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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者黄靖答问：中国能走通和平发展道路吗？ |
| | 胡锦涛踏上访美之旅的时间逼近了，这或许是他任内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访美。重温他的上一次访美（2006年，当时还是小布什当政），别有意义。时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对那一次胡锦涛访美剥茧抽丝，条分缕析，并剖析了中国“和平崛起”和“北京模式”的可能性
◆黄靖／高伐林
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延宕已久的华盛顿之旅终于成行。由于白宫在接待过程中接二连三冒出很多插曲，一时几乎吸引了媒体、公众甚至专家的全部关注。事过多时，可以来深入探讨这次访问真正重要的内涵和意义了。
在笔者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对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进行的专访中，解读胡锦涛的访美之行是最重要内容之一。黄靖剥茧抽丝，条分缕析，充分展现了他多年从事中美战略问题研究的素养和思维力量。在笔者表示对此印象深刻时，黄靖回答说：我到了布鲁金斯学会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估是主要工作之一。这里谈到的内容，都是经过认真思考推敲，并与相关部门与同事们反覆研讨之后的一些想法。
小布什为何咬住胡锦涛访美不算“国事访问”
高：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成败得失如何评估？我们知道，对这次访问，国内官方媒体照例口径一致，说是“圆满成功”，海外中英文媒体说法不一，比较多的人认为并不成功，甚至有的还冠以“失败”的评价。很想听听你的分析。我的一个感觉是，胡锦涛这次访美，自己并没有抱很高期望……
黄：非常正确。我很同意你这个说法。
高：但就算不高，他是否达到了期望值呢？
黄：我最近刚应邀写了篇文章，《从战略的角度看胡锦涛访美》，是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份杂志要的，BBC已经摘要发出来了。我认为，胡锦涛这次访美，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下进行的：
第一，小布什的民意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他是个非常弱势的总统，在予、求两方面都是勉为其难。与中国元首谈判，他并没有多少东西能拿得出手，因而期望得到的也很有限。从一开始，峰会就先天不足。
第二点，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像两国贸易不平衡、货币汇率等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给这次访问带来很大压力。白宫与国会的关注重心是不同的，小布什主要关注的是安全问题，对他来说，首要的议题是伊朗和北朝鲜；但国会却希望在经贸和人民币汇率上有所突破，解决中美之间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中国的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务虚不务实，没有实事求是，也没有把工作做细，区分美国各派势力之间的差别，坚持要“国事访问”的名分，实际上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表现。小布什不肯搞“国事访问”，并不是不想给胡锦涛面子——这个面子从根本上说并不需要美国的小布什来给，作为中国的国家首脑，胡锦涛的“面子”都已经有了——而是作为弱势总统，他第一不想、也不能得罪共和党内的右翼保守势力（也是他的政治基本盘），其次他不想失去对峰会的主导权。他很清楚，定为“国事访问”，美方主导峰会的就不仅仅是白宫，就不是自己说了算，必须让国会卷入峰会议程。国会中不少人对中共并不友善，国会若堂而皇之地要过问，就将这事搞麻烦了。马上国会又要大选，不仅小布什，而且整个共和党都要遭到巨大伤害。他咬住不算“国事访问”，一个劲想把胡锦涛往他的农场拉，就是因为他想跟胡锦涛谈他的一套难题。但是中国有关部门还是将面子看得太重，一直耿耿于怀。其结果是小布什认为胡锦涛只不过是想通过访问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为中国国内的观众作秀，并不真正想解决实际问题。小布什因此对峰会的兴趣大减。而下面的人也随之敷衍了事。访问中“意外”不断，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点，陈水扁玩了个“终统风波”，也确实破坏胡布会谈的气氛。
要从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这一点来看，我赞成西方的看法：这次访问没有太大实际收获，确实很难说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然而，胡锦涛应该一开始就估计到了：此行是得不到太多的实际收获的——尽管他可能愿意给小布什愿意要的东西，小布什却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来回报。比如，胡锦涛说“我在伊朗问题上与你配合，但你在贸易问题上不要逼我这么紧”；或者“我在经济问题上与你配合，但你在台湾能源问题上要给我们回报”。小布什自己囊中羞涩，拿不出来呀！那么胡锦涛有什么必要给你小布什呢？
一方面，胡锦涛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突破”的期望；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把小布什这个朋友交得太“铁”——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锦涛不到小布的私人农场去：一去，就成了小布什的私人朋友，可这个朋友只有两年就得下台了，反对者要远远多于支持者，这两年眼看着他会越来越弱；而胡锦涛起码还有六七年执政岁月，他不会想把他的私人感情完全投入到小布身上。要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江泽民和克林顿的私人交情太深就是前车之鉴嘛，与前任越密切，对后任就越被动。这种情况，在白宫易主与两党交替同步进行时，更加严重。
一路走来是和平的，走下去会不会和平？
高：你们与美国政坛朝野双方、以及各种智库、政策研究者接触很多，你认为他们对于胡锦涛所宣示的“和平发展”道路，尤其是其中涉及美国的内容，是否相信呢？在美国的政策制订者看来，中国的发展，是否可能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和战略地位，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对策？
黄：对于胡锦涛所宣示的“和平发展”道路，他们不相信。
高：但是你刚才说……
黄：刚才我说的是“现在”——这么简单地说吧：大家都看到了中国一路走来是和平的，但是走下去会不会和平？“和平崛起”并不等于崛起后仍然和平。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我说“他们不相信”，是不相信中国进一步发展了还会和平。
