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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小雅答问（3）：毛泽东与父关系为何恶化 |
|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英国记者肖特《毛泽东传》中文版中说，他1999年5月在韶山的采访得知毛和父亲关系不好，怀疑是因毛父占有了毛的发妻为妾。但陈小雅说，自己父亲与毛的同学、亲戚、战友尤其是母家人一直有密切来往，据过去的研究和她自己考证的结果所得到的资料，都不能支撑肖特的猜测
◆陈小雅／高伐林
（续上篇）毛和父亲关系不好是因发妻被父占有？
高：你对史料的取舍，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为什么？
陈：这要看你具体指的是哪个问题上引用的什么史料。比如，我论证了《水浒》与毛泽东的道统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不仅爱看《水浒》，而且爱看《三国》、《红楼》等等，为什么我就采用了他论述《水浒》的资料，来说明他继承的“道统”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毛自己对这些书分了类别，他说《水浒》是政治小说，《三国》是历史小说，《红楼》是社会小说。对于政治是“帝王将相”的专利，文学是“才子佳人”的花园，毛是不满的，他从小就有要翻过来的愿望。而《水浒》满足了他的愿望，是为造反者立碑树传的书。此其一。
其二，《水浒》中间有“道统”。替天行道，就是先秦思想家定义的政治家的责任，“革命”一词就是从中生发出来的。此外，《水浒》凝聚了成书前一百多年间农民造反的经验故事，而建立第一个农民起义王朝的朱元璋，就是继承这个道统登上历史舞台的。所以，我单单论证了《水浒》与毛泽东的道统关系。
高：我注意到，你基本上没有提到肖特的《毛泽东传》（中译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这样吗？是否有你的某种考虑？
陈：我是在很封闭的条件下做学问的，对于够得着的资料，我都是很珍惜而不随意舍弃的。而且我愿意相信人。对于人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分歧，我总是力图做出合理的解释——你从我的书中肯定也能发现这一点。肖特的《毛泽东传》，我大概迟至去年（2004年）秋天才买到，那时，我的上篇基本写完了，下篇完成了大半。所以，只在书中几处注解里讨论了他的观点。比如，肖特注意到毛和父亲的关系不好，毛的母亲不住在自己的家里，他怀疑这是否因为毛父占有了毛的发妻为妾？据他交代材料的来源，说是得自“1999年5月在韶山的采访”。
据过去的研究和我自己考证的结果，毛泽东父子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长沙抢米风潮。毛泽东主张抢米，而毛的父亲正好在作大米贩运生意，而且在米店里有股份。这是利益的尖锐冲突。毛泽东的发妻罗氏死于1910年春节，其时，毛泽东还在韶山念书，没有离家，父亲如何可能占有他妻子呢？而且毛的母亲是在毛离开家到省城去好几年后才离开他父亲的。此时罗氏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这些都不能支撑肖特的猜测。
菲力普·肖特（Philip Short），剑桥大学毕业，“文革”结束后任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驻北京记者站首任站长，娶了一位中国妻子。1999年，他的793页MAO：A Life英文版在英、美出版，后被译成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据称肖特为此投入六年心血，走遍韶山、瑞金、遵义、延安等地。《纽约时报书评》《星期日泰晤士报》给予好评。中文版2004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未按从传主出生写到去世的“正传”写法，起点是1934年红军长征，那年毛泽东41岁。
有足够理由不采信肖特的“重大发现”
另外，我父亲读小学时是毛泽东的同学夏在伯的学生，父亲读中学，又是毛的表兄王季范和文运昌的学生，他和郭亮、李立三、萧劲光、曾三都是校友。而且他庐山会议之前在湖南省委当职多年，“文革”中有一段时间被安置回湖南。他与毛的母家人一直有密切的来往。毛泽东写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还提到我父亲的名字（原件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单独的玻璃柜，后收入《毛泽东书信手迹选集》，《毛泽东文集》等书，中央文献研究室对我父亲的身份都加了注）。1962年我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平反以后，我们举家迁回省委大院，邻居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毛华初（大概是毛泽覃的发妻收养的本家孩子）。我清晰地记得，毛泽东回湖南时还把他们全家接到宾馆住了几天。……按理说，“父占子妻”这类“逸闻”最有可能保存在毛泽东母家人的记忆之中。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情节，我们会毫无所闻，而在那么迟被一个外国人刺探到了呢？
毛泽东给夏在伯的信手迹。（陈小雅提供）
