“炼丹”“考实”。央视记者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24岁的郭洪涛被任命为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生于1909年11月16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是1935年，这时的郭洪涛应该是26岁，而非24岁。失误还不仅仅在年龄上的，而在于记者这个介绍本身就给人一种强烈误导：这么年轻有为的省委书记啊！——虽然那时候的省委书记远没有今天这么威风——看看互联网就能知道，转载这条新闻的很多网页上就直接打出“24岁的省委书记郭洪涛”。　　26岁做了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在陕北肃反上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自己从来不说，就是说也要拉上若干人给他垫背，在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在重大事件上的“模糊”甚至撒谎随处可见。例如他在阎家洼子会议上的有关回忆就故意隐瞒真相乃至散布谎言，明明是谢子长宣读的孔原来信，他却说成了龚逢春；明明是他暗中做了虚假的汇报，他却推给别人。这不是简单的记忆失误，因为在郭洪涛早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类似情节。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郭洪涛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条件是很好的，他可以调阅很多资料，还有助手。关于阎家洼子会议的经过，中共党史部门公开出版和内部出版的资料虽然谈不上汗牛充栋，可也不是罕见希闻，为什么郭洪涛还在继续编造谎言呢？一个26岁就担任中共方面大员的老党员在晚年不但没有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历史，反而进一步对自己的历史上的污点进行歪曲，进行粉饰，不知道到底要给后人、给历史留下些什么？ “只唯实”的公然造假　　又一例、更恶劣的一例是：2003年5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李原撰写的书《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作者曾经是阎红彦的秘书，2000年离休前最后一个职务，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阎红彦前秘书李原写出《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秘书，不仅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助手出现在日常政治活动中，同样也作为一股非常引人注目的力量出现在中共党史修撰过程中。……威名赫赫如胡乔木、陈伯达者，都是从这一层面上走来的。近年来，有些党内秘辛、高层恩怨乃至臧否个人的说法是来自于秘书的回忆。然而，因为秘书本身的特殊性，包括立场、身份等等，他们的回忆资料就必须特别注意甄别。我前面提到了回忆录尤其是口述历史这几年在国内的横行，用了“横行”这个词并不是贬损这一记述历史的方式，而是表达这种方式目前的地位和作用。写史如办案，办案要办成铁案，写史要写成青史，仅仅依靠个人回忆那是远远不够的，个人回忆（包括口述）相当于办案过程中的口供，如果我们就迷信口供的话，那不成了“逼供信”了吗？回忆录、口述历史可以弥补一般性史料的不足，但上升到吓人的地步则不可取。有些秘书，以及警卫员啊、保健医啊、保姆啊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他们回顾各自服务过的领导人的起点或者说基本点都是歌颂，都是正面赞美，不管是在大陆出版的这方面书稿，还是在海外出版的，都是一套路数，他们提供的资料就容易给人一种误导。因此我的体会是，要了解一些领导人真实的面目，首先要从其他资料入手，而不要先行阅读这些秘书们的回忆，因为人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从秘书回忆得到深刻的印象以后，有时候很难摆脱。　　就拿李原这本回忆阎红彦的书为例，这本书的题目“只唯实”，取自陈云的格言，可是作者却不准备“只唯实”，说到底不过是“只唯”领导人、“只唯”他服务过的阎红彦一人而已。书中公然造假的手段适足令人齿冷：他编造刘志丹父亲的背景，编造阎红彦告状的真相。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何家栋（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生前给学者邢小群写的一封信中就对李原这本书一针见血，说李原“这个秘书太懒，太粗心，没把弄脏的白手套洗干净，就重新戴上了”。国内有些报刊、杂志上是怎么吹嘘李原的？说李原老人八十多岁了，还笔耕不辍，为党史研究添砖加瓦。“笔耕不辍”不假，可他添了什么样的砖，加了什么样的瓦？阎红彦向康生告状并且在会上无端诽谤习仲勋，把小说《刘志丹》上纲上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上，本来是事实，可李原在他的书中却用幼稚伎俩篡改了这一事实。这给人们一个警示：这么幼稚的篡改为什么会通过层层的审查而大行其道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阎红彦在陕北的这些恩恩怨怨很多人根本就不清楚。阎红彦当初对何家栋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这句杀气腾腾的话让何家栋反感，但却非常真实，真实地反映了阎红彦包括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对于刘志丹的实际看法。而这些实际看法却正是与中共西北历史上的恩怨纠缠密切相连的。　　为什么这么一段过去几十年的恩怨旧帐，到了21世纪，还会有人，包括当事人郭洪涛和当事人阎红彦的代言人李原这些身居高位者，翻出来并且篡改它？