高：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中国实力增强了，能够挑战美国的利益和战略地位的时候会怎么行动，美国人很有疑虑？
黄：对。为什么呢？这牵涉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中国未来对美国利益的挑战。比如说能源消耗吧，美国现在每年人均消耗汽油量500加仑，中国则是人均15加仑左右，当然构不成挑战。但中国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20年后，中国至少会达到日本的水平：每年80到100加仑。那就是不得了的挑战！与美国的争夺就可能激化，怎样去化解？现在还没有答案。正因为没有答案，所以对中国不信任的看法、“中国威胁论”就有基础。
另一个，中国对美国更重要、最重要的挑战，是价值观念上的挑战，是“北京模式”，还是“华盛顿模式”？
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南辕北辙
我们知道，所谓“华盛顿模式”或者说“美国道路”，有三个基本点：绝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支撑前两者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个价值理念，说白了，就是两条，一条是个人权利重于整体利益，我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牺牲我的个人权利；另一条是个人的选择重于国家的选择，或者说集体的选择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而所谓“北京模式”或说“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则在这三个基本点上正相反。第一，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越是经济外围的东西，像销售、轻工业，服务业，越是市场化；经济的核心部分像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等，还是社会主义化，尤其是金融体系，中国改革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中国的银行迄今为止还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业机构，而是“唯命是从”的政府机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命脉还是控制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在市场手里。第二，政治制度上我们都知道中国还不是民主制度。说得好听一点，是一个柔软的威权制度。第三，支撑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是集体永远大于个人，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权利，中国历来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个人权利，甚至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必须”。中美对于人权认识的根本分歧在这里。
如果“北京模式”成功了，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人、多少国家会走中国道路，多少人、多少国家会走美国道路？显然走中国道路的要多得多，发展中国家是大多数么，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对美国来说，真正要命的“中国威胁”是在这个地方，是走什么路、做什么人、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根本冲突，而不是单纯的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无非是两条解决办法，一条是动武，谁的胳膊粗就谁赢，但打起来会两败俱伤；另一种是妥协，创造所谓双赢局面。但要妥协就得信仰同样的“上帝，”这是制定并遵守同样游戏规则的必要条件。制定并遵守游戏规则是妥协的最根本基础。在人类历史上，为信不同的上帝杀的人，要比争利益死的人多得多。道理很简单么，信不同的上帝，就有不同的价值理念，就不可能制定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也就不可能通过妥协来解决利益冲突。例如，一场大地震来了，按照西方价值理念，要先救妇女儿童；按照东方和穆斯林的价值理念，是老人、男人先走。这两派在一起永远也达不到妥协，只能打了，谁打赢了谁说了算。而在美国看来，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不能让你认同我的价值理念，那么早晚我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就会发展到武力冲突。这是“中国威胁论”最主要的根源！
现在中国比较弱，和平发展道路还可以走下去，但到了比较强大的时候，还不改变价值理念，就会出现冲突了。
美国评判中国是不是“和平发展”，有两个主要的标准，一个标准在中国国内问题上，看你政治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倒不是要求一定马上民主化，但是在人权、政治参与、言论自由、法治问题上，要向民主价值理念的方向迈步。如果美国认定中国是在这样做，那么恐惧感就会越来越小。
还有一个就是在国际问题上，看你是不是负责任——对伊朗、委内瑞拉、苏丹以及北朝鲜这些国家，是否尽到了大国的责任？也就是说，是否按照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来处理？例如，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没有任何政治条件，就是单纯的利益交换，我给钱，你给油。美国西方却不一样，有政治条件：要得到我的援助？可以，但你得民主化，得维护人权，否则我就不跟你交往。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交往也是这样有政治条件的。他们就认为中国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是不负责任，因为伊朗、北朝鲜这些国家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霸权，更是世界秩序，你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中的一员了，那么你有没有责任来和大家一起来制止这种“坏孩子”的挑战？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美国主流意识都认为中国还不及格。美国尽管认识到、并且接受甚至鼓励中国现在的和平发展道路，但这个“和平发展”是中国按照自己目前的国家利益和外部环境制定的发展战略，它既不是、在“北京模式”没有真正转变成“华盛顿模式”之前也不可能被看作是中国对未来和平的承诺。因为这个“和平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对利益的追求，而非对价值理念的肯定与承诺。这是西方还是不愿意信任中国、还要把中国的崛起看成威胁的根本原因。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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