有人可能会归结为毛的专制压迫这么多年，把真相掩蔽了。其实，中国民间这种地下传播的渠道从来不可能完全封闭。而且，在那个时代，男人娶妾是合法的，虽然变法维新的空气已经传播到乡村，但娶妾依然不悖风俗。如果毛泽东的父亲娶妾，是一定会被记录入族谱的。毛氏家族对毛泽东的三次婚姻尚且不回避——族谱把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原配”，把杨开慧列为“继配”，把贺子珍列为“再娶”——有什么必要为毛泽东的父亲，一个人缘紧张的吝啬老头“讳过”呢？况且，娶妾是公开的事，娶了就要在大庭广众下生活，毛泽东的父亲在1920年（也就是妻子去世的第二年）去世后，这个小妾到哪里去了呢？其时，毛泽东的弟弟掌管家庭大权，他是如何安置自己这个“后妈”的呢？……在一个外国学者眼里，中国农村的事本来就是一种遥远的、迷迷糊糊的事情，一个人的存在或不存在，可能处在一种“蒸汽”状态中；但对于这个人的乡亲、对于她的家人来说，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为什么这个人就没有人见到过、提到过呢？
鉴于此，我认为肖特的这个“故事”有很大的水分。但我对任何“重大发现”都不会轻易弃之不顾，如果不能对肖特的“水分”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仍愿意存疑而保留之。我设想，肖特1999年在韶山真的找到过一位“知情者”，而这位知情者如果是一个1900年出生的人，他至少在罗氏去世时已有十岁，到毛泽东母亲去世时已有19岁，在毛顺生去世时整20岁。而到1999年见到肖特时，他应该已经99岁了。我们姑且相信，肖特真的有幸能见到这样一位知情人，但这位老人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这是我对此留下的疑问。
从江青的一段回忆依此类推
事有凑巧，我在考察“《红都女皇》案”时，碰见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据说，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叙：江青对她说，自己1937年到达陕北洛川时，正在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出动，欢迎了她，同她握手。
这个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真实。但究竟是江青说谎，还是维特克的记录有问题呢？一般人很愿意相信是江青说谎，转述这件事的叶永烈也说是江青吹牛。有人则认为，江青不一定吹牛，因为丁玲到保安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个偏僻的地方，一帮武夫，没见过名女人嘛……
我不敢轻信任何一方，于是去查找了对江青十分反感的张颖的记录。结果，同时在场、负有记录责任的张颖笔下根本没有这些情节。但是我相信，维特克是一个学者，她不致于凭空捏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后来找到一位当时参加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的回忆录，一看，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那次会议闭幕，大家走出会场时，刚好看见江青乘坐的车也到达了那里，因为与江青同行的徐明清，要在那里与参会的丈夫王观澜会合，在那种情况下，徐明清把江青介绍给大家，有人与她握手，是毫不奇怪的。从张颖披露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全部记录看，我认为，完全有可能江青是按照这种实情叙述的。但是，对于中文听力不太好，又被江青所谓“西北战场”的叙述——那本是江青戏弄周恩来随从的一个“狐狸阵”——搞得昏头胀脑的维特克，完全可能因一时走神，记录得不完全，而在复原整个过程时，把那个场景想象为对江青的盛大欢迎了。
我认为，肖特在韶山，完全有可能陷入同样的境况。首先，他自己的中文听力怎么样？他的翻译的素质怎样？英语翻译水平，对口音浓重的湘潭话的理解力怎样？社会历史知识怎么样？都要打个问号。而这几个方面，只要一个方面不得力，记录就有可能发生偏差。
以后，我又听向我推荐肖特《毛泽东传》的王友琴来信说，该书中文版把 “鄂豫皖”翻译成“鳄鱼湾”，因此，我已经有足够理由不采信肖特的“重大发现”了。我的那条注解，看上去只有十几个字，实际上我是经过一大圈考证，才写下那十几个字的。我何必费事去下这么多功夫呢？采信一个耸人听闻、又有出处的“重大发现”，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损害，相反可能会增加书的发行量，我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我不能。
腿脚的功夫同“脑子的功夫”结合
高：这就是说，通过访问获取材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腿脚和耳朵的功夫应该同“脑子的功夫”结合起来，东西方学术两种方法应该结合……
陈：完全正确。西方人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与历史研究结合，有比较长的时间，也出了丰富的成果。这可以说是他们的传统。尤其是西方学者治中国史，他们不肯采信中共充满谎言的“正史”，只希望我们抛“料”给他们。这就把希望得到西方学者提携的中国的助教们和希望到西方留学、访问的学生、学者们引上了一条重视调查、访问之路。其实，中国老一代历史家从来就不反对或偏废这种方法。只是这么多年被党文化压制，无须在党的口径之外寻找证据，把一代人的学风搞坏了。所以，在新的一代中，重新培养和训练这种学风，是十分必要和可喜的。但这一部分人又发生一个偏向，以为“实录之外无学问”，并且讥讽和嘲笑另一种方法，用自己的尺子去量别人，媒体也跟著表现出亲疏，这就偏颇了。