他们如此煞费苦心不正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段昔日的恩怨史大有来头吗？毛泽东创造了“肃反” 　　我在搜求资料和不断的考证过程中发现，毛泽东具有浓烈和深厚的“肃反情结”，可以说他一生之于“肃反”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肃反的原创版、肃反的改进版、肃反的升级版。　　“肃反”的原创版，指的是从他的“洗党”开始到抓捕“AB团”，这是第一阶段。有人或许说“肃反”是舶来品，是苏俄的影响所致。我说你们未免太小看毛在这方面的天才了。湘赣边界的“洗党”从1928年便已经开始，如果这还不算是正规的清洗异己者的话，那么在江西抓捕“AB团”则完全是毛的发明。　　关于“AB团”这个概念，很多书中提到是Anti-Bolshevik——翻译过来就是“反布尔什维克”，简写为“AB”，还举出例子说是段锡朋他们搞起来的，但很快就解散了，抓“AB团”时，这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实际情况比这还要荒唐。五十年代初，中共江西省委成立不久，原吉安第七师范学校校长李松峰就给他过去的学生陈正人写去一封信，他说“AB团”根本不是什么“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简写，这里面的A代表段锡朋、周莉生、李松峰他们这些国民党新派的核心组织，而B则代表外围组织。把A和B牵强地联系到一处的，不是段锡朋他们国民党人，而是江西的共产党人。李松峰十分肯定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AB团”。据说陈正人看到这封信以后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曾经是打击“AB团”的急先锋。　　“肃反”在苏俄最初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极怠工”的简称，最初只是针对来自外部的威胁，等到把“肃反”这台绞肉机对准自己战友和同事时，已经是公元1937年了。而毛则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经利用“肃反”对付异己者、清洗异己者了。1930年末发生的富田事变，是毛“肃反”的原创版中的顶峰作品。后来这段历史被故意转嫁到王明等人的身上，诚然，王明这些人上台以后，“肃反”愈演愈烈，但这不等于说富田事变的始作俑者就是王明。王明上台，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为1931年1月，而在1930年12月及之前，便已经出现了大批量的以抓捕所谓“AB团”为主要内容的江西“肃反”，其带头人正是毛泽东。　　还应该注意到，自从1932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地位逐渐下滑后，该地区的“肃反”声浪也逐渐沉寂。那种大杀大砍的“肃反”运动，长征前再也没有出现，而此时正是王明、博古这些教条主义宗派盛行的岁月。三十年代后期，毛重新掌控中共高层，并且在四十年代初完成权力的最后更替。这一时期伴随著整风运动出现的“审干”、“抢救”等政治运动是江西时代毛“肃反”模式的延伸，是“肃反”的改进版。但是，“抢救”、“审干”这两项运动不是毛是“肃反”改进版的主流，而只有西北局高干会议才最能体现毛的“肃反”改进版这一内涵。　　以往研究整风运动史的学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台前幕后的种种表演，以及毛泽东拿出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消化西北党史的恩怨纠缠。建国后，由于毛本人在经济建设中的胸无定见、胡乱指挥导致了灾难的频繁降临，毛则重新祭起“肃反”的法器，此为毛“肃反”的最后阶段即“肃反”的升级版。“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一场最大规模的“肃反”，它不但肃清了毛在建国后的对立面，也连带把那些本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忠于毛的某些亲信一并囊括在内。

历史上的“富田事变”发生在吉安市境内王氏宗祠。

毛用人准则：“使功何如使过” 　　注意一下毛在“肃反”各个阶段所倚重的这几个人的本来面目，就可以发现肃反到底是何等货色？毛所重用的肃反亲信包括李韶九、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他们这几个人都算得上劣迹斑斑，而且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被严重地怀疑过有政治历史问题——都有变节的重要嫌疑。可是，他们没有哪一个人因此影响了晋升、重用，李韶九在富田事变中表现恶劣，后来不过给了几个月警告处分而已，李死后多年，毛亲自为其签发烈士证，而他为什么成了烈士？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份第一手资料予以说明他死亡的时间、地点和详情，倒是陈毅的文学传记中声称此人是被陈毅击毙的；而康生则一直到死都受到足够的尊崇；江青、张春桥长期把持专案；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居然还是上海市专案组的办公室负责人——就是这位李文静，在她的档案中明确记载著在抗战期间变节的细节，徐景贤这些人在晚年回忆中也不讳言这一点。可是，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去抓别人的“叛徒”，去谴责别人的“变节”。　　关于康生的历史问题，说法很多，却很难像江青、张春桥的问题那样板上钉钉。据了解，上海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中，涉及康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经历中的关键六页档案被人撕毁，究竟是什么人干的，谁指使的，迄今没有定论。但从这六页被撕毁看，康生三十年代的经历显然不那么单纯，不像他自传中描述的那么清白。　　“使功何如使过”这是毛用人的一条重要准则。