其实，正如张戎对金钟先生所说，搞材料根本离不开“脑子的功夫”。他们在俄罗斯图书馆里，时间不可能很长，那么多的材料，取舍什么，采信什么，如何顺藤摸瓜，在逻辑断裂处建立起一条虚线——即建立“假设”，一点也离不开研究的功力。如果是一个没脑子的人进去，至多给你编一本《××资料大全》出来。
另外，辨析和证实、证伪工作，也是以大量的腿脚功夫和信息量为基础的。搞社会科学，没有一定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人，是搞不出名堂的。或者说，搞出来的东西别人看不懂，没有共鸣。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看毛泽东的“经济视角”及其它
高：《中国“牛仔”》这本书是否有出外文版的打算？对外国读者，你觉得有什么与对中国读者不同的针对性？你的书与张戎的书，一中一英，基本上同时出来，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陈：我不熟悉国外的现状，因此无法判断这件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自己是想写给中国人看的，之所以有时提一点外国的事，主要是为了把时空参照系拉开。但我觉得，外国人不妨通过《中国“牛仔”》，了解一下中国史学的一个品种——考据学——的现代成果。我还没有看过张戎的书，不便评论。但她对采访记者说的一句话，我有同感。她说，我能做这件事，所以做了。也就是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做自己份内的事。对于这代人来说，我想还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在我们入土之前，对给与我们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做出评判。
高：你对于海内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如何评价？你认为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成果和缺陷？你写这本专著，是否有对于海内外毛泽东研究做某种传承和突破的考虑，是否有对海内外毛泽东研究的某种针对性？
陈：“毛泽东研究”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不可能作全面的评价。在“毛泽东主义”一章中，我对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毛研状况做过一个概括，我认为，也许是受中共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的影响，国内外“毛研”的思路，仍然局限在诸如毛的政治战略、军事、哲学、教育、外交、文艺等局部和早期思想研究领域。出于接续“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这些研究通常都把毛的著作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进行比较，并进而开拓出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的空间。而所有这一切，又旨在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政治结论。
在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虽然比中国国内活跃，但也有著上述研究的特征——并不把“毛思想”或“毛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看待。如施瓦茨、迈斯纳、施拉姆、德尔斯科和斯塔尔等人的研究，主要是把毛思想与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思想进行比较；如魏克曼、迈斯纳等人的研究，主要是把毛思想与格拉姆西、卢卡奇、卡尔斯、马尔库塞和康德、黑格尔的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进行比较。所有这些比较也好，证明也好，都是在一个前提下进行的，那就是认定毛泽东的“道统”是从马列、苏联那里来的，是与国际共运有什么关系的。反对者则认定，毛的道统是从中国古代的“显学”——儒家传统来的。他们并不注重中国文化中另一个更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作为“显学”的对称物、作为上层建筑的“补结构”——道家的传统和先秦以来“造反─革命”传统对毛的影响。——毛泽东没有沉没，为什么？因为他躺在一片特殊元素构成的海域里，那里的浮力托著他……
发生在六十年代初期，以英国《中国季刊》为阵地的，威特福格尔与施瓦茨的“主义”与“思想”之争，曾经为“文革”前毛思想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它值得称道的一个成果，就是把毛思想当做一个独特事物看待了。以后，作为“弗洛伊德葡萄园”的技艺传播者，“心理历史研究”方法也加入了塑造毛形象的行列。这个研究非常重要，但它与弗氏理论繁育出来的其它果实一样，往往机械地打上“性心理”的烙印。
我认为对我的《中国“牛仔”》思维开拓帮助比较大的是特里尔的“毛传”。他看事物的“经济视角”，是国人研究和我自己的研究很欠缺的。国人中写《水浒源流新证》的作者侯会，也很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视角。真的，受他们启发，我觉得经济因素在人的生存发展活动中的地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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