惟其李韶九、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劣迹斑斑，所以，也就越能以其“孤立无援”的状态获得毛的信用，而不必担心他们有脱轨的迹象，因为他们的把柄早就在主人手中了。…… 革命者不怕屠杀怕“肃反” 　　为什么党内对“肃反”谈虎色变？一般说来，政治绞杀包括两层涵义，一层是死罪，一层是活罪。所谓“死罪好受，活罪难熬”，对于那些被捕的中共党人，如果直接拉出去枪毙，可能因此产生的叛卖、变节现象要少很多。但是，对手采取了严酷的刑讯以及刑讯之外针对各人心理弱点的攻坚，这就使得一批受到党内纪律、思想双重熏陶的部分党人转而变得求生心切、脆弱无比。然而，这种来自敌人的摧残比起内部的“肃反”则明显逊色。党内的“肃反”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彻底打垮被肃者的精神和意志。人被称作是灵与肉的结合体，灵在前，肉在后，一旦灵魂垮台，那么剩下的不过是行尸走肉。所以，在“肃反”这个问题上，毛敢于大胆提出不同于其他肃反者的口号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其来有自的。对于一个精神世界已经崩溃的人来说，处决与不处决没有本质的区别。　　“肃反”的狠毒之处在于剥夺了你的精神生存权。真正的革命者并不怕来自敌人的屠杀，因为他们用直面死亡这种方式感召自己的同事和战友，甚至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将精神要义播撒在民间。……这在中国古代就叫作“取义成仁”，由于尊严的保存与精神的升华，让死亡变成了另外一种生存的方式继续停留在人间——至少还有旁观者为你哭泣，至少还有亲人将你惦记，至少还有历史为你证明。　　但是，“肃反”则不同。“肃反”首先将你定性为“反革命”，其次在这一逻辑下，鼓噪你的亲人、朋友、战友、同事以及旁观者、目击者对你的“反革命”行径进行多层次的压迫，直到打垮你的精神支柱。刘少奇死前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呼号。因为就在他说这番话时，高呼“打倒刘少奇”的恰恰是人民本身。很多党内精英分子在对敌斗争中很少含糊，以身殉道更是家常便饭，可唯独面对“肃反”，却窝窝囊囊、儿女情长。“肃反”不仅要榨干你的灵魂，还要用这种方式折磨你的亲人乃至后代，让所有这些与你血肉相连的人同你一样永世不得安宁——“肃反”的这种狰狞嘴脸，让几乎所有人都会望而却步。　　深具毛泽东特色的“肃反”，完全不同于苏区时代其他宗派首脑搞的那一套肉体消灭。它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高屋建瓴”地横扫受难者的精神世界，用前所未有的桎梏控制住你所有的心理弱点，粉碎你的侥幸和希冀。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你对一切绝望，也让其他人对你绝望。处在一个双重绝望的困境的人要么向肃反者低头，要么精神全部崩溃。　　毛所动用的“肃反”工具，不但有高高在上的“组织”，还有被反复愚弄的呼之即来的“群众”，挑动群众用最为野蛮、原始的手段撕碎你任何准备作出的辩解，用组织最后确认你的“丑行”。针对受难者视为生命的荣誉编造出来的谎言很快被那些自愿与非自愿受到愚弄的“群众”的传播，并且刻意的将这种传播作为教科书来影响下一代人或者下几代人。所以，当任何一个人面对这种“肃反”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最后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他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污人”，一条是“自污”。但“自污”一般还要“特批”，还要看受难者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周恩来这样九死一生的领袖人物必须选择“自污”，必须不断的给自己的灵魂套上枷锁，必须不断的奉命“违心”的原因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宁可选择流亡、也不接受蒋介石赠予高位的知识分子首领郭沫若，在他的晚年却只能死死抱住那些“文革新贵”粗腿的根源。　　鲁迅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重温鲁迅的格言，我们会发现，“肃反”包括它的极致时期——“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统治者面对匍匐战栗的灵魂和肉体，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迷恋“肃反”呢？这是一个夺取所有人尊严而加之于一人的时代，这个被全盘神化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去继续“肃反”呢？　　现在我写这本书不单单是说一个陕北“肃反”，而是透过陕北肃反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希望这一类的悲剧能够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长久一点，因为我们中国人中的一大批人是比较容易健忘的，几千年封建传统让一些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所以，经常提及这些令人不愿回首的往事总要比再把某个人用双手捧举过头顶，再度对之山呼万岁强得多。烈士与叛徒　　传统的党史教科书经常喜欢“以人划线”：烈士往往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叛徒自然是獐头鼠目、死有余辜。用的是双重标准：对叛徒和被批臭了的党史人物，就是出身和本质使然；对烈士和伟大人物，就有了另外一套说辞，什么难免论啊，局限性啊、甚至革命的浪漫主义啊，等等。　　然而，当我们认真查考历史，会发现一个让我们不敢面对的话题：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论给人民和革命造成的损失，某些在最后关头就义的烈士，竟比某些在最后关头变节的叛徒更大。　　我这本《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中详细描述了陕北肃反的惨状。导致陕北肃反的前因后果不正是那几位赫赫有名、彪炳青史的烈士吗？一个谢子长，一个鲁贲（鲁学曾），一个唐澍，他们所起的作用远甚于做了叛徒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因为杜衡既无法向国民党方面准确的提供陕甘边红军的行踪，也不可能导致朱理治空降陕北整肃刘志丹等。　　唐澍指挥了震动西北的两大起义，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可在起义当中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李象九不同意他的硬攻，蛮干，他就用缴枪的方式对付李象九，直到把李逼走。后来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不寻求有效的保存有生力量，反而更为盲目地四处硬拼，结果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他成为烈士的同时，也让很多本来可以不成为烈士或者晚一点成为烈士的人变成了烈士。而且，他还留下了一个恶劣的影响，对付党内不同意见的就可以直接缴枪，这是三甲塬事件的摹本。　　再来看谢子长，这位烈士算得上大名鼎鼎，与刘志丹同列西北根据地创始人。可这位创始人在西北革命征途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西北党史上最大的三场内讧即三甲塬缴枪事件、阎家洼子会议风波、陕北肃反，谢子长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占了两份，其中“三甲塬缴枪事件”影响最坏，几乎让当时刚刚成型的队伍一夜之间散了伙。谢子长因为不同意刘志丹的看法，就写信给孔原诬告刘志丹及其领导下的红26军“一贯乱窜”，还自命“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就是这位自称“较有把握”的谢子长在西北的若干次战役中，败绩最多。最后一次导致他牺牲的战役中，顿兵于坚城之下，明显犯了兵家大忌，连贺晋年后来回忆谢子长的文章中都专门提及这一点，谢子长本身是清涧暴动起家的，可打清涧之前居然不了解清涧国民党守军的基本力量，到了那里才知道人家增强了防务，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样的军事领导人怎么还敢奢谈军事上“较有把握”呢？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他的诬告刘志丹让孔原信以为真，这才有了朱理治空降陕北大搞肃反的后来，谢子长虽死，可难辞其咎。　　还有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鲁贲，他不满特委马明方这些人，就擅自跑到北平去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告状，编造了一些并非事实的东西，随意上纲。朱理治晚年回忆时就说，他到陕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鲁贲他们的告状引起的。以后，朱理治到了陕北，鲁贲又继续诬陷黄子文，说黄子文畏敌如虎云云。陕北肃反开始后，鲁贲坐镇关中，大肆抓人、杀人，可是，等到国民党军来犯，鲁贲却露出了畏敌如虎的另一副面孔来，张邦英回忆说鲁贲率领的部队在对付敌军时不堪一击，这就是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鲁贲在抗战期间英勇牺牲，可我们能用他后来的结局来掩盖他早期、长期的错误吗？——客气的说是“错误”，实际上也就是犯罪：陷害他人、滥杀无辜，不是犯罪又是什么？评价人物不能只看生命终端那一“点” 　　再来说说阎红彦。三甲塬缴枪，刘景范回忆说就是阎红彦开枪打死了游击队的骨干赵连璧，赵的冤假错案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阎红彦在晋西游击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了刘志丹，刘志丹收留了他们，可阎红彦几次暗中对刘志丹上下其手，到了他临死前几年，为小说《刘志丹》在第一时间向康生打小报告，“小说反党事件”掀起文字狱。李原不承认，可历史斑斑可考，你不承认，能行吗？阎红彦对何家栋说，当初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不错了。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味道？…… 　　民间有一个顺口溜说：“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阎红彦如果不在毛泽东准备大搞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告状，他能因此扳倒习仲勋，闹出文字狱吗？谢子长如果不知道孔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偏见，他的告状能一告就准吗？鲁贲要是没有中央代表孔原的支持，没有朱理治的偏袒，他凭什么随便抓人杀人？　　有人动辄就把这些上升到制度，没错，跟制度有关，但更与人有关，人治社会，人的因素往往是第一位的。张爱萍晚年不是沉痛地说过吗：“什么体制？是人！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从战争中走来》，第327页）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根据其生命终端那一个“点”的表现，还是应该根据其一生脉络的功过？有人一生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甚至灾难，仅因为他没有机会或者某种其它原因未曾变节，就供奉其为“烈士”；有人一生对革命有巨大贡献，仅因为最后有怯懦、动摇，就被贬损得一无是处，甚至随意给泼上各色污水，这是何其不公的事！烈士成了烈士，所以，就不准人们怀疑他们的品格，揭露他们在道德和能